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作者背景：Teresa Wright
摘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 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民主党还是展示了一些新颖的特征。年龄，学历，职业状况以及 中国民主党高层领导人先前的抗议经历表明了参加反对运动之前截然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有所增加了，减少了对中共官方意识形态思想层面的依赖。此外，中 国民主党所采取的通讯方式证实了新推出的技术，如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所带来的影响。这个新政党最终将会获得成功吗？有人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中国民主党的 一个榜样，然而中国民主党（CDP）与台湾民主进步党（DPP） 之间存在的重要差异还是超过了彼此之间所拥有的相似性。不过，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 长远来看，由中国民主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异议的新特征可能预示了对于一党统治将形成更有力的挑战。
正文
1998年的夏天，中国知识分子、学生以及工人努力想要在共产中国建政以来创建第一个真正的反对派政党——中国民主党（CDP）。到1998年冬天的时候，民主党地方筹备委员会已经在24个省、市出现，并且一个全国性的筹委会亦已形成。然而，在这段相对宽容的时期过后，中国的统治政权逮捕并监禁了几乎所有主要的中国民主党领导人。目前，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仍然活跃在海外，并在大陆维持着地下存在状态。
中国民主党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层次和新类型的政治行动吗？本文通过与民主党党员进行的访谈、获得到的第一手文件和第二手信息来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 本文发现尽管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存在着大量的连续性——包括了强调合法的、非暴力的抗议方式以及具有一种朝向反对运动内部派系主义发展的趋势，之所以出现这些连续性，似乎都源自国家在政治镇压方面持续具备的能力以及活动人士本身对于当局这种镇压能力所做出的预测。然而这次的政治行动与1980年代的抗议行动之间的断裂性表明了中国持续进行的市场转型以及融入全球经济已经以许多显著方式改变了思想层面异议活动的形式和手段。我们观察中国民主党的成员结构时，发现由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越来越移入向那些没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开放的职业，知识分子与普通公民隔绝开来的情况似乎已经打破了。此外，中国民主党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缺乏明显的政治庇护则表明了知识分子独立于国家，拥有了越来越高的自主性。最后，中国民主党的通讯手段则指出诸如互联网、电邮、以及国际寻呼系统这类的全球新技术在可用性方面的暴增已经孕育出共产党精英们也许无法控制的强大新网络。
这 个新政党最终会获得成功吗？许多中国民主党的领导人都把台湾的民主进步党指为他们自身发展的榜样。然而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尽管如此，这并不意 味着中国民主党是注定要失败的。毫无疑问，就短期来看，虽然中国的统治精英已经成功地扼杀了中国民主党的行动并缺乏实行更大步伐政治改革的意愿，但是从长 远来看，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先前分隔开来的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增加并使知识分子减轻了对于国家的依赖，这也许对一党统治造成了新的以及更为有力的挑战。
中国民主党的发展
随着在1989年春天对政治抗议以及抗议期间形成的自治性组织的严厉打击，由于几乎所有著名异议人士要么被囚禁，要么被流放到国外，要么被监视或直接躲藏起来了，不同政治见解的表达在中国处于了被噤声状态。直到1992年，政治气氛才开始变得和缓下来。第一个重新松动的明显标志是邓小平在1992年1月到2月间展开的著名的“南巡”。在对广东省和上海市的视察中，邓小平呼吁进行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并对国际开放，称赞深圳经济特区的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此后不久，美国代表前往中国，讨论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问题，并且国际奥委会官员也前往中国调查他们是否应该在北京举行2000年夏季奥运会。为了促进中国在这两项事务方面的进展，该政权授准1989年的学生活动家王丹和郭海峰获得提前假释。当9月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最终投票临近的时候，资深的活动家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以及王军涛（所有这些人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以来就被陆续关押进了监狱）也被释放了。有人充满希望认为这预示着官方在政治高压方面的松动，并渴望重操旧业，继续他们过去被迫终止的那些政治工作。这些活动家彼此之间以及与其它民主化的支持者很快就联系上了。2 然而，他们的活动仍然处于地下状态，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三年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
1995—1996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已对这些行为有了足够的警觉，并开始对一些异议人士进行打压。王丹和魏京生再次遭到拘捕，并被关入监狱。王希哲则在听到即将被捕的消息后逃往美国。3 然而1997年开始，部分与邓小平在1月份去世以及中国渴望平等参与国际社会有关，中国进入了新一轮的政治解冻期。令人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克林顿计划于1998年6月访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也计划于1998年12月访华。政治开放的第一个迹象出现于1997年3月，当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刑法》进行了修改，而“反革命”等政治罪名被“国家安全”之类政治色彩不强的罪名取代。随后，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强调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并且第一次提及了人权。10月，中国领导人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宣布经过几年的适应期后还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1月，魏京生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被释放并流亡到了美国。1998年3月，中国外长钱其琛正式宣布该国已决定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在这样稍显宽松的环境中，异议人士开始重建联系和组织。起初出现的是分散且小规模的活动。徐文立是最早开展公开活动的人之一，他是一位资深的民运人士，曾因参与1978—1980年的民主墙运动被判入狱11年。在钱其琛宣布中国将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后，徐文立递交了组建“中国人权观察”这一新组织的申请。4 差不多同一时间，来自安徽的异议人士毛国梁与王东海也申请注册名为《中国人权新闻》的通讯。5 在湖北，前民主墙活动家、政治犯秦永敏申请出版《公民论坛》。6 在河南，Xin Yangan等人利用中美对话的时机出版了《腐败观察》。7 名为“劳工观察”、“农民观察”、“宗教观察”、“法律援助热线”等组织也纷纷成立。8 这些组织以及其他异议人士在写给中国中央政府、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丽·罗宾逊夫人的公开信中呼吁他们关注中国人权状况。9
与此同时，1998年年初，一批资深民运人士流亡海外，反过来，海外的民运分子也借机渗入中国。王炳章便是后一种情况的代表。王炳章之前在加拿大学医，他创办了异议性质的刊物《中国之春》，并组织了“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王炳章于1998年1月抵达中国，目的是帮助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组建反对党。两周后，他遭到逮捕并被驱逐出境。与他有联系的许多人都遭到了拘捕或关押，其中两人还被判刑。王炳章和其他海外人士总共联系了八个省市的异议人士。10 不久之后，中国民主正义党在纽约宣告成立。在宣言中，该党呼吁通过公正的选举法律体系建立一个民治政府。同时，该党毫不隐讳自己希望通过“革命”来“推翻”当前“一小撮人”对政治权力的非法占有。11 1998年5月，该党开办了一个功能型网站。12 中国民主正义党在中国境内没有身份公开的成员，而且也未尝试过在中国登记为合法社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