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宇
最近，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大量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些（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因素会消失”。
虽然樊纲教授点明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国经济到底还能高速增长多长时间并不太确定，10年、20年还是30年？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许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响，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数（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虚指不是实指。也许，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谙此道，说30年只是虚指（没准儿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体多少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谁也不知道，只有事后才能知道。经济学家如此信口开河的时间预测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却很值得关注，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20世纪末，在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了20年后，曾经出现了诸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质疑之声，但随后的10年，中国经济依然继续着增长奇迹，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依然木秀于林。但是，奇迹总有落幕的时候，两百多年来，从欧洲奇迹、美国奇迹再到东亚奇迹，尽管经济学家还没有彻底参透经济增长的秘密，但通过对过往奇迹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国理应也逃不出他们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经济增长的秘密》，几乎梳理和整合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所有理论。最初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来发现体现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资本积累的水平；接着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影响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因素，包括研发水平和规模效应等；进而引申出了对国际贸易和制度因素的关注，因为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知识积累；同时收入不平等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神秘之处在于，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同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比如国际贸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创新带来了繁多的商品种类，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冲淡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同时影响着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同时也决定一国的贸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于什么是制度？简单地说，制度是授权、引导和激励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大多数中国人往往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制度问题，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见真理并非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个问题却是经济学家难以直面并解决的。
对照中国经济来看，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似乎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改革出现了停滞，开放出现了大踏步的前进，也就是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
但到了目前这个节点，我们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有些过度了，而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人口红利的即将终结，将放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不利影响，而物质资本积累也将因为国际贸易的放缓而放缓；从知识积累来看，研发投入不足，山寨满天飞，国际贸易也没有如愿实现“市场换技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是外资随时可以撤出的加工厂；收入不平等的愈发严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至少迫使政府开始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关注公平，从而减弱了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力度。
面对这样的不利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底来自何处。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日本当年的最高点。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就要求政府缩小权力半径，给公众以权利和自由，不能再让权力的大棒任意挥舞，因为中国经济的蛋糕在权力的切割下已经难以自发成长。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请看原文：
[财经点评]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多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