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人放心不下的人通常是他们的同胞。
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华人在中国的经济腾飞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多年以来，他们把赚来的钱寄回国内，在灾难和动荡的岁月里为家人送去希望。
然而，持有外国护照并不会让这些海外华人少半点儿中国味儿。人们以为，他们应该比任何人都更能适应中国的复杂现实。如果他们没能做到这一点，就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猜疑和国人的蔑视。
我在1974年第一次到北京学习的时候，有位被划归为“爱国华人”的加拿大同学。这一身份为她提供了与人接触的特殊渠道，而她的种族也让原本冷漠疏远的中国学生对她敞开了怀抱。她始终强调一点，那就是她的出身背景让她对中国以及中国革命有了深入的了解，拥有了比像我这样的白种人更加开阔的视野。
“你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这种听起来不容质疑且尖锐刺耳的老调子还是在一遍一遍地被中国普通老百姓重复着，中国领导人在对外国人发表讲话的时候也会这么说。除非你欣赏并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国的“特殊国情”，否则你就会暴露出自己对中国饱受欺凌的历史以及复杂现实的神秘性缺乏了解和认知。
这样的说法让某种“中国例外论”有了生存空间：不论是拒绝对社会风气的善意批评，还是在质疑外人──他们曾遭遇恶劣的政治和商业行为──可信度的时候，人们都会用上这种论调。如此这般，他们不仅可以轻松化解局外人的批评，甚至连那些和中国保持着紧密联系的人们也经常因为不认同中国的国情而受到嘲笑。有时候，一些人则要通过蹲监狱的方式来补上中国特殊性的这一课。
在过去的几个月，已经有两起中国内幕人士在案情不明的情况下被审判入狱的案件。澳大利亚商人胡士泰(Stern Hu)今年5月因受贿罪被判刑。而在本月初，美籍华裔地质学家薛锋因间谍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有消息称，薛锋在审判前有过长时间的痛苦经历。两人的职业都与资源行业有关，有人因此猜测他们被判重刑反映出中国对所有资源安全相关事务的敏感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胡士泰和薛锋可能已经因为其外国公民的身份而得到更为宽大的处理了，他们各自的移民国为他们提供了公开的领事保护。
两人都是中国新时代全球公民的代表。他们也是后现代派的海外华人：也就是说，和许多老一辈的华人一样，因为家庭、命运或者个人财富的原因，他们来到出生国以外的地方求生。然而，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选择为在中国运营的外企工作。
从历史上看，尽管海外华人仍被视为中国人，或者仅仅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人，但他们大多选择在海外定居。但是，近年来旅居华人的范围扩大了，那些到海外寻求更好的教育、工作机会以及生活方式的中国前公民也被包括在内。他们以为外国护照和国际联系为他们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保护，于是他们在中国和全球商业中心之间自由地往来穿梭，加入了国际商务精英的漂泊式生活。在中国，他们除了可以保持一份骄傲，同时还能享受到作为外国公民的益处。
随着19世纪清王朝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全面衰败，一股移民潮形成了。从那时起，几代中国人为全世界的社会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早在现代中国为他们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前，海外华人就已经成为东南亚、北美、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重要社会成员。
家庭和社会可能会从这些海外关系中受益，但是在以当地宗族关系和狭隘忠诚意识占主导地位的世界里，旅居华人通常会被嘲笑为举止失当、思维怪异的“假洋鬼子”。
1978年中国改革时代开始之后，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无数海外华人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为自己的祖国融入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如果你出生在中国或者有着中国人的血统，那么人们会期望你理解祖国土地上或明或暗的行为准则。从本能上，你就应该理解并时刻关注中国特殊的形势和国情。
当事情进展顺利、出现可以把握的机遇时，海外华人利用对中国独特模式的独到见解而获得成功。但是，当国家利益、政党-家庭关系、地方权力掮客和权钱交易者等复杂纽带被触动的时候，这些表面上的局内人、有着地方智慧的商业买办们就会变得尤其脆弱。事实表明，外国公民的保护伞比蜘蛛网厚实不了多少。
1989年群众抗议运动爆发的时候，一些中国人正在海外留学。在六四被残酷镇压之后，一大批人决定不返回中国。那时候看起来，中国共产党认可的经济社会变革似乎将要停滞了。最终，经济改革得以继续并且以未曾预料到的方式改变了中国，但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忘记1989年的教训。他们发动了一场大型的教育和媒体攻势，向男女老少灌输中国特殊的现实。
