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忽然理解了，什么是荒原。
成都东郊，有一个叫十陵的地方。这里坐落着许多明代的蜀王陵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游玩，墓上飨殿的大门却紧锁着。大门边写着守墓人的电话号码。从飨殿大门的破旧程度看，似乎来参观古墓的人并不多。打通了守墓人的电话，守墓的人说：“停电，不能参观”。我只好在这树木丛生的墓园里闲逛。墓园的门外，我惊异地发现竟是一片巨大的被铁丝网隔开的荒野，荒野中的低洼处，有一片澄净的湖泊，除了几只水鸟翱翔其间，见不到人活动的痕迹。湖岸边，是一带高地。高地上生满了低矮的野树。一抹青黛色的龙泉山影惆怅地隐现于那树丛之间，令人遐想不已。我一时间兴奋起来，想不到，在成都这样的大城市的边上，也能找到这样一片空旷而荒凉的地方、足以让那些抱有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式的艺术趣味的电影导演到这里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镜头！
一个摄影爱好者正翻过铁丝网，意欲朝那一片湖泊走去，忽然被远处什么人制止住了，远处那人估计是这片荒原的管理者。摄影爱好者只好退了回来。我问他这湖叫什么，为什么过去没有听说过。他说，这湖叫“青龙湖”，是近年开挖的。明清的时候，这里有湖，后来淤塞，成了农田。这一代06年以前，这里还住着许多客家人的农户，由于政府要打造青龙湖景区，农户被迁走了。自06年以来，这片地域就这么荒废着。本来，这湖边将卖出一些地修别墅、以作为维护景区的资金来源，但后来这事没成。
这时，又走过来几个游客。一个游客告诉我，这附近还有一个“朱家祠堂”，值得一看。于是，我决定去找找那个地方。我听见另两个游客正和那位摄影爱好者聊着农民不满拆迁的事。本想凑上去听听，但强烈的寻访朱家祠堂的愿望牵引着我离开了这里。
骑着摩托车，我来到蜀王墓不远处的另一处古墓。这里是一处被围墙围起来的王妃墓。这里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墓室敞开着，石门上写着“参观2元”的字样。我下到幽深的墓道尽头，黑黝黝的墓室展现在我眼前。墓室里积满了水，我不敢贸然涉水进入，只好退出。逛了一会儿，守墓人夫妇回到这里。他们告诉我这附近还有一处太监的墓群，我让女守墓人带我去看。女守墓人告诉我，这些太监墓本不在这里，是从各处迁来的。果然，这些太监墓被修葺成两排平方式的建筑。材料是原来的，内部结构被复原了，但外观形制已然不再是坟墓的形制。这里的杂草有一人多高，显然来参观的人很少。很多古墓的石材砖材堆放在草丛里，显然没有来得及修葺。在中午炽烈的阳光下，我一一钻进了这些古墓的狭窄的墓室，或许是由于这些古墓都是重建的缘故，我已经难以体会古人诗中“幽室一以闭，千年不复朝”的意境了。
从太监墓出来，我向守墓人打听朱家祠堂。她告诉我，朱家祠堂就在附近，但已经封闭，不让参观了。并且，据说它将被拆掉迁建他处。我叹了口气，说：“何必迁建，搬迁一次，就损坏一次”。
我仍然决定去找一找这个朱家祠堂。我沿着土路，骑着摩托车继续着我的探寻。很快，土路走到了尽头。一道铁丝网门挡住了通往另一区域的路。好在铁丝网门并没有锁，我沿着门里的小路探寻下去。路很窄，弯弯曲曲地通向未知的地方。两旁是茂密的树丛与杂草，除了鸟鸣与蝉噪，听不到别的声音，更看不到一个人影。我旋即拐上了一条宽一点的土路，并加快了速度。我的摩托车飞速地奔驰在旷野中，和风迎面吹来，真是畅快极了。摩托车开了很久，还没有走到荒野的尽头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一个人、一亩农田。忽然，一丝莫名的恐惧忽然浮上心来，我又加快了速度，上一个坡的时候，一个没稳住，摩托车倒向了一边。幸好我没有摔着，起来继续开摩托。我终于来到另一个被铁丝网封住的出口，一个看守亭里有一个人，看见我，厉声喝道：“你咋进来的？”我说我闲逛逛进来的，并向他打听去洛带镇的路，他见我并无别的意图，便不再追究了。
出了这一片广阔的荒原，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个朱家祠堂。
