回忆录

廖亦武辗转经由越南和波兰逃到德国。 近日抵达德国的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他是为了出版其被禁著作《证词》而决定离开中国。 生于四川盐宁的廖亦武在1989年天安门要求民主的运动被镇压后由于创作描写六四镇压的长诗《大屠杀》被监禁四年，其后出版的多本著作被当局列为禁书。 他先后17次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近日经由越南偷渡离开中国，其后转到波兰，于7月6日抵达德国柏林。 廖亦武对BBC驻柏林记者说，他的家人认为逃亡西方比留在中国安全，因此对于舍家人而去，他并不感到失落。 廖亦武著有《中国底层访谈录》和《沉沦的圣殿》等描写中国社会现状的作品。作品遭到中国当局查禁。 即将在德国发表的《证词》是廖亦武自己的回忆录，叙述了中国当局给与他的一切对待。 他形容自己因为坚持写作，已经在中国“陷入了僵局”，他与当局为出版新书而一直进行谈判，但是没有结果，出版商也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因此决定设法离开中国。 廖亦武说，他在未来一段时间将出席新书在德国的宣传活动，然后还将到美国等地推广其另一本新书《上帝是红色的》。 点击 页首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2010年10月，古城南京。     与众多开国元勋后人生活在北京不同，张闻天的独子、72岁的张虹生在这里安静地居住着。     循着张虹生提供的大钟新村住址找过去，没想到，家里没人。直到老人的外孙放学回家，才知道这是他女儿的家，他本人不住这里。我直奔张老现住处。     “你可能不相信，这是我租的房子。”看我对这个简洁的新居一脸好奇，张虹生告诉我。     采访一直持续到晚上。但是，关于张闻天的一切我们只谈到了皮毛。对于这样一个经历曲折、思想深邃的历史人物，我们需要时间。     次日，我们继续。张虹生记忆中的父亲一点点重新清晰起来。     “父亲去世后，骨灰盒上连名字都没有，而且没入殡仪馆正厅。”张虹生说，“父亲的日记交了上去，我自己也无法看了。思念起父亲，有时候想起的是伤心的往事。有时候想翻翻父亲的日记和读书笔记，但是，都已经不可触及了。”     调离外交部、调离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遣送至广东肇庆、迁居无锡……在儿子眼中，变故一次次地打击着张闻天，“官越做越小”。     张虹生很少谈父亲：“我一直没有写关于父亲的文章，因为母亲不让我写，她说儿女写父母永远没有说服力。的确是这样，不用说儿女写，本人写的自传很多都没有说服力。第一，根据现在写过去，得用现在的要求去写；第二，有的地方可能自我吹嘘。”           图书馆里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          我10岁才和父亲第一次见面。     1939年，我出生在新疆迪化(今天的乌鲁木齐)。我出生时，父亲还在担任着日理万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我出生后不久就被寄养在迪化八路军办事处，由一位干部的母亲照管我的生活。母亲只身回到了延安。     1949年，东北局势日趋稳定后，我才被警卫人员送去见父母。那年，我已经10岁了。因为我从小听过许多英雄故事，所以沿途老打听我父亲是不是司令员。当听说是什么书记时，连连说不好，还是司令员好，佩手枪、骑大马……     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发现他没有盒子手枪，也没有骑高头大马，真有些失望。但后来发现他和妈妈每天是坐小汽车去上班的，感到这汽车比我坐过的马背摇篮要好，特想去试一试。但父亲不许。     那时候，家里有勤务员、警卫员、保姆等，完全可以照顾我的生活，可父母不让。从小学5年级开始，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得我自己干。当时，我认为他们对我严到不近人情是不喜欢我。     1979年，父亲平反后，组织上为了落实政策，有意让我回北京，顺带照顾母亲。当时我是很想回北京的，但母亲不同意，调函都到我手里，母亲却又退回去了。     这种情况在文革之后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我也没什么说的，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他们都跟老百姓比，老百姓能做到的，你就该做到，做不到就是你有特殊化思想。他们在这方面特别注重。     母亲到中纪委工作后，把我看得很紧，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化，甚至连我评职称都干预。她固执地以为，只要工作表现好，不用申请，“自然就会被选上”。     我在南京大学工作的20多年里，再没申请过职称，也没幸运地被自然而然地选上。一直到退休，我都只是学校图书馆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母。     在我顶着“右倾坏学生”的帽子在新疆劳动以后，我才知道在大跃进问题上、庐山会议上，我父亲没错，他是对的。劳动之余我借了不少书看，慢慢地久了，我和父亲的思想就接近了。     父亲1967年后没有工作。我从新疆回来，他对我特别好，这时候才真正显露出来他的父爱。他很关心我的生活，知道我工资低，抚养小孩困难，在肇庆监管时，他还从每月120元的生活费中扣下15元补贴我家用。平日里，他除了看书写作外，喜欢跟我在一起讨论问题，经常把我叫到身边。这个父爱是说不出来的，对我很慈祥，但是生活上还是很严，一直到他去世都是这样。     我没有任何父亲的遗物，都捐了。我父亲后来的笔记、日记等原稿，我想留着，我妈不让。捐出去后，我现在也看不到这些日记了，我不是党员，不能随便看。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文稿在我手里，想要的可以来复印，这样对父亲的研究会更透彻。但是现在不解密、不让看。比如，我父亲在外交部这一段历史，外交部不让看，因为牵扯到我父亲的外交观和当时执行的外交观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和平与战争的问题，我父亲的观点是世界的趋势是和平的，他说，我们起码能争取10到20年的和平，而10到20年的和平争取到了之后，世界大战就更难爆发。毛泽东则一直强调战争和备战。     其实，父亲的日记我也没看过。他的日记很多，最宝贵的是16本日记，记录了从庐山会议以后到经济研究所的经历，后来抄家时被封存了，据说遗失了不少。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始终过着“标准钟”一般的乏味生活，除去必要的应酬，只要在家，几乎全泡在书房里，足不出户。每次周末去学校之前，等到我跑去向父亲告别时，我甚至只能隔着房门，说上一句：“我走了。”好一会，房门内才传出一句：“知道了。”     　　      