这些国情包括了一整套的官方表述和态度：中国5,000年有记载的历史从未间断；中国是一个由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和傣族等多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必然性和当代中国的现实决定了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能维护国家的稳定，走上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为全国人民带来经济繁荣。同时，这些表述还包括了以下这些模棱两可的说法，比如中国人做事有着独特的“中国”方式，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及虽然中国文化是一种全球文化，但是只有中国人才能够真正地理解它。
教科书、电影、电视节目以及新闻媒体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意识，它已经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生命和思想当中的一部分。二十年来的宣传成效显著，这从中国互联网上散布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日常生活中的民族主义热情就可见一斑。生活在海外的中国人和在中国工作的外籍华裔也同样被期待着认同这种做法。
不过，海外华人在21世纪的中国仍将羁绊重重。胡士泰和薛锋等人的遭遇引发了人们的评论和关注，但是去往非洲、拉丁美洲、整个太平洋地区以及欧洲和俄罗斯城镇的更大规模的新移民们为全球的华人现状提供了另外的观察角度。反过来讲，一种新的复杂关系正在形成，不仅对国外社会如此，对中国自身而言亦是如此。
中国对于像胡士泰和薛锋等个人的处理方式正是因此而发人深省。这些人被拘留后，他们的案件依然秘而不宣，而他们的遭遇有时候专断而且残忍。成为中国式法律程序的牺牲品，他们的家人以及移民国的外交代表都感到既吃惊又失望。如果中国政府是在利用这两个人的监禁和审判来杀鸡儆猴，他们释放出的惩戒信号──不仅向全世界，而且向广大海外华人──令人极为不安。
尽管许多评论员曾对当今风行中国的新老传统发表过意见，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化转型是在民国早期的20世纪一、二十年代开始的。与“仁爱”和“正直”等更加温和的价值观一起，“忠诚”这个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效忠君主被忠诚于国家所取代。
陈冠中(Chan Koon-chung)所着的《盛世：中国2013》(In an Age of Prosperity: China 2013，英文版书名也称The Gilded Age)是2009年出版的一本有争议的小说。书中的主人公老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的香港人。他生活在不远将来的一个乌托邦社会。故事发生在2013年，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强国，社会稳定，人民享有无穷的财富。“和谐”──这个由胡锦涛和温家宝提出的口号至高无上。那么，倘若一向警觉而又惯于家长式管理的政府让社会秩序和个人安宁付出沉重代价，又该怎么办呢？
老陈已经察觉到有些事情出了问题。他知道“90%的自由”已经让人们足够开心，但他不知道缺少的到底是什么。每个人的记忆里都有一段无法解释的断层──失去记忆的一个月。似乎社会本身已经被麻痹了。自以为是的满足掩盖起了真真切切的堕落。每当说起自己的不安，老陈都会走到一堵砖 前。人们告诉他，尽管他在北京呆了很多年，但他还是没有弄明白中国的现实。
当然，这种局面在政治止步不前的情形下难以持久？政治改革、对监督和批评持更加开放态度的政府、自由的媒体、独立的司法──也许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但是，面对中国“特殊的国情”，这些希望都随风飘散。在小说末尾的部分，作者借助一位虚构的政治局委员何东生之口用长达40页的篇幅，为今日中国压抑的和谐辩护。以下引用的是一段何东生的讲话（这段话的英文由贾佩琳(Linda Jaivin)翻译）：
“就让中国维持现状，平平稳稳的再发展二十年，到时候再说吧。至多，来点小碎步改革，渐进式的推行善政……政治改革？有那么容易吗？最后过渡出来的不是你们想要的联邦制，不是欧式社会民主或美式自由民主的宪政，而是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和国粹主义之大成的中国式法西斯专政。”
这本书的作者陈冠中是一位香港出版人，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一直住在北京。他有意虚构了一部中国的现实。在谈起他的作品时，陈冠中评述道，应对今天的中国需要类似唐朝著名歌女绛树的才能。绛树是一位才女，能用一张嘴同时唱两支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绛树两歌”发生在一千多年以前，但如今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她这样的才能，不论他们所持的是什么护照。
中国政府垄断了对特殊国情的界定权和解读权。在现实生活中，社会的发展、观念的变化以及人民的愿望将会继续挑战着中国的现状。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不是通过到海外留学──学会了革命的本领，然而，正是他留过洋的同胞们一手设计了正在改变着世界的中国的改革开放。
Geremie R. Barmé
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是名历史学家，他还担任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全球中国研究中心(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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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大中华] 海外华人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