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壇雷曼」與民主的道德經濟

文：安徒

民主党在政改角力的最后关头，將谈判条件三项曾经誓言缺一不可的底线，化约为一个改良过的区议会方案。中央欣然接受，情况急转直下。政改方案结果通过了，却引发出香港民主运动前所未见的大分裂。

泛民主派阵营经此一役，已经差不多全面瓦解。我们要开始习惯的，是未来没有了「泛民」这一称號的日子。但其实此事也来得並不突然，因为这大半年来，由是否参与五区变相公投运动开始，任何人都可以看见，泛民政治人物之间已经不存在互信。任何人高举团结一致、鎗口对外的口號，都无法制止这一场分裂发生。

香港的泛民主派所信守的理念和意识形態，其实非常驳杂。能够在过去一段时期，还能维繫一个可以称之为泛民的阵线，其实只有一个六*四的道德纲领，和在政改中运用集体否决权来和中共及建制派討价还价，这可以说是定义泛民之为泛民的唯一標准。可是，对於在甚么情况底下，泛民成员可以退出一个好像是唯一团结基础的「否决权联盟」其实从来没有一致共识。在表面的团结底下，可说各怀鬼胎，自有打算。

在去年底蕴酿五区公投运动的日子，民主党大力反对参加五区公投运动的理据，正是要小心维持一个有力的集体否决权，以爭取一个迈向真普选的路线图。如今，路线图落空，否决权弃而不用，也没有招呼盟友半句。显见，「泛民团结」的口號就算如何叫得震天价响，也只是有心人的美好投射。一面要团结，一面又要自由意志，所谓「泛民主派」连如何运用否决权的最低纲领也没有，又何来一个属於所谓「泛民主派」的统一战线？

最终，团结幻象破灭，只换来一个自我安慰为有些儿「民主成分」的五席区议会功能组別议席。你要人家相信这不是政客们自求扩大一党一己参政空间的盘算，的確要搵鬼相信。

一些有良好意愿的评论家希望从悲剧中看出喜剧，试图用宏观角度说服人们，这场分裂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因为温和及激进的民主派从今可以分佔政治市场的不同部份，整体来说是拉阔了泛民的光谱。此等言论好像言之成理，可是却不符香港现实，颇见一厢情愿。

在一个本身具备了相对完整的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地方，將政治过程看作市场交换本是无可厚非。政客提供不同政治取態，由选民自由选择，眾声喧哗，本是常態。经典的美国自由主义政治理论，就將这种政治形態视作多元主义政治，或曰多头政体(polyarchy)，箇中政党只是多元利益团体进行利益整合的机制，没有太大的意识形態包袱，或者差异极大的政治愿景。在美国，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其实都是分佔左、中、右政治市场的政治企业，为各自树立品牌，为不同偏好的选民提供自由选择。

可是，正如笔者早前所指，香港的民主政治其实是晚殖民时期虚擬自由主义的引伸，先天地它就活动在一个並不完整的自由民主体制底下，用英式的自由主义掩盖了殖民时代「精英吸纳」、「贤人政治」和「为民请命」等公民社会不发达的印记。六*四以来「道德政治资本」的忽然膨胀，令一代晚殖民土著精英向上流动的慾望，得以凭藉六*四的道德资本捧起，养活了一代泛民政客。问题是二十年来，选民在这些泛民政客身上的道德投资，所形成的是一种长期的道德债务关係，而不是服务於一种短线图利的利益交换。

香港的民主运动抗爭传统，从来就不仅是短期利益交换的政治市场，而是道德性极强，以价值信仰为支撑的道德政治和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一如「三十会」的会计师龚耀辉最近在《信报》一篇文章所讲：「昂山素姬与军政府妥协的机会多的是，但她就是继续死守，寸步不离缅甸。期间她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缅甸民主亦毫无寸进，但这份坚持就是最大力量。没有任何寸进，其实反而力量更强，真正无为而有为。」他又谈到香港的民主派，说：「我们『锡身』不敢做的事情，他们敢做，牺牲事业、婚姻、前途，我们就以选票答谢他们。我们就是喜欢他们与中央『无得倾』，所以才相信他们会无畏无惧，顶得住政府的一些无理政策。」——这是何其精確的「道德会计」！