被遮蔽的总书记     　　     回顾父亲的一生，一个绕不开的人物就是毛泽东。     1934年1月，父亲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2月，在中华苏维埃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当时，毛泽东没有实权。我父亲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现在的总理，下辖12个部。     原来毛泽东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担任两个职务。我父亲替代他当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之后，共产国际是相当不满意的。共产国际对我父亲一直不大欣赏，说是我父亲在苏联的时候就不那么听话。     毛泽东后来掌了权，在于他有几个特长。第一是他指挥打仗确实行，比我父亲强；第二是共产国际一直支持他。     在中共党史上，有一段洛(洛甫，即张闻天)毛合作的历史。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曾经说过当时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正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然后是毛泽东发言。父亲在反报告中把博古的报告批了一通，这个反报告是毛张合作的结果。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但是，现在一直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实际上遵义会议既没有确立他在党内的领导，也没有确立他在军事上的领导。遵义会议上大家选的总书记是我父亲，我父亲当时不肯当，一再推辞，所以遵义会议上最后没有做决定。毛泽东只是在遵义会议上由于我父亲的提名和大家的支持进了政治局常委，四个常委他是排名最后的一个。我父亲到延安以后给共产国际汇报党的组织机构时也是这样写的。     从1935 年春遵义会议，到1938 年秋六届六中全会，将近4年，父亲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总书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才逐步把这个职务交给毛泽东。     1997 年3 月22 日，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当时任红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同我母亲谈话，对这个重要史实作了明确的说明。杨尚昆说：“遵义会议以后，不知你们注意没有，有一段时间没有总书记。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闻天同志谦虚，再三推辞。毛泽东同志也说自己参加军事指挥较好。于是这个问题就搁置起来。拖了20来天，不能再拖了，中央常委作出决定，闻天同志这才挑起这副担子。张闻天当时当总书记，是得到大家拥护的。”     中央党史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的《张闻天图册》，以“在总书记岗位上”为标题，明确记述，张闻天遵义会议“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传》修订本中单辟“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节。书中还加了一条较长的注释，列举张闻天、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伍修权等六位遵义会议参加者关于张闻天任总书记的说法作为根据。     1938年8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应以毛泽东为首解决团结问题。而当时毛泽东只是军委主席，还不是总书记。父亲就跟毛泽东说，我把总书记职位让给你。但是毛泽东要父亲将总书记继续当下去。     从那时起，父亲虽然形式上还主持中央会议，但实际权力都交给毛泽东。     我父亲跟毛泽东的过渡是非常平稳的。后来好多干部讲，那时候我父亲让权给主席是对的，那时候主要是战争时期，军事是主要的。     有人提出说：不争权的张闻天为何在1938年与毛泽东关系恶化？其实父亲跟毛泽东并没有分裂，只是父亲反对他跟江青结婚而已。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中央的几位领导向父亲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做工作。父亲觉得很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父亲经过反复考虑，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听说毛泽东读完后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父亲自然不在邀请之列。     据《杨尚昆回忆张毛交恶》，尚昆叔叔说，在延安毛主席最不满洛甫的一件事就是反对他和江青结婚。后来，他们两个关系就越来越僵了。     为这事，我母亲还说过父亲，说你为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写信呢，以中央的名义多好呢。     　　      父亲的最后岁月     　　     “文革”开始后，在北京的父亲，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批斗，并被“监护”了523天。1969年10月，解除“监护”，遣送广东肇庆，开始了岭南的流放生活。     父母被遣送广东肇庆实施软禁时，上面通知：张闻天的名字停止使用，另取化名，对外保密。父亲说，既然我是普通人了。就叫“张普”吧。“张普”这个化名一直伴随到他含冤去世。     1973年，我去看父亲。当时，父亲的冠心病已经很严重了，除了隔日与保健医生下盘象棋，几乎没有其他活动。见到我，他又开始谈论国家经济政策。     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我从肇庆回新疆，他很舍不得，一直送我，送到半路他走不动了，坐在路边大口地喘气，双手捂着胸口，面色发紫。我自己去的码头，他一直在那儿看，看着我走远。我回头几次看，他一直在那儿看，那是一种深沉的注视、使人心碎的注视。3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仍记忆犹新。而以前，父亲从来不送我。     从1972年起，父亲曾多次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要求回北京治病，石沉大海；要求回家乡上海养老，但同样得不到批准；1975年4月，他再次写信要求迁往离上海近一点的苏州或无锡居住，终于获准。     