在大城市的边上，见识了这么一大片荒原，真叫人既感意外，又复惊喜，转而却生出许多隐隐的忧虑来。荒原诚然很美，可当这美不再与人的生活相关联、不再与它固有的主人———农民相关联，则难免不显得妖妄和不祥。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和农耕是密不可分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就拿“信”来说吧，人为什么一定要守信呢？因为对于耕作的人而言，天时是守信的。土地是守信的。人不守天时与土地的“信”，则土地的收成就会背叛人。“信”脱离了天时与土地，就如无源之水，是很难以用它来要求人的。土地对于农民而言，绝不仅仅只是生产资料那么简单。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乡土中国伦理秩序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农民灵魂的一部分。然而今天，基于一种“跨越式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思路，农民大规模地被迫和他们的土地分开了。农民失去了其世世代代的身份，而成为了城市产业大军中的一员。然而，这将意味着什么呢？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似乎具有某种象征的意义：一个村子因开矿被严重污染了。村民经过抗争得到了矿主每户给“原始股”的补偿。“原始股”飞涨，村民由农民一跃而为百万富翁。在这场农民身份的转换中，农民一开始似乎得到了实惠，然而，此后一系列的悲剧降临在这些农民的头上。他们中很多人因酗酒、飙车或各种原因死于非命。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失去农民的身份时，他们同时失去的，还有与土地联系在一起的道德伦理与心理秩序，而这种失去，足以要他们的命。
尽管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命运并不像上述村子那样富有戏剧性。他们中运气好一点的，可以在让他们失去土地的城市化进程中得到几套住房，并靠着出租而过上较之城市无产者好一点的生活；而运气不好的，则沦入到城市无产者的队伍中、将自己的命运交在城市就业率的手上。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向土地要饭吃，而是向社会要饭吃了。可问题是：要是社会有朝一日因重大的经济危机而不能给他们一碗饭吃了，又怎么办呢？
一个农民工对我说：他们其实更愿意种地，或偶尔打一下工。因为种地心里更踏实。但土地被占了，他们只有打工一条路了，只好忍受许多不平的对待。对此，他们只好抱着活一天算一天的想法。我问他万一连工都打不成了怎么办，他说：只好铤而走险了。国家制定相关政策的主观意图似乎是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给农民带来好处。并且让“流转”出来的土地产生更大的价值。但脱离了土地对农民的长远未来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流转”出来的土地所产生更大的价值到头来都归了谁、最广大的农民是不是因此受益？却似乎是一个被有意回避的问题。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曾说：“谁让农民失去土地，谁就要承担农民起义的风险”。这话可谓振聋发聩。且不说古今中外惨痛的历史经验，近来涉及土地问题所引发的愤怒情绪以及非“和谐”事件不正在与日俱增并严重地考验着我们社会的稳定吗？
在英文里，“文化”（Culture）一词，带有耕作的意思。耕作，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文化”的问题。人是生活于“文化”中的动物。当人生活于其中的文化/心理环境遭到了破坏，则人存在的基础必然会遭到莫大的侵害，人会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当这种愤怒积聚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酝酿出巨大的社会隐患。许多干部不明白，为什么政策一贯优待少数民族、并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财力，而换来的确是少数民族对汉人的仇视。其实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跨越式发展”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却极大地伤害了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这种伤害，甚至比肉体的消灭更加地致命！
站在成都边上这片美丽的荒原上，我看到的是一个破碎的世界、一个各种元素不相连属的世界、一个正在暗中滋生出敌对情绪的世界。据说，成都市要“打造田园城市”，有太多这样大面积的土地在被圈占，有太多的农民正在失去他们与土地的祖祖辈辈的联系。我不禁要问：一个和农民无关、与农业无关的“田园城市”、它到底是谁的“田园城市”？它存在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要翻墙，用赛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