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统计的传统理念惯于对上(决策层)不对下(百姓)
* 传统平均值的统计方法,难适应差异化越来越大的中国现实
* 亟需推出GDP,投资,消费等重要经济指标环比数
* 幸福指数等软性指标可逐步纳入官方统计视野
作者 沈燕
路透北京8月4日电—十年前,中国人骑着单车报数据,只追求”电视有影,广播有声,报纸有消息”;十年後,有望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数据发布,能瞬间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波澜.
一位从业20多年的中国统计工作者发出感叹,”变化来的太快,现在想不被关注都不行”.
不过,当所有的数据聚焦在公众眼球下,分析师们的反应是,看着缺乏环比数据的GDP等指标,得小心翼翼地解读,以免在数字迷雾中误判经济形势.
老百姓看着数字,则有”工资被增长,房价被下降”的抱怨.这不仅折射出中国习惯”平均值”的传统方法很难满足差异越来越大的社会现状,也冲击着统计数据只重视服务决策层而对民生关注不够的传统理念.
而打破数字幻觉,推出GDP等重要经济指标环比数据的现实性也同样迫切.
“以前中国统计工作只强调对上(决策层)负责,不重视对下(老百姓)服务,但现在这个观念必须要彻底改变了.”面对外界对统计数据公信力的质疑,中国国家统计局一位不具名的官员解释称.
“作为数据生产者,我们必须对推销的产品有说明,而不是裸着拿出去.”该位人士指着办公桌上堆放的各种数据资料说.
近日中国国家统计局首次召开统计制度方法评估研讨会,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明确要求,对制度方法进行评估应成为一项常态,要将制度方法的评估与数据质量的评估结合起来.确保数据收集、填报等各个环节更加科学.
“使用恰当的统计指标对于宏观决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摩根士丹利经济学家王庆撰文称,中国很有必要对统计数字是否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内在结构比例关系做一个认真的研究,这是一个关乎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朝市场化改革方向能走多远的问题.
**易被幻觉的GDP**
若仅就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数据GDP而言,中国无论是统计方法还是最终公布的程序,与任何市场经济的国家并无二致,尽管其采用市场经济统计核算体系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
参看中国经济增速图表,请点选(here)
国家统计局近日表示,为改进和规范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和数据发布,提高透明度,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程序也分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步骤.
但这依然赶不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尤其GDP等重要指标缺乏环比数据,易造成统计数据的幻觉,可能导致误判.
王庆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官方仅公布每季度的同比增长速度,并不对外发布环比增长速度.据其测算,在去年三季度、四季度,今年一季度、二季度,经过季节调整後的中国GDP环比折年率增速分别为12.7%、11.1%、9.2%和8.3%.
如果分析正确,那麽中国经济的增速在今年一季度已明显趋缓,而且二季度的增速已经放缓到接近8%左右.换言之,在今年4月公布一季度GDP同比增速11.9%时,所出现的诸多关于经济过热的担心似乎是不必要的.
“环比数据更能提前反映经济拐点,对形势的研判更重要,因为环比GDP会比同比提前约两个季度反映经济拐点.而同比的数据往往会比较滞後.”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骏也对路透称.
他在参加统计局一个会议时就呼吁,中国应计算和公布环比经济增长数据,因在经济变动迅速的阶段,环比与同比往往显示相反的经济活动走势,如果决策者和投资者、企业只能看到滞後的同比数字,就会对决策造成误导.
这一观点也得到美林中国经济学家陆挺的赞同,”中国应该尽快推出重要经济指标的环比数据,虽然技术上有难度,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了.”他在接受路透电话采访时称.
或许中国自已也始料不及,金融危机後会如此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其经济数据的发布更是牵动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神经,而数据间是否匹配,准确及全面自然难逃市场法眼.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环比数据何时推出时常被媒体追问,中国国家统计局也表示正在筹备中,并会尽快推出.