但当他到达无锡时，他的生命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     1975年，我帮父亲搬家到无锡。一个月后，我要带着小女儿回新疆了，临行前父亲拉着小孙女的手一再说：“真舍不得你走啊。”但是，父亲想留下孙女也没办法。     一年后的7月1日，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不许召开追悼会，母亲准备的花圈上也只能写“献给老张同志”。骨灰盒上的名字不能写张闻天，还是写着“张普”。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还在新疆。我接到江苏省委发来的电报说父亲病重，我深感不妙，急忙请假往回赶。     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我赶到无锡时，父亲已经去世十几天了。我这个他唯一的儿子竟连他的最后一面也没见到，真是欲哭无泪。     等我见到母亲时，父亲已是殡仪馆杂物间里的一盒骨灰。     我回去的第二天，母亲带我去看父亲的骨灰，放在一个很小的储藏室里，不准进正厅。就他一个人单独地被放在储藏室。     父亲去世的这一天，是党的生日。而我的二女儿，也是在7月1日这天出生的。          本刊特约撰稿/陈静思

　　“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 　　这行车路线，大概是傅连暲有意安排的，让我熟悉一下中南海的“门路”，如果再绕到中南海的东门、西苑门，进入中南海时，则四门都看到了。 　　新华门已彩饰一新，门脸朝向西长安大街。这座中南海南面的两层大门楼，在清王朝时被称为“宝月楼”，袁世凯作临时大总统时，改称为“新华门”，作为总统府的南大门。现在这座大门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中，它也新生了。 　　两位年轻而英俊的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地站立在门前，司机亮出了通行证，解放军战士以立正的姿式用手示意可以通过，汽车开进了中南海。 　　卧车沿着南海西岸边上的柏油马路，缓缓地向北行驶。美丽的南海人工湖，在微风吹动下，掀起了层层涟漪，碧波荡漾，恰似人们面部展开的笑纹。这清澈、碧透的南海秋水，使我联想起延河秋水的流动，仿佛还听到那延河水的潺潺之声…… 　　傅连暲坐在车里一直在闭目养神，可是我的思潮却一直在起伏翻滚，不能平静下来。 　　这是傅连暲第三次带我去见毛泽东了，也将是我第四次见到毛泽东。历史的进程多快，仅仅数年的时间，已经是沧海桑田，换了人间。中华民族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转折过程。一幕幕的历史画卷，一刹时全在眼前掠过。 　　这次去见毛主席与过去不同啦，我将要在他老人家的身边工作了。见面时，将会是个什么样的情景呢?我见到他时，第一句话要说什么呢?啊!对啦，这次见面后不要忘记了向毛主席问好，怎么回事，前两次傅连暲带我去见毛主席时，都忘记了向他老人家问好呢!没办法，只好把这个“问候”藏在心里，这次见面时，一定把它从心坎里掏出来。应该是这样，当傅连暲一介绍完毕，我就接着说： 　　“主席，你好，我来做您的医生来啦!” 　　…… 　　“嘎”的一声，汽车停了下来，惯力把我向前推搡了一下，撞断了我的缕缕思绪。 　　“王医生，到了，下车!”傅连暲说着，汽车已经停在一所红漆大门之前了。这大门很宽，约有五尺之距，我连忙随着傅连暲钻出了汽车。警卫战士示意我们可以通行，汽车则移停到了大门旁的南海岸边。 　　我向大门望去，从建筑上讲，这大门上是筒瓦卷棚硬山顶式，东西尚各有数间厢房，显示着明清古建筑风格上的气派。两扇宽大的大门敞开着，大门框的上方，挂着一块大匾，匾上横着镌刻三个大字：“丰泽园”棕黑色的漆底托出漆金彩的欧、赵混合体的汉字，显得圆浑清秀，耀眼夺目。在这块匾上方，即“丰泽园”三个大字的上方中央，有一个大方印的印迹刻文，这由右向左横书的字体，大概又是署以乾隆皇帝御笔，这样的字体风格几乎到处可以看到，不过这三个写得更见功夫;虽然，康熙和乾隆的字体结构，笔法风格相近，但以乾隆为名留下来的最多，形成了他行动的轨迹，每到一处都留有以他署名的笔迹，以示乾隆的风流;不过，我看到过乾隆皇帝的墨迹，写得很差，不敢恭维;因此，我深信是他人的代笔无疑，推断是他借来的“风流”。 　　当我抬头看到由右向左横书的“丰泽园”三个大字时，一种喜悦的心情不由得油然而生，而且几乎是被惊喜得震住了。大概我内心的感受是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拨动了我的心弦所致。 　　好一个吉利的匾文哪!“丰泽”二字立即在我的脑海里滚动起来，“丰而泽”、“泽而丰”……难道这所历史的建筑物——丰泽园，就是为了今日毛泽东的进驻而准备的吗?! 　　丰泽园据载是康熙年间所建，在中海的西岸南端，南海的北岸上，开辟了这块园地，是为了在每年的农历三月，皇帝来这里进行“演耕”、“习桑”。所谓“演耕”，就是由皇帝扶犁，差人牵牛，地方官进鞭，走几个来回。表示一下进行耕作，以示勤劳，劝民耕种的一种仪式。不过这种仪式也没有表演多久，中南海的陆地上便建满了殿、阁、楼、台、亭、榭，以及假山等等，哪里还能“演耕”、“习桑”，故只留下一个名称而已了。 　　我随傅连暲跨过了高高的大门坎，这门坎真高，足有尺余，大概也表示着尊贵吧。走进丰泽园的大门，是一个东西横长的一个小院，与丰泽园的建筑规模相比，像是多余的，但有了这层小院落，又显得丰泽园多了一层深沉和含蓄了，视线通过这小院，映入眼帘的便是一个像影壁样的大门，即垂华门。它与大门相对形似一顶花轿，方正有四个门，只是北侧的门是不开的，把人的视线切断，挡在了外面，又加了一层的深奥。这垂华门雕梁画栋，彩色纷呈，是能工巧匠的杰作。 　　垂华门两侧建有砖墙，像丰泽园的内墙。垂华门不是穿堂门，进入此门后从两侧穿出，所以从正面看去像个影壁了。 　　我如刘姥姥进入大观园一般，目不暇接，环视着周围的景物。走过垂华门向北，迎面便是一座宫殿式的、坐北向南的建筑物，明清风格，庄严典雅，为砖木结构;在其南向的大门上，也有一块木质横匾，上面横刻三个彩漆过的大字“颐年堂”。颐年堂为筒瓦卷棚歇山顶式，门窗为一色的楠木所制。 　　据说这颐年堂原名“崇雅殿”，乾隆时改称为“惇叙殿”，慈禧60岁生日时，重修，定名为“颐年殿”;民国初年，因避“殿”名，由袁世凯改称为“颐年堂”。 　　以后，王爱琛高工相告，这颐年堂各有配房五间，东房有额匾“烟雨图”，门两侧配有联对为：“锦绣春成花富贵，琅秆竹永报平安”。西房亦有额匾“出山画”，门两侧又配联对为“万福屏中春永驻，千年枝上日重光”。大殿为一色楠木构筑，庄重典雅，内部红木落地花罩，五福捧寿天花，雕刻精细。 　　就在这颐年堂前，傅连暲停住了脚步，从他的黑色中山服上衣袋里，掏出了他写给毛泽东的介绍我的信，送到我的手中说： 　　“王医生，你自己去吧，毛主席就在东侧的那个院子里，我去看看朱老总。”他说罢，转身朝着西北的方向走去。 　　我事先可没有考虑到傅连暲这一手，我拿着那封信，站在原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发起呆来，也无暇顾及周围的景物了。