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不妨看看雅各布斯怎么说 童大焕 最近关于富士康要搬迁的传闻很多，富士康称，部分事业部在搬迁，不代表富士康将撤离深圳。 此间，经济学家郎咸平则在博客中撰文，建议富士康放弃流水线式生产方式，放弃军事化管理，而向日本佳能公司学习，实现“细胞式”生产方式，让员工在团队合作中工作。他指出，目前利用“细胞式”生产方式的企业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 根据细胞式生产的拥护者的说法，因为每个特殊分类细胞内的员工都必须负责起全部的工作，每个分类细胞通常都会被当作独立的团队来管理，因此细胞式生产可以培育出团队的建立，对完工期的顺利达成提出挑战性，以及改进每一项产品及服务的品质。 但我想，不论是流水线生产方式，还是细胞式生产方式，都还局限在企业内部的管理方式上，更应该看到企业是社会的一个细胞，如果这个细胞融于城市，将会爆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如果反过来由这个细胞来创造一个社会，那么，经验和教训将告诉我们，那样的企业难免缺乏多样性，那样的社会难免缺乏活力。在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一统天下，企业办社会。实践证明，那样做不仅企业不堪重负，而且企业内部“社会”也死气沉沉。 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不仅有必要重温一下过去国有企业办社会的历史，而且建议企业尤其是大企业不妨看一看《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简·雅各布斯怎么说。 一般而言，人们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小企业才是高度依赖大城市的社会组织，因为小企业的原材料、市场和各种社会服务，都依赖于丰富而复杂的大城市。而大企业则不然，因为大企业完全可以依赖外部市场，同时可以给内部职工提供百货商店、美容院、超市、餐厅、影剧院、保龄球馆、游泳馆等各种各样应有尽有的服务。 但是，雅各布斯的研究却表明： “事实上，有很多说法认为什么战后将会产生大公司从城市迁往郊区的潮流，但最后仅仅流于空谈而已。为什么？且不说其他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在郊区土地和空间上所获得的差价被支付员工所需设施占据的更大的空间费用抵消了，而这些设施在城市里根本不需要，也用不着需要专门的雇员或顾客来提供支持。为什么大企业一直呆在城市里，就像和小企业一样，另一个原因是很多职员，特别是经理们需要和企业以外的人进行密切的、面对面的接触和交流——包括来自小企业的人员。城市里的多样性，不管是什么样的，都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城市拥有众多人口，人们的兴趣、品位、需求、感觉和偏好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像富士康这样的超级大企业固然有足够的能力“企业办社会”，但是上述所说的可能导致巨大的浪费之外，更重要的是其内部“社会多样性”的消失，任何为了便于管理的方式都难免陷入“单一管理模式”的军事化半军事化的巨大陷阱，从而使个人和企业的内部社会活力丧失，甚至让人丧失生活和乐趣与活力。 因此，我认为比生产方式的“细胞化”更要紧的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大企业，应该首先实现企业空间分割上的“细胞化”，不妨将企业内部的各种服务和娱乐设施全部转让给社会，让企业细胞式地镶嵌于社会、镶嵌于大城市之中，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又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如果真是这样，我相信不仅其企业将更有活力，其企业内部的每一个个体也将因与外部社会的紧密联系而更具生机与活力。而至于企业的搬迁与否，也许并不那么重要。 （作者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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