**技术难题**
那麽中国推出GDP等重要数据环比统计最大的难点究竟在哪?统计局的官员和专家解释主要是”技术问题.”
中国国家统计局另一位不具名的官员就称,环比数据至少要求有65个月的基础资料,同时更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基础数据作测算,仅国家统计局报表中就有3,000多个指标与GDP核算有关.
此外,季节和节假日等剔除因素与西方不同,也是中国统计数据在运用国际通用计算模型时存在的最大技术难题.
“因为统计数据要剔除季节和节假日因素,但中国的节假日通常是根据农历,比如春节,今年在1月,明年可能就会在2月,但国际统计标准计算的模型通常依据公历,西方的圣诞节都是固定的.”该位官员解释称.
但他提到,尽管如此,国家统计局仍在努力尝试推出一些重要指标的环比数据,如CPI和PPI目前已有环比数据,同时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品增加值,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指标的环比测算也在准备中,”但何时推出还没有时间表.”
马骏就建议,对于技术难题,可考虑借鉴欧美统计局的做法,公布季节调整前(後)GDP定基指数的时间序列,并在统计局网站上提供下载季节调整的软件和算法(包括节假日的调整方法，基年季节间的价格平减指数计算数据与方法等).使经济学家和研究者可复制统计局的计算结果.
不过,另一位不具名的统计专家就称,统计局内部早就进行过包括GDP在内的环比数据相关测算,但对于GDP这样重大的数据发布,必须经过科学严格测算,同时还要看与相关数据的匹配度.
“一旦达不到,谁敢发布这样的数字?数据首先要保证真实性准确性,这是大前提.”该位人士称.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会议室的?上,悬挂着中国最近两任总理的题字,”不出假数”,”真实可信”.尽管统计局的掌门人已换过几届,但题字岿然不动.
**体制制约**
除了技术方面的因素外,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以及政治体制的制约,也注定统计方法和口径,服务理念等与国际差距不是弹指一挥间能抹平的.
中国在建国初期沿用前苏联、东欧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後经历了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民账户体系并存,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终全面采用西方市场经济统计核算体系.
历史资料的匮乏,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浮夸风等诸多技术外的因素,显然也会影响数据的真实性.”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实例在中国依然不鲜见.
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正是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导致大量农民饿死,国民经济比例大失调,给中国造成空前的经济灾难.
此外,中国现行对统计业务垂直管理,人员分级管理(统计业务由国家统计局管理,人员编制由各级政府管理)的模式,就常常让境外学者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截至7月31日,全国29个省区市GDP之和为18.01万亿元人民币,高于此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为17.28万亿的数值,高出部分达近8,000亿元.再度验证地方GDP总量远高于全国是常态.
国家统计局曾对此作出解释,中国GDP核算主要采取生产法加部分行业的收入法来核算,并实行分级核算,即国家核算全国的GDP,各省核算各省的GDP.通常国家统计局对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明显异常的基础数据进行下调.
马骏指出,在目前体制下,地方统计由地方政府主管,不能避免受到追求政绩的地方领导干扰,难以保证数字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建议中国统计体制改革应该向垂直管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今年1月1日实行的统计法,对利用虚假统计资料骗取相关利益从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眼下中国统计的执法大检查也对GDP等指标作为检查的重点内容.
另一个被提及的体制缺陷是中国数据的普查结果和分析结果均出自一个部门,数据间缺乏相互验证,也让专家们常常会据此得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近期针对国际能源署对中国成为全球第一能源消费大国的指责,中国虽据理力争,但因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底气不足.
**指标缺陷**
此外,部分经济指标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传统统计方法的局限性也让中国数据的公信力受到挑战.
“中国以前只重视生产方面的统计,不重视物质消费领域的统计,对民生统计的关注度不够.”前述统计专家说.
“在统计方法上也习惯采用平均数,与中国现实差异化越来越大的现状明显不符,因此一些统计结果与现实出入很大,体现最明显的就是工资收入”,他表示.