心想，这下可糟透了，怎么办?!傅连暲把我一个人甩在这里，人生地不熟，叫我一个人去见毛主席，这不是等于让我去毛遂自荐吗? 　　我进退维谷了…… 　　傅连暲向前走出了十来步，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多么希望他发点“恻隐”之心，回来带我去见毛泽东呀!解脱我的困境。他看见我仍站在那里，像一只小鸡呆滞滞地一动未动，于是又用手指点了一下，同时又撅起了嘴唇，向毛泽东住的院落指了一下，再次提醒了我去的方向，也是督促我快点开步走吧!在这些表情举动之后，傅连暲又转过身去，朝原来去的方向走去，与我分道扬镳了。我真想跑过去把他拉回来，但他很快就消失在颐年堂西侧的走廊里。我希望他带我去见毛泽东的想法破灭了，痴痴呆呆地站在那里，心想叫我一个人去见毛泽东，怎么办?!车上想的都用不上了…… 　　咳!毫无办法，我拿着傅连暲给毛泽东的信，踌躇地迈开了不想抬起的双腿，向着傅连暲所指给我的那所院落走去…… 　　当我走近这所院子的大门口时，我迟疑地脚步放得更慢了。一个值勤的卫士中等个偏低的身材，圆圆的胖头，黑黪黪的皮肤，两只大眼睛，两层厚嘴唇半开着，一身老“八路”装束的打扮，还没被风尘洗去忠厚农民的气质。以后知道他的名字叫王振海，早就注意到了我的行踪，当我走近他的“防区”时，他正抬步走过来，向我这位不速之客靠近，就在这一瞬间，恰恰毛泽东在几位领导人的陪同下，有说有笑地从这所院子的过厅中走出大门来。值班的卫士马上收住了脚步，并且向南横跨了几步，退回到他原来的位置上，让开了毛泽东一行的路线，但是，他的目光仍然警惕地盯着我。 　　这一巧遇，使我喜出望外，我高兴地紧走了几步，迅速地冲到了毛泽东的面前，他和随行的同志都停住了脚步，一起把视线集中在我的身上。我快速地把介绍信递到了毛泽东的手中。 　　毛泽东接到信后，马上从未封的信封中抽出了信纸，展开后很快地看了一下，然后又看了看我微笑着说： 　　“好!王医生，欢迎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现在要去开会，以后我有事就找你。”说罢，他把手伸了过来，与我亲切地握手，既表示对我的欢迎，又表示暂时地握别。我双手握着毛泽东那只熟悉的、又大又厚的右手，什么也没来得及说一句，“好”也没有问，就闪开了道路，然后，回过头来，目送着毛泽东一行匆匆走去的背影…… 　　我又回转过头来，看了看毛泽东居住和办公的院落的大门口：两扇门并不大，是中南海内，也是老北京四合院建筑的一般样式，双扇门的门框上方也横卧着一块匾，刻有“菊香书屋”四个很雅气的字。这样，我算是在菊香书屋的门口报了到。 　　从这天起，我就是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了…… 　　刚才，毛泽东微笑着对我说话时，我注意到，他那过去紧锁的双眉展开了。微笑也和过去不同了，这是一种卸去战争重担的微笑，是胜利者的微笑;他比过去胖了一点，大概是来自心宽吧。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展开了他那紧锁的眉头，还是因为发胖展开了眉头间的皱纹;或者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在毛泽东高大宽阔的前额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横纹。数十年艰辛的战争生活，风风雨雨，严寒酷暑，霜雪霰雹，似乎都没有在他的前额上遗留下痕迹。 　　以后，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数年中，再也没有看到过他紧锁双眉的样子…… 　　在菊香书屋的大门口前，我将介绍信交到毛泽东的手中不久，一天下午三时许，这时正是毛泽东一天工作的开始，也就是说正是他工作日的“早晨”，他睡醒后尚躺在床上读书，没有马上去办公室。已经和我见过一次面的值班卫士王振海通知我说：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他大概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或我的职务，所以他只好直称“你”了。 　　在王振海的带领下，我走进了菊香书屋。原来，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大门里是个过厅，是由一间西厢房形成的;穿过它去便是院落。这院落是老北京标准四合院形，四周的房屋一律是砖木结构，由北、南、东、西的房子合围而成的院子构成了一个独立的整体。 　　虽说此时正是菊花开始生长的季节，但是院子里没有长着一株菊花，更嗅不到菊花的馨香，看来菊香书屋只是遗称，名不副实了。也可能尚未到摆菊花的时令。只见有七棵苍劲、挺拔、郁郁葱葱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的径路旁侧，像是忠于职守的卫士一样笔直而严肃地站在岗位上，寸土不离，显得庄重而森严。另外在院子的东北侧尚有一棵槐树。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砖砌小径，约数十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就显得它比东、西、南房高了不少，于是显露出了正房的气魄。踏上数步台阶抬头向上望去，只见双开门的横门框的上方也有一块木匾，上面镌刻着彩涂的三个大字： 　　“紫云轩” 　　我心中暗道：好一个含蓄、典雅的“紫云轩”呀!在我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唐朝诗人李贺咏端砚的一首诗来，那诗的首联是：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从挂着“紫云轩”门匾的大门走进去，这里也是用了一间房子作为过厅的，过厅的东西两墙上相对着各开一个门，即北方人讲的一明两暗的格式。王振海把我带到了东侧的门里，他便马上退走了，这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毛泽东身穿旧的毛巾布做的睡衣，向右侧卧在床上，手持着翻卷着的线装书，正在阅读，因为室内的光线不足，屋顶上的灯和床头桌上的灯都亮着。他见我走了进来，立即将手中的书放在了床面东侧的书堆上，毛泽东移动了一下丰满的躯体，将上半身向床头靠了一下，变成了半坐的姿势，面对着我斜靠在床头上，用手示意我坐在床边西侧的一把靠背椅子上，这样面对着面便于他对我说话了。毛泽东伸手从床头桌上拿起了烟嘴，插上了一支香烟，用火柴燃点后，便很有滋味地深吸了一口，用手晃灭了的火柴捧放在了床头桌上的茶色玻璃的烟灰缸内，然后，让残烟任其自然地慢慢地从口角里飘流出来，一口烟后仿佛就显得神情飘逸了，大概会吸烟的人都有这种习惯吧。 　　毛泽东亲切、和蔼、微笑着说道： 　　“王医生，目前我这里的事情不多，有时间你还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几位书记。”说完又把烟嘴插入唇间吸着。大概毛泽东见我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表情又拘谨，不言不语没有反应就用审视的目光看着我。