所以，民主党一朝试图改变经营策略，在那些长期道德债务持有人眼中，就如同赖债和不认数。刘慧卿之流在解释自己的转变时对过去那些反共的支持者所讲的冷言冷语，简直就形同向老顾客抱怨他们为甚么只喜欢旧货，追不上潮流品味，对一间老字號来说，这岂不是自拆招牌？

事实上，民主党的忽然改变路线，堪称「政坛的雷曼事件」。七一大游行有示威群眾以「民主党及前线苦主大联盟」自號，可见这是一宗別具一格，富本土特色的政治债务危机。不同的只是，雷曼苦主有人向银行苦苦追缠，甚至在银行撒赖不走、吐口水、小便，滋扰职员，外间还是以同情角度尊称「苦主」，但政坛雷曼却有全港一律声调的报章社评撑腰，苦主们高声抗议，却被描述为「低於人类文明底线」。真是情何以堪？

笔者无意预测民主党將自己由一个民主拒共老字號，急速自我改造成一个兼营投机炒卖，承包烂债讲数的政治企业的最终后果，我只是想指出，今日民主党人的忽然「务实」，礼讚「沟通」、「妥协」，实是对长期支持民主党的老主顾们投注在自己身上那种朴素的道义感情严重漠视的结果，也是作为一批一生追逐选票和民调数字的政治人物，对民间抗爭力量深深的犬儒態度所致。

今日泛民终结，自六*四以来一直带领群眾的领袖告別了司令台，或者正是我们回顾与反思过去那些高叫民主口號的大大小小日子的时候。原来，那些站在万头攒动的群眾前头，声声「坚持」、「誓死」，指挥若定的领袖们，虽然每次都呼吁人民参与、大眾发声，可是，他们心底真话却是认为：「群眾运动无助爭取民主」。那岂不证明了，他们从来只是相信，群眾是一批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群眾。他们的政治技巧是晓得「运动群眾」，可他们却从不相信群眾应作为主体的「群眾运动」。

笔者这样说来，並非鼓吹甚么群眾斗爭的万能论。反之，对於有人主张民主运动需要认真对待政改方案，甚至要和中共开展谈判，笔者一直乐观其成。因为就算国共相爭，就算美国侵略越南，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將政治斗爭和军事斗爭相结合根本就没有甚么奇怪。可是，奇怪的地方就在於，香港这帮泛民政客们，「谈」和「打」竟是可以如此割裂。「谈判以抗爭作支援，抗爭以谈判作带动」，这种辩证运动的常识今日竟然成为绝唱。原因不是政治智慧不足，而是深入骨髓的犬儒主义已经蚕食了政治抵抗运动所必需的伦理关係。

事实上，最近政坛的波云诡譎当中，最令人心寒的，不是「谈判」、「妥协」甚至「出卖」，而是政客们吃了迷葯似的，在一种「勇气的决断」幻觉底下流露出来的那种刚愎自用的傲慢。这种傲慢，正是根源自香港晚殖民时期冒起的土著精英们，骨子里对群眾主体地位的疏离与犬儒。正是这种书呆子式的傲慢，令他们可以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下，还要脸不红、皮不跳地高谈阔论甚么「波兰经验」、「南非经验」，生吞活剥出一两个谈判伟大的和解场景，用来掩饰当前这场大分裂的窘態，甚至幻想自己突然是华理沙、曼德拉上身——彷彿这些各地真正的抗爭英雄付出一生所从事的复杂斗爭，所得来的挫折、痛苦和经验，都只是「条条血路皆通往谈判」的明证，都只是我国伟大「河蟹社会」理论的註脚。这种夸夸其谈的书生论政，又岂是「无知」二字所能尽说？

香港「泛民」阵营瓦解，实在死不足惜。可惜的只是，他们亲手瓦解的，是过去二、三十年来，他们都有份建立的民主运动。他们的傲慢与无知所催毁的，正是一种强权压境下民间社会自卫所必不可少的伦理关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