国家统计局官员冯乃林解释称,在工资的统计上原来不包括私营单位,其次发布的是平均数.从统计上来讲比较大的弱点就是把差异给删掉了.
“可能高收入的人员只要有一两个,就会把低收入的人给带起来了,他们工资的增长也会造成平均数的增长,工资被增长确实应该是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工资统计制度的一个缺陷.”冯乃林称.
至于如何改进,冯乃林表示,希望能从今年开始试点,准备从企业里面逐步把这个工资统计稍微细化一些,工资的结构和构成分开,不仅仅是工资综合,也要搞一些不同的组成部分,能够把差距有可能的减弱.
对于居民消费价格(CPI)的构成是否存在缺陷.国家统计局数次作出解释和说明,强调中国CPI的生产过程及其计算方法是科学的,结果也符合实际情况.
但伴随着房价的一路上涨,是否该将其计入CPI的热议却从未停止.统计局回应称,房屋是一种耐用品且具有升值可能性,买卖房子在国际上均计入投资范畴而不是消费范畴,因此房价不应计入CPI.
但部分商品价格被低估,以及受基础资料的局限,CPI计算方法确实存在一些缺陷.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司长彭志龙撰文指出,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上升较快,房屋租金也随之上涨.在这种情况下,自有住房消费按成本法计算可能会比按市场租金计算有一定程度的低估.
他表示,未来需要在城乡住户抽样调查样本数量、银行消费信用资料、消费中灰色支出数据搜集,以及按成本法计算的自有住房消费低估等四个方面,努力尽快完善.
热衷于研究数字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也认为,中国CPI的权重调整不够及时,有些数据不够透明.且CPI和PPI目前虽公布环比数据,但没有经过季节调整,难以反映真实的物价变化.
对此,前述统计专家就建议,目前中国CPI的购成中食品占比较高,约三分之一,但目前中国收入阶层两级分化严重,而高低收入人群对食品价格变动导致的CPI差异很明显,”因此中国在统计上应该有所区分,把差异性归为不同的权重,让统计数据更贴近生活.”
**民众感受**
当目前的经济数据满足不了学者和职能部门的专业胃口时,普通民众的满意度也不高,2009年网上被选为最受关注的五个统计数据包括职工平均工资及其增长速度、房屋销售价格指数、消费物价指数CPI、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比值.
其中最不满意的莫过于房价.2009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5%.其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涨幅达25.1%,两者统计结果大相径庭.
如此大的差异,自然也让国家统计局备感压力,尽管其後统计局对数据得出的过程和结论作了详细说明,却无法平息市场对房价大涨的愤懑.
一位统计工作者也备感冤屈,”房价上涨又不是我们造成的,房屋销售价格统计了14年,其中13年都没有问题,这次却成了众矢之的…因为去年上半年房价跌,下半年涨,结果一平均就出了问题.”
“技术是没有问题,但方法有问题.”监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一位官员称.
许多情况依靠企业自己填报,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很难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性,且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统计法规定被统计人有告之的责任和义务,但如果是报错了有谁会被追究呢?
对最关心的房价,成交额等关键数据.他称,”我们通常会通过内部的房地产信息系统自动生成,电脑录入後就会直接往上传递,更直接准确,统计局的数只是作个参考.”
对此,国家统计局也表示,未来将从”数据获取方式”和”数据发布的引导方式”两个方面改进房价统计,并将建立与”股指”相类似的房地产价格的定基指数,如确定一个基准,然後任何时间的数据都和这个基数进行比较.
在房地产价格的数据获取方式上,国家统计局决定,今後除企业填报外,还要有调查人员的现场调查和相关行政记录,以确保数据来源更加准确和可靠.在数据发布上,今後除了平均数据,还要发布年末对年末、年中对年中的对比数据统计.
**知其所以然**
事实上,如果从严格的统计学定义看,统计只是对事件发生後情况的准确描述,并没有预测未来的使命.
但面对决策层,投资者和公众的不同需要,中国在改进数据生产的传统方法时,增加透明度与公众的知情权,无疑是提高公信力的重要内容.