我确实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的话是否讲完了，该不该奉命就可以走了，所以等着毛泽东还要说些什么。我呆呆地坐在他的面前，双眼望着他的面部，期待着…… 　　这样的沉默约过了数秒钟。 　　也许毛泽东想要缓解一下这种沉默的局面，也许这种僵局场面对他来说是很难忍受的，也许他也不愿意像下逐客令那样说声：就这样，你可以走了……。 　　突然，毛泽东抬高了点声调。粗犷、幽默而嬉戏地说： 　　“王医生，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啊?”最后的“啊”字他发音成“ǎ”音，表示这样可以吗?这句话说出后，他失控地咯!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连双肩和颈部也抖了起来，是他回味了自己的粗话好笑，还是看着我拘束的表情好笑，还是看到我听了他的粗话而有点震惊，所表现出来的不知如何应付的窘态好笑?我确实像受到突然袭击一样，不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更找不出合适的语言回答，其实，“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这是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人皆知的俗语，但好像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没想到毛泽东也会说，使我不知所措了。 　　在毛泽东面前，我确实有点拘谨，当听到这话后，震动了一下，没有觉得好笑，所以我的表情仍很严肃，认真。毛泽东想用这种直率的、乡野式的语言同我交谈，缓解一下气氛，我明白过来后，我也笑了，气氛活跃了起来。 　　但是我没有笑出声来，倒不是“屁”字我对它听不惯，而是出自毛泽东的口，是第一次那么别扭，那么不是滋味。而且使我被动，因并未从根本上解脱困境。我的笑有点“迎合”毛泽东的笑，但心中并不开心感到委曲。 　　童年在农村生活过的我这个“野孩子”，什么粗话、脏话、难以入耳的骂人的话，什么没有说过，什么没有喊过?但是，与我以前三次见到的毛泽东大相径庭。在此之前，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庄重严肃，温文尔雅，才识渊博，每句话都一字千金、掷地有声的，一派大家风范。而眼前的毛泽东却说出这样的粗话，印象中的毛泽东和眼前的毛泽东发生了激烈地冲突。 　　我当时感到像是小孩子受了大人的戏谑，感到委曲、不“平等”，因为我不能用同样的粗话回敬毛泽东，只好吃“哑巴亏”了。在农村孩子们间的粗话，那是礼尚往来的，只要大人不在场，都信口互相攻击的，一直到拳脚相加，分个胜负。在我的家乡，小孩不能对长辈顶嘴的。 　　以后发现，那些我心目中敬佩的领导者们，包括毛泽东，说笑起来也是不顾雅与不雅的，这一点与“俗民”相同。这与人的性格有关，毛泽东是这种人，喜怒哀乐的情感任意挥洒，并不是“欺侮”小孩。在严肃的政治会上，不是也出现彭德怀对着毛泽东“骂娘”吗?! 　　以后，在一些回忆文章中读到，甚至在高层的外交场合，毛泽东也让粗话流出到口外，引起与他会谈的外国首领的震惊。甚至毛泽东与警卫战士们发生笑谈“屁”的故事，他把自己置身于与战士平等的地位。毫无职务的不同而发生“不平等”的感觉。毛泽东并且把“屁”字嵌入他的诗词之中，抬高了“屁”的身价。 　　美国前总统沃克·布什回忆他1975年10月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时的交谈，他回忆道：“……毛泽东也来自农村，在外交会谈正常进行中，经常用一些粗话，比如在谈论另一个话题时，他把美中关系中的某个特殊问题，说成是比‘放狗屁’还无关紧要。他的一位负责的女翻译照翻不误。这个词甚至在哈里·杜鲁门的粗话词汇中也找不到。” 　　毛泽东口吐粗话不但可以登大雅之堂，而且登上了两国首脑交谈的场合说出，使美国总统老布什感到惊讶，不能不说毛泽东也算是创造了。 　　不仅如此，毛泽东把“不须放屁”放在他的诗词中，也算是别有风趣的。在文人眼中看来可能不雅，而在广大的工农群众听起来，都感到顺气痛快。如1976年1号诗刊发表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还有个关于“屁”的笑话，是有关毛泽东与战士之间的故事，是会引人捧腹大笑的：在大笑的声中，读者会发现，毛泽东是怎样动员战士们共渡难关的。有这么一个故事： 　　转战陕北时期，生活十分艰苦，天天吃黑豆，天天胀肚，没完没了的放屁。 　　一天，在一个小山村梁家岔，几位卫士在毛泽东所住的土窑门前值勤，每当那一位卫士放一个屁时，都引起值勤的同伴们哄笑一阵，真是屁声不断，笑声不断，好像是在进行“放屁比赛”。毛泽东在土窑办公，自然也都听到了卫士们的笑声和屁声，于是他走出土窑，对卫士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知道这屁声是由于生活条件困难，因吃黑豆造成的，笔者推测，大概他老人家也想轻松一下紧张的劳动状态，于是毛泽东在几位卫士面前说：“黑豆好吃吗?”卫士听后，暗想黑豆不好吃，但又说不出口，毛主席也在吃黑豆呀!他老人家不嫌黑豆难吃，这怎么说呢，又不愿意说假话，说好吃，所以听到毛主席的问话，都保持沉默，不言不语。这时不知那位卫士放出了一个屁，毛主席听后，就幽默地说：“这是哪一位说‘不’呀!”，这句话一出口，立即引起了几位卫士的哄堂大笑，这一笑不要紧，因为腹压加大，有一位卫士放出了更响的一个屁，毛主席听到后，也笑了，大声说：“唉呀!打雷了，打雷就要变天了，看来胡宗南的末日不远了，本来咱们的陕北就这么点个地方，土地又贫瘠，农民打的粮食刚够自己吃，胡宗南来了二十多万人马，又吃又糟蹋，弄得咱们粮食紧张，只好吃黑豆，我们要渡过这一难关，再过几个月，咱们到蒋管区去作客去!” 　　困难随着笑声消失了。 　　毛泽东话音一落，响起了更热烈更长时间的笑声，故事在笑声中结束。 　　引来的这则故事，我还未查到原始的作者，但我相信根据毛泽东的性格判断，故事是真实的。 　　我不知道在湖南农村中，有无关于“屁”的故事。作者童年时在农村中生活，听到过关于屁的故事，不少谚语也与“屁”相关。也有关于“屁”的诗、祭文等，真可以说是一种屁的民俗文学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我觉得他实在太胆小了，他太容易受人左右了。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８９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奇.书.网-整.理.提.供)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寮国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 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张春桥提出，以后一般的中央文件不向毛报告，特殊重大的事情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后，看具体情况向毛请示。