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振强:改革没有倒退改革是已步入歧途

时下，很多人看到社会矛盾愈益尖锐化、以改革名号行龌龊之事愈多，便断言或顺嘴断言：改革在倒退。可以说，这种改革倒退之论之思维，已经成为一些人的定势，有必要厘清之。

所谓改革倒退的前提是：改革曾经是前进的，是正途正规。现在，是以某个正确节点为坐标的倒退。实际上，对于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或改革派来说，从来就没有找到一个正确的路径或正确的路径口。如果说90年代之前，官方及民间起码在改革方向上的努力是一致、有共识的话，则90年代以后，这个方向与共识其实已然不存在了。改革是相对于旧有的体制、秩序，改革有多条路径可走，比如可以走向否定旧有积弊、走向所谓民主、法制、富强，也可以走向政治、经济、金融寡头垄断、逆市场、反市场、逆民主自由、反民主自由，或者，改革还有第三种面目，就是上述两种的飘荡、折中，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一半是人，一半是鬼；一半是信誓旦旦，一半时卑鄙恶劣等等。不幸的是，我们当下看不到改革的路径有什么乐观的预期可言。

改革走向市场经济，这曾经是上一代政治、经济中人毋庸置疑的努力方向。遗憾的是，随着对官倒——腐败——卖国——窃国的纵容、包庇以及全盘下水、利益化，利益集团坐大坐强，以往的改革方向显然已经不适应当下的“国情”——当下的“国情”，就是利益集团出于维护、壮大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左右、制订、出台国策，我只举两个例子：对于利益集团致命一刀的“遗产税”猴年马月被滞后出台，对于维护民众利益十万火急的拆迁条例，被无限期推迟出台。凡此种种，实际上已经公开化、赤裸裸化。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所谓国进民退——实际上，这个“国”，已经不是代表全民利益的“国”，而是代表利益集团的“国”，利益集团打着国家的名义，甚至不允许多元发展、民间夹缝中的发展。只有更大更强、你死我活，我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在兜里才稍许踏实，才心安理得。这样的官民对立，不是逐渐形成的，是利益牵制、利益存在的必然。代表性言论是：让我们公布财产，怎么不让老百姓公布财产？你是替谁说话？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而在此语境下，再来谈破除垄断，再来谈保护民众利益，实在是多此一举，幼稚可笑。而一些社会怪象、乱象，也就顺理成章了——股市跌幅全球仅次于国家破产的希腊；以近半的GDP养活强大的行政力量夺冠全球；“三公”消费的事实上的合法化、相关改革的完全瘫痪；但凡稍有权势者，即成为这个国家的“过客”——已然部分或全部把贪赃之财转移国外等等。我相信如此发展，这些怪象、乱象，也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

想想80年代，包括很多极左人士，皆对建设一个法制国家心向往之。而今的现实是，法制由推崇、掣肘、牵制甚至左右行政政局，到而今成为徒有其名的摆设。如今，谁还在讨论权大还是法大？如今，谁还在相信公检法可以匡扶正义？如今，谁还在相信公检法的纯洁、廉洁？如今，谁还能相信法制可以拯救这个国家？

似乎也就是在不久前，即有明眼人士指出中国改革应避免拉美化、政治、经济的寡头化、利益化。当人们未及仔细思考，不幸的是，这已经成为当下严峻、实有的现实，且比拉美还拉美，比有史以来还有史以来。0、2%控制70%也好，百分之几控制百分之几十页罢，这些又选择地统计出来、有选择地发布出来的数据，其实已经失去了令大多数人信服的实际意义。法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盘寡头化、利益化，致使一切有形、无形的人心、举止皆失去了控制——利益集团左右的国家行政的失去控制在先，社会怪象、乱象迭出紧随其后。如此纠缠、纠结，结果不得而知。

简单回顾历史，会发现一己思维的杞人忧天。强大的东汉盛极而衰，尔后是长达几百年的社会大动荡。期间，也曾有过起伏、反复，最为耀眼的就是三国分裂及至全盘分裂。再后来，是隋朝建立了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上最先进、最有效率的行政制度，后来才有了唐宋的繁荣，开始了又一个轮回。反观自身，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下出于可以比拟的哪一个历史及现实的节点上。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生命的时长去期待历史变革是了无意义的——生命太短，历史的惯性太强大、改变、改革的时限太长。或许，人们最容易犯的一个历史观失误、最容易存在的一个历史误区就是；对于改变、变革、改革的时限，习惯于以生命、以自我一生的时限来观照、希冀，故常常以悲观失败告终。以百年、千年的时限打量历史或一个历史轮回，或许，我们就有了积极与乐观的勇气。只是，悲苦的是当下——近日传来的西安的窘于穷困潦倒而自杀身亡的国企老职工，是我们面对观念豁达、面对现实走投无路、只有一死了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