马骏就表示,如果政府主动增加透明度,在技术上有把握的领域主动公开更多的统计细节,会减少不必要和不公正的公众质疑.经济学家在了解了统计局的具体的方法和原始数据之後,也更容易为政府数据提供公正的解释.
前述统计局的官员亦称,增加透明度,规范数据发布内容和程序也是国家统计局今後工作的重要内容.
“以前我们尽量不在一天发布两个数据,同时尽量错过节假日,就是为了保证经常有数据发布,但现在不同了.”该位人士指出,从去年8月份开始,国家统计局每月11日会定期举办月度发布会,将所有的数据都集中在一天发布.
在发生异常经济状况时,如自然灾害等,对价格的监测频率也会加大,相应的数据发布时间也会缩短,”CPI的价格监测就会由季报改为月报,甚至旬报,如2008年价格大幅上涨时监测就是五天一次.”该位人士称.
此外,学者们还想了解数据形成发布的前因後果,包括公开固定资产形成的计算方法和背景数据;CPI、PPI的权重细节等,并希望通过自己的演算得出与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致的结果.
“中国GDP数据中令人最困惑的部分是从固定资产投资到固定资产形成的调整.经济学家知道公式,但没有原始数据可以复制统计局的结果,因此也十分难以预测,只能靠猜测.”马骏称.
不过,统计局的官员也表示,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会出现许多新问题,传统统计方法很难覆盖和满足,”经济发展快的阶段有许多东西难以把握,拿国际上成熟的东西来评判发展中国家这不公平.”
该位人士称,考虑到市场的迫切需求,国家统计局在推出PMI,企业家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等先行指标後,正筹备推出”定货指数”,以满足市场对先行指标的要求.
既使号称全球最严谨的美国经济数据,眼下也被数据信徒要求引入新的统计指标,更好地反映经济形势.
**中国需要幸福指标吗?**
当中国的基础统计数据还需要不断完善时,是否还应纳入包括幸福指数等体现民众幸福感的软性指标呢?是否更应关注经济增长与民众在生活中的感受一致呢?
所谓幸福指数是人们幸福感的度量值,是反映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目前西方很多国家都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先把基础数据做好,其它的靠後,有时候数据越多噪音越多,也越容易添乱.”陆挺直言不讳地指出.
前述统计局的一位官员亦认为,幸福指数本身就是一个很虚化的概念,民间机构做比较合适,官方统计部门不宜作这类统计.
不过,赞成者并付诸行动者也不在少数.其理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民生的关注远远不够,现在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时,中国需要让国民的幸福感与GDP同步.
早在2006年,时任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邱晓华曾提出,在国人的精神需求面前,人均GDP等”硬指标”已无法对此量化.为此国家统计局将顺势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一些”软”的统计内容.
2009年,中国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曾建议广东率先取消GDP统计,以国民幸福指数(GNH)统计取而代之,以改变官员对GDP的膜拜.
其後广东省统计局的答复明确表示,”没有GDP这样的总量指标,政策制定者就会陷入杂乱无章的数字海洋而不知所措.”
虽然争论没有结果,但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民众的幸福是否同步却越来越受到关注.
前央行副行长现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的吴晓灵,针对现行统计的不足和官员思维的片面,从2009年起组成福祉指数课题组,就中国的民众福利问题展开研究,力图引导政府官员更加关注民众的福祉.
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人寿保险公司的中宏保险曾发起历时两个月,覆盖中国10个省35个城市,10万人参与的一项幸福指数调查,中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北京、上海、深圳、浙江等省市幸福指数最低,其中深圳和北京是倒数两位.
“在人均GDP处于1,000-3,000美元这一阶段,是经济加快发展的各类矛盾凸现的时期.比如,收入差距加大,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社会环境公平等等,如果不能及时解决这些问题,即使经济再发展,老百姓照样感受不到幸福”,前述统计专家说.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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