华国锋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王洪文也表示同意。 此后江青四人帮开始握有实权。 心肌梗死虽抢救得宜，但毛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脾，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食物。 经过医疗组的要求，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五月十五日傍晚，到工字楼召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开会。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照这样下去，等于没有治疗，断绝了食物和饮水。 张春桥讲，毛不同意下胃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说，现在毛不同意，可是能够接近毛的人，如张玉凤，也不同意。需要她明白下胃管的重要，向毛建议。 但张玉凤不肯来开会。她说要照顾毛主席，分不开身，而且医疗不是她的事，同她没有关系。 几位政治局委员嘿然不语。最后王洪文说：“我去同她讲一讲，让她也向主席提一提下胃管。”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这是刚刚进口的很细的管子，既柔软，又有韧性。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这种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我们建议，所有在毛的身边工作的人，都试一试，就更容易打动毛。 华国锋同意我们的意见，然后告诉汪东兴通知一组的人也都试一试。 他们临行前，王洪文对我说，珍珠粉是很好的药，可以给毛用一用。王说，他已经打电话到上海，精选一些好珍珠，做好粉，送来交给我。 我与神经内科的医生商量好，上海和北京各找一些病人试服珍珠粉，以确定有没有疗效和副作用。就这样将服用珍珠粉的事拖下来，到毛去世，一直没有使用。 四人中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藉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道，他不试了。接着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太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 华走了以后，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一组的工作人员都试过了。只有张玉凤不试。 她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我试了，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 用鼻饲管的事仍没有得到毛的同意。除去用手去摸摸他的脉博以外，毛拒绝其他的检查项目。 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留下来。因为这次发作的病因不清楚，我同毛讲，最好是查一次耳垂血。毛同意了。结果只知道是血糖偏低，没有其他检查项目，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 我又同毛说明，医生对他的心脏，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采取对策。最后毛同意了在他的前胸上贴上一个电极。应用空军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器，我们在大厅上，可以日夜不停地监视心电图形变。这此又调来五位心内科专家，一方面轮流值班监护心脏，另一方面做好心脏变化时的抢救工作。 病到这个程度，张玉凤仍然要毛看电影。我认为应该让毛保持安静，看电影很不相宜。何况有些片子内容荒诞刺激，看个电影又把毛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恐怕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张玉凤不听。 江青很不赞成。江觉得现在仍然看电影，对毛不利，电影的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且映久了，空气很不好。还是不要看了吧。 汪东兴一向和江是唱反调的。汪来到游泳池，找到我，要医疗组的医生在工字楼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汪说：“主席有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写个报告，说明你们主张看电影。” 我回答说，医生们都不主张不要看。汪当时十分不高兴。这个会又是不欢而散。 事后吴洁同我说：“老李，可不能再忤犯汪主任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垮台更快。”结果电影仍然照看不误。 毛在这期间表现很烦躁。在床上躺一会，觉得热，起来坐到沙发上。坐不久又觉热，回到床上躺下。江青提出，给毛再做一个床，可以两个床轮流躺，就不至于热了。这时毛已经没有力量自己移动了。于是叫几个人，又抬又推，从一个床上，换到另一个床上去。我认为这样作法很危险，容易摔跤，导致骨折。 六月二十日，毛烦燥不安，一事整天换床换来换去。我怀疑他的情况有变化。 傍晚，我同陶桓乐医生告诉张玉凤，毛的脉博早跳多，心电监护显示心肌供血不足加重。我们要张玉凤少让毛活动，尽量保持安静。张玉凤说：“我看主席同平常差不多，发生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告诉她，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死。张扭头走了，说：“我看没有这样严重吧。” 到晚间七点钟，毛已经服过安眠药，正要睡的时候，换床。刚换没有多久，毛起身坐到沙发上。坐了大约十几分钟，毛又回到床上睡。这时大厅内的心电监护显示心肌梗死。 我与陶恒乐冲入卧房抢救。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纷纷赶来。 这次心肌梗死的范围比上次要广泛。到凌晨四点多钟，血压开始稳定，人也逐渐安静。在抢救时，将鼻饲管安放好了。毛这次没有将它拔出来。 护士人手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一共有了二十四名护士，分成三班~轮换。 我将医生们分成三班，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轮流做心电图监护。 