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港间隙，抽读余英时先生《未尽情的才情——从〈顾颉刚日记〉看顾颉刚的内心世界》，看到余英时先生引证顾先生的一些材料，颇有些感慨。本来我看到的各种苦难可谓多矣，直接和间接所阅当代中国至今不公开的史料亦乎不少，似乎不应该再有“大惊小怪”的感慨。事实也是如此，见的苦难多后，人们的愤怒也减弱，正所谓见惯不惊，也就麻木，最后就无声了，无声了就正中了极权者的下怀。他们就是通过各种高压，各种苦难的频繁发生，来使身受者恐惧，听闻者亦噤声。但当看到余英时先生粗略地引证顾颉刚先生四九年后的遭遇，还是令人难过。
顾先生本来有机会离开大陆到台湾，但因为家累而未能去台，终致后半生事业受挫，心灵和肉体双重受苦。他夫人张静秋女士念惜其弟张雁秋，要把他家的人也一并带走，而顾先生因无此力——本来可以单独走的，最终只好留下。张静秋姐弟手足情深固然可感，但留下后也没有能有效地帮助弟弟，张雁秋最终还是被判了十六年的劳改。张雁秋被判劳改，这对张静秋的打击非常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尚未得看顾先生日记的全体。但即便是余先生引出来的一鳞半爪，已经让人感到钻心的难过。极权政府无所不在的控制力，对家庭的破坏力，全面恶化受控者的生活环境，可以说不仅将你为人像树木一样连根拔起，还要断掉你的空气、水、土壤、阳光和水氛，要想活下去，不受辱乃至自辱，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五十年代中期，在收拾完所谓匪帮、搞土改的同时，开始整治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顾颉刚虽然名声大，但因在上海，还未完全进入体制内，故尚未受到冲击，而且日记里也记录许多新朝的恶名。后来官方让其到北京，标点《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实用其古籍校点之技术，而将他其他特长抑制殆尽，并且让通过尹达这种党的领导干部来侮辱他，挫其尊严。尹甚至批评顾：“你是在上海等待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现在看我们的政权巩固了，你才肯来。”因此顾在日记里说：“尹达对予态度，一若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令人难受。 ‘到此乃知狱吏尊’，洵然。”（1955年3月17日）。其实哪是顾肯不肯来的问题，而是官方的高压让他不得不来，关于这一点，联系起那几年陈寅恪先生被官方用各种方法强调北上，余英时先生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顾家因张雁秋被捕已弄得风声鹤唳，特别是张静秋一看到学部委员中没有顾颉刚的名字，则频怪顾不进步，一直催逼他要求进步入党。看到顾先生的名字出现在政协委员名单中，张则“喜而不寐”，这种心情当然是令人理解的。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家庭和大多数其他家庭一样在此间生活的艰难。1966年9月11日的日记里，顾颉刚记下了家人因他不进步而打他的事，这些事虽然我们听说过，但看到这样的记载，还是感到它在几年中国社会里的空前性。1967年3月8日，顾因说错话，张听了竟要去找文革小组告发，最后还是顾先生谢罪，才不了了之。“噫，以我之年与病，一死何足惜，但想不到竟死于静秋之手耳”。死当然没有死，但其心之受伤不难想见。过着这样的生活，受着这样的奴役，顾先生日记里频记毛泽东生日时，他们庆祝，同时还写歌颂毛的诗，并且还梦见过毛泽东。一方面是或许以此自饰，当然或许是真诚相信，但总之令人感情复杂。我今天说这些并不是要嘲笑顾先生和张女士，是要说出历史，让更多的人知晓，我们前辈曾经过过怎样不堪的生活。
2010年7月16日21：24分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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