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铁志
七月中旬，香港立法会通过《最低工资条例草案》。这是这个号称世界上最自由市场经济体的历史性社会立法。
几天后，香港的中华厂商联合会代表团访京，在会见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及港澳办副主任周波时，要求继续保留“功能组别”，并且对大陆工资上涨影响营商环境表示关注。
这两个事件的对比鲜明地体现了香港现实的政经状况。
香港是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伟大实验乐园。百分之十六点五的公司税是世界最低，国家对市场干涉低，对劳工规范也少。于是，在光鲜的高楼、璀璨的夜景底下，香港成为世界先进经济体中贫富不均最严重的地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9年10月的报告）。许许多多的市民领着低廉的工资，全家挤在局促的公屋里──蓦然回首，他们就在灯火阑珊处。
此外，现在的香港也并非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自由市场了，因为垄断资本已经高度主导了香港经济。知名的香港财经评论家林行止说过，“近年香港社会上上下下已为资本家控制”，“太多法定的专利和财雄势大的无形垄断……，根本上香港已失去自由市场竞争的活力”。最近刚出版的一本书《地产霸权》（作者潘慧娴）也分析了地产商跨行业垄断如何影响香港公用事业及零售服务业，导致贫富悬殊的恶化。
因此，香港的不公平市场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少数资本的垄断导致竞争的不公平；另一个是严重贫富不均。当然，这是任何资本主义体制都有的结构性矛盾，只是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在这两方面都有着严重的不公平。
这个不公平有很多制度性原因，其中一个就是香港特别的政治体制──功能组别。所谓功能组别，是香港立法会内除了三十位地区直选的议员，还有三十席代表不同社会界别的席次，例如金融界、会计界、地产界等，而且这三十个功能组别代表其中某些的选民基础是公司，而非个人。功能组别的存在使得企业界获得巨大的发言权与政治影响力，也使香港成为世界上少有地将“金权政治”制度化的体制，也因此商界亟欲确保功能组别的存续。
在最低工资立法问题上，过去工会团体进行了十二年的立法运动，特区政府不支持，功能组别议员更是反对。例如今年稍早，自由党副主席、饮食界代表议员张宇人建议在实施初期应将最低工资水平先定在时薪20元。以月薪计算，每月只有4160元，让劳工很难在高消费的香港生活（这个数字接近台湾的法定最低工资，但是香港的人均收入比台湾高出一半）。代表商界的立法会议员梁君彦则根本反对最低工资，认为这会增加经营成本，且港府已有福利制度保障工人的生活，不应由雇主补贴工人的福利。
许多人抱着古老的市场教条宣称订立最低工资会影响竞争力，并降低雇主雇用员工意愿，提高失业率。但其实晚近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在这问题上并没有共识。而按照国际标准，合理的最低工资应是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至60%。这次功能组别议员虽然配合特区政府支持条例通过，但由于实际金额未定，肯定会继续透过政治影响力压低最低工资标准。
对于习惯于通过剥削劳工并用特殊政治影响力来确保他们生存利益的香港资本家来说，或许会不适应香港和大陆工资的提升，以及政治气氛的转变。然而，当如今不论香港或大陆的社会冲突都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和谐时，他们应该知道，时代已经改变了，香港也将慢慢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了。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候选人。曾任台湾中国时报集团旺报文化副刊主任，著有《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以改变世界吗？ 》一书，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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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专栏] 不再是自由经济实验场的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