华国锋等四个人决定在游泳池值班。华国锋和张春桥一同值白天班，即由中午十二时到夜十二时。王洪文和汪东兴值夜班，由夜十二时到中午十二时。每天中午及夜十二时，他们交接班时，由我报告十二个小时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南海春藕齐旁新建的住所。江很少来看毛，也很少询问毛的病情。 张耀词对我说，护士们更多接近毛，护理毛的生活，是不是由他和张玉凤主管，医生则全由我主管。我说这可以，但是现在正是病危，生活护理和医疗分不开，有关治疗必须听从医疗的决定，张玉凤不能横加干涉。张耀词不说话了。 这时游泳池内有不少药品和器材。张耀词同我说，应该由医生负责保管。我不同意，因为医生使用药品、器材，自己保管，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很难查清责任。 应该由护士保管。为了这件事，张耀词说我不听组织的安排。所谓“组织”就是指张自己。我说这种安排，不全医疗上的安全责任制。因此争吵起来。张耀词说：“不是为了主席，我不受这个气。”我说：“你可说反了，我正是为了医疗上的安全，不能听你的这套指挥。”此后，在救治毛的过程中，还发后了几次类似的争吵。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９０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华国锋决定，医疗组在游泳池大厅内向政治局汇报发生心肌梗死和抢救的情况。此时距毛发后心肌梗死已有三个星期，虽然没有恶化，但已是无可能恢复。毛肺上的感染没有控制住，肾脏功能不好，心脏还有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会议中，江青说：“已经有过心肌梗死了，怎么还会再有呢？你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等以后治不好了，你们没有责任。主席说是有点气管炎，肺上一向是好的。也从来没有过肾脏病。你们说得这么可怕，是你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好。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 江青的这些话，使得大家哑口无言。护士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华国锋说：“你们很努力，很尽职。我和王洪文、春桥、东兴同志四个人值班，很了解你们的工作。这三个星期平安过去了。你们再努一把力，从多方面、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我们都不懂医，只能依靠你们。用一切力量将主席治好，党中央感谢你们。” 散会以后，大家纷纷小声议论，像这样的汇报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华国锋的讲话，意思是给大家鼓气。但是江青的那些话，完全将医疗组当成“反动派”。 史达林死时发后的“医生谋杀案件”的阴影都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很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奇Qisuu.ｃom书]，怎么办？” 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这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很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 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 我说：“那可不见得。” 汪说：“我同华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洪文进来了。我同王打了招呼，说了一下毛的情况，就回到毛的书房（这时已改成了病房）。 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所以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我张目看到北方一片红光。住在工字楼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跑到院子里，在底下叫我下去。这些天来，我实在太累了，正预备再睡下去。 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是汪打来的。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 ” 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余雅菊、李玲诗、孟锦云和张玉凤地震时都陪在毛身过。地震时，毛的床上下右左颠簸，屋咯咯作响，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外面大厅因为是在游泳池上面盖上木板，震动得更厉害，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地震时毛还没有睡着。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有住过。 汪便决定搬到二０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脚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０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 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贴，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０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毛的病情逐渐稳定。王洪文开始坐不住了，他说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可以将电视影像投射到一面大银幕上。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等毛好一些以后，给毛放映。此后，几乎每天晚上要映一至二部影片。有好多次，白天的时候，找张耀词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同张玉凤到二０二去看电视录像片子。江有时突然跑来，这时电影或电视录像立刻收场。 我曾经同汪东兴谈过，毛仍在病危，他们这样作法，影响大家专心医治。汪说： “他们看他们的，你们治病，互不相干，有什么关系？” 但看电影的确严重干涉到医疗人员的作业。