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
8月11日，由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自然之友等全国34家环保NGO发起的“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第三期)”在北京发布，这已经是34家环保NGO连续第三次联盟发布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
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中所涉及的29家IT品牌企业有：LG公司、苹果公司、索尼、诺基亚、惠普、英国电信、阿尔卡特、三星、东芝、海尔、爱立信、新加坡电信、IBM、佳能、松下，东芝等知名企业。
较之于单个NGO的行动，NGO联盟之后的能力确实比单打独斗的NGO强，而且抵御外界压力的能力也得到显著增强，“很明显，列入名单的企业从最开始的对抗到现在的愿意对话，NGO的联盟起了很大的作用”。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说。
在这34家环保NGO当中，大概有10家NGO实质参与了该报告的调研，其他的NGO只是给了此项调查道义上的支持，“虽然只是道义的支持，但是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今后我们的联盟将迈向更为实质的合作。”马军说。
持续“联动”
其实此次环保NGO联盟行动并不是一次偶然，早在2007年的时候，环保NGO就已经开始联合倡议环境保护。
2007年3月22日，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自然之友等21家国内环保组织联合发出“绿色选择”倡议书，呼吁消费者利用手中的购买权，不消费超标排污企业的产品，压缩超标排污企业的生存空间，促使企业改进其环境行为。
当时，这21家环保组织收集到的、公开披露的污染超标排放企业已接近5000家，这些信息在“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等环保组织的网络上可以查询到。环保组织同时倡议大型零售商和大型企业，主动加强供应链环境管理，争取形成绿色供应链，主动抵制“环境不达标企业名单”上的供货商。
“这次NGO的联合行动是环保NGO组织联合起来的开始，过去的这几年，这些组织持续关注企业的环境表现，不断更新污染地图的数据库。”马军说。
马军说，在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机构参与监督企业的环境问题，而有些机构参与对企业环境问题的审核。“所有的环保NGO都参与一件事情，那就是当某一个企业的环境污染记录要从污染地图上去掉时，需要得到所有NGO的认可，企业的审核报告将发给每个机构，如果大家都没意见才能通过。”马军说，从去年开始，参与联盟的NGO从21家扩大到34家。
在今年四月中旬的时候，这34家NGO共同发起了“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马军所在的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一直在做污染数据平台。“由于平台在我们这边，所有在调研报告的前期，与企业的沟通都我们这边，而到了第三期，更多的机构会更实际地参与到这个活动中。”马军说。
信任是合作前提
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作为此次调研报告的发布方之一，实质参与了报告的调研。“他们具有很强的调研能力。”马军说。对于各类环境伤害事件，达尔问自然求知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力量共赴现场，进行深度调查，推进事件的解决。
在这34家机构当中，一些机构更多的参与具体的工作。各家机构都有各自的工作，都有各自的特色，一般大家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比如自然之友作为国内第一家环保组织，有很高的声望，在和企业的沟通过程中，自然之友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靠的就是他们在业界的公信力。
虽然有些机构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道义上的支持，但这也很重要。”马军说，这些没有实质参与调研的机构更多地参与评价认可最后的报告审核，或者参与评价最后独立审计的结果，这个调研报告的认可过程和结果他们都是参与的。”
在2007年21家环保组织发出绿色倡议的时候，马军认识到，不论是推动消费者进行绿色选择还是推动企业去管理供应商，都是很艰巨的任务。“对于消费者，NGO需要要有动员的能力，而一家机构很难做到去动员消费者，在企业的方面，很多企业不愿意面对供应商的环境问题，这就需要NGO共同努力。”马军表示。
在具体的工作当中，经常面临来自企业的压力，而NGO共同行动就能增强NGO抵御压力的能力。马军说：“当企业通过种种关系要求删除黑名单的时候，这需要34家组织一致同意，这样一来，来自企业方面的压力就能分散一些，NGO也能承受住，而果如是单个的机构就很难承受。”
当然，34家NGO联合去做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的，协调工作就有相当的难度。“我们34家环保组织走到一起的条件就是信任，这种信任是在长期的合作互动中形成的。”马军说，“大家对某个问题一致认可，各自相互的信任，这样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不然协调很困难。”
从发布第一期报道到现在的第三期，这34家机构当中已经有10家机构具体地参与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将来的协调工作会比前期更复杂。”马军说，但是，马军希望这种联盟形式不但能延续下去，而且能够进一步实质化，以推动企业承担他们的环境责任。
企业从抵触到对话
一直以来，企业与NGO的关系更多的是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企业资助NGO做项目，或许这个项目与企业毫不相关，最后企业将整个资助的项目写进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
但是，在马军看来，企业社会责任需要迈向更实际的方面。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给环境和社区带来影响，那么企业首先应该在生产经营方面降低对环境的影响，至少要做到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基于此，环保NGO开展了对企业环境表现的监督。
“这样一来，我们和企业的关系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们变成独立监督的一方，我们所做的工作不再是与企业不相关的公益项目，而是与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所带来的影响直接相关。”马军表示。
如此一来，有些企业就不太适应，包括一些曾经资助过NGO的企业，就更加不适应。“这29个企业中就有这样的企业，他们的私募基金会也资助过NGO，而他们出现在污染企业名单当中时，前期他们很不适应。”马军说。“但是他们了解到情况后，也还是和NGO进行了后续的沟通，我想企业有个适应的过程。”
马军表示，企业应该明白，企业资助NGO并不意味着它就可以免于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大家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增加了解和理解，目前企业对NGO的信任程度有限，双方的信任有限，NGO和企业之间有个增加信任的过程，那么NGO的出发点他们会更加的明了，我们的出发点是纯粹的环境的出发点。”
34家NGO将有污染的企业曝光之外，NGO还重视企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最开始发现问题后，企业表现比较急迫，一旦了解到有解决问题的途径，企业还是愿意平复下来，沿着流程去解决这些问题。”马军说。“从一开始的不理解，到消除误解走向理解，共同推动问题解决，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目前，与这34家NGO开展合作的企业在逐渐增加，这推动了有污染记录的企业来做出解释和说明。现在有290家的出现过环境问题的企业对他们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并提出了整改的计划和行动。
马军希望“IT产业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尽快有个完结篇，“如果企业都开展污染治理，建立了环保体系，和NGO的互动走向机制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出报告了。但是现在还得继续跟进，直到问题完全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