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曾于1945年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如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国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压制批评的人是党的死敌”，这是中国1953年黄逸峰部长兼校长压制撰写批评校方文章的学生薛承凤后被免职并被《人民日报》批评的铁的教训；而已故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亦曾于1945年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一切政党”的标志。现今，批评者被中共以煽动颠覆或其它不相关罪名关在牢里的事例不绝如缕。究竟中国立国前后的例子是否也是电影的一部分？看罢被禁在中国内地出版的《中国影帝温家宝》，不禁令人对戏如人生抑或人生如戏更感混乱。
几经波折，《中国影帝温家宝》终于如期在香港出版，初版印行五千本，在香港算是数量多的了。据代理的田园书屋表示，销情不俗。
那就更加叫人迷惑了：为什么批评领导人言行或政策的书，不能在内地出版，让十三亿人堂堂正正地购买阅读？而要他们经港时购买后快速阅读，以便返回内地前看完丢弃？
难怪前总书记赵紫阳的政治秘书鲍彤为该书作序时指出：“中国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言者无罪的虚拟世界，一个是言者有罪的现实世界。领导和被领导，大家都在矛盾中间过 日子。”
可鲍彤没有放弃希望：“也许毛泽东当时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意在表演，但一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而载入史册，受党领导的警方就不应该把它视为儿戏。文明的进步需要积累，昨天和今天的表面文章，说不定就是明天保护人权的具体现实。”
但是，若要这虚拟世界成为现实世界，现今领导人必须先停止作秀，诚意为民。可是，作者余杰在《中国影帝温家宝》中举出不少例子，证明每每于灾后迅速赶到现场、与灾民同哭共苦的“温爷爷”，只是一个“表里不一、言行不一”的丞相，在中国处于历史紧急关头时没有作更多努力推动体制改革。总而言之，尤如皇帝的胡锦涛作了坏事，温家宝也脱不了帮凶之名。
余杰对此并不意外，因为温家宝“知道中共这架老爷车即将散架了，自己不是一个有魄力和能力剎车或改道的驾驶员，更何况自己只是坐在副驾驶的座位上。于是，他只能像一个木偶人一样，‘饰’得了一时算一时，坚持到曲终人散的那一刻就算是最大的胜利。至于下一场戏该怎么演，那就跟自己无关了。”
行文至此，新华社发出温家宝到深圳出席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的庆祝活动，罕有地大谈政治改革，至于这是另一出台词，抑或是历史的转折点，大家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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