有次他们把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走去插影像设备。我当面质问张耀词。张耀词说：“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那些人不懂医，一天到晚坐在那也不行。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在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她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好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你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江青知道毛的心脏、肺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有病，她一再要我们分批给她检查身体，确定她没有这些病。我同她说，医生值班十分辛苦，很难抽出长时间，再做别的医疗诊断。汪东兴同我说：“江青现在是在医疗组里面给她自己物色医生和护士。” 医生们最后还是给她检查了身体，江健康得很。 八月下旬，毛又有了焦燥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跳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心脏用药的药量。 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九月二日下午五时，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床边爱克斯光照肺像显示，两肺感染加重。同时，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三百亳升。大家又全力投入抢救治疗。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他几次问我，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病有些反复，大家还是有信心治好。话虽然这么说，这次的心肌梗死，比上次范围大，而全身的状况已经临近衰竭了。 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就回到春藕斋她的住所，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什么江会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来到二０二。这时毛刚刚入睡。江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并向值班护士说，要照这样护理毛。江然后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当天晚上，江又来，找她送来的文件。因为正在抢救中，这份文件一时没有找到，江青又发脾气，说是让人偷走了。 九月八日凌晨，江青来了，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直到现场，经过急救以后，才缓解。华告诉江，不要干涉医疗组的急救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了一条平平的横线，心脏停止跳动。毛主席去世。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终曲 终曲 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 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 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分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 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 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纪录，张耀词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 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词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词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没有人反对。 七月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由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 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 ，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词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刽我了。 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０五医院的院长。张耀词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词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词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①。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０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在。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０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己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０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注释：①汪东兴直到一九八０年二月才被正式免职，被迫辞去党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位。 唉，闹了半天就为了套房子……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