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所谓的“偷”》的两点补充

作者：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鲁迅, “偷”, 唐弢, 抄袭剽窃

关于《鲁迅所谓的“偷”与唐弢的抄袭剽窃》的两点补充

《鲁迅所谓的“偷”与唐弢的抄袭剽窃》一文交给《经济观察报》发表之后，得到一些朋友的反馈意见，觉得有必要写下两点补充说明。

其一，笔者多年前也曾经是鲁迅以及《鲁迅全集》的爱好者甚至于崇拜者，后来又喜欢上了周作人的散文随笔。直到后来在谢泳先生的劝告和启发下，才下决心集中时间通读了胡适的大部分著作。通过最为直观的比较研究，笔者终于明白胡适尽管一生中与所有个人一样，做错过许多事也说错过许多话，但是，他所选择的人生路径，是所有中国人中间最接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宪政民主的现代文明社会的。鲁迅后半生所选择的，偏偏是他自己在《新青年》时代明确否定和反对过的“党同伐异”的老路子。这样的人生路径，是直接通往中国大陆1949年之后的反胡适、反胡风、反右派，以及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挑起群众斗群众的。尽管鲁迅自己假如活到1949年之后，也很有可能被毛伟人打成右派甚至于关进监狱。看看今天的鲁迅迷们，不敢正大光明地用真实名字与别人论争，却只能换用一个接一个的匿名马甲，并且采最阴暗恶毒的中国文字在网络上肆意骂人的丑恶嘴脸，鲁迅以及《鲁迅全集》的价值所在，也就昭然若揭了！

鲁迅去世后不久，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写给苏雪林的回信中，并没有把鲁迅当作自己的朋友，而是与坚持“党同伐异”的鲁迅一样，是以异党和敌党的眼光看待鲁迅的。用胡适的原话来说，就是“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

胡适所谓的“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目的是要否定超越鲁迅“党同伐异”的极端态度。但是，他在没有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下，竟然为了“能使敌党俯首心服”，便要求作为受害者的陈源即“通伯先生”写文章“为鲁迅洗刷明白”；这样就严重违背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公理，以及敌对双方“费厄泼赖”即公平竞争的普世规则。这在胡适一生中，不能不说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明显败笔。更何况鲁迅本人早在1924年12月15日的《语丝》周刊第5期，已经发表过《我来说“持中”的真相》，把钱玄同以及胡适的“持中”即“持平”态度，明确认定为“‘骑墙’，或是极巧妙的‘随风倒’”。不愿意“持中”即“持平”的鲁迅，所要坚持的一直是“党同伐异”的“报仇雪恨，《春秋》之义也”。

其二，唐弢一生中最为恶劣的抄袭剽窃，并不是在《取缔新思想》一文中抄袭剽窃阿英的《文字之狱的黑影》，而是在1962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书话》单行本的序言中，对于自己1956年发表在《读书月报》中的《〈书话〉开场白》的恶意改写。

唐弢早年的学生沈鹏年，在《唐弢：怎么能这样写“书话”——为被《晦庵书话》长期诬陷的范纪曼同志辩诬》一文中介绍说，1956年的《〈书话〉开场白》中有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我的《书话》（即《海涅〈还乡〉》篇）竟然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做了一些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从天上飞过来，地下钻出来’，他又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把他的底子揭穿了。他便派人通知我。一定要更正，否则就以手枪对付。派来的人要我当面和他谈谈，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而且既是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本来就很难说呀，我只好在那里坐以待‘毙’了。但他也没有真的来枪毙我。”

但是，到了1962年6月的《〈书话〉序言》中，唐弢自己却把自己的《〈书话〉开场白》中的这段话，抄袭剽窃成了如下一段话：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派《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

经过这样歪曲改写的抄袭剽窃，唐弢笔下的“教授”兼书店老板的“大特务”、长期在李克农、潘汉年领导之下为中共从事地下秘密工作的范纪曼，于1955年7月26日因“潘汉年、杨帆事件”而被捕入狱之后，受尽了党内同志的严刑逼供，“说我态度顽固、不老实，给我从严判刑二十年”。得到鲁迅真传的第一代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先生，在“党同伐异”甚至于“党同伐异”的窝里斗方面，称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兰的。正像他的博士弟子汪晖，在抄袭剽窃、拉党结派、投机取巧方面，比他更加青出于蓝而胜于兰一样。

2010年8月3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