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价值的推动者秦晓
2010-9-20 南方人物周刊
与其说秦晓是国企掌门人，不如说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最不像国企掌门人的国企掌门人，他致力于撕去非市场化的官商标签，致力于在中国实现普世的现代性。
这在秦晓的同龄人、同一经历的人中是罕见的。
普世价值宣言书
8月23日，1947年出生的秦晓卸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差不多一个月前的7月19日，他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没有提及任何经营、任何赚钱之道，而是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现代性转向观念。这篇演讲掀起波澜，让人关注中国模式与普世价值之争，既可以作为秦晓个人的提前卸任公告，也可以说是他就此转身为纯粹市场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宣言书。
作为招商局集团的掌门人，他拥有从晚清以来民富国强的历史自觉，正是在这次演讲上，他公开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当代中国的命题应该是“秉承普世价值，开创中国道路”，这正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对于大学与大学生，他的看法依然鲜明，大学不仅是传授专业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场所，它还是文明传承和发扬的载体；大学学生进入社会后不仅要成为一个有专业知识、有职业道德的专业人士，同时要有对普世价值担当的意识和公共关怀的责任。
公共关怀是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他们要超越自己的专业领域，抵制世俗和权力的诱惑，秉承普世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维护人的尊严和社会正义，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建立起道德、精神和文化的价值支柱。显然，这是在呼吁又一次的大学公共性与现代性回归，呼唤民国时期蔡元培等先贤所坚定秉持的大学理念。
为了现代性回归，他提出与经济、管理相关的三大命题——政府职能：发展主义政府还是服务型政府；国有资本：政府化还是社会化；城镇化：土地经营还是人的发展——尤其在说到第二个命题是，这位国企掌门人观点鲜明，发达国家经过资本社会化将原来少数寡头控制的经济资源分散到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使他们有了资产性收入，从而稳定了社会。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有序地、公平地将庞大的国有资产分散到民众手中，这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进步的表现。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政府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公共服务领域。
秦晓，再次革命。
作为国企的掌门人，秦晓自称早年有“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意识，希望动用国家的力量去发展经济；但后来发现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很多问题，转而支持“政府应该有政府的功能”“权力不能搅和买卖”等观点。
作为招商局的掌门人，他深知晚清以来的洋务运动，是如何在国富国强的愿景下，由于制度的弊端，逐渐背离了原先的目标。招商局是洋务运动中经营较为成功的企业，是一家向民间招股的公共企业，也是一家曾经在中国内河、近海海运中打败国际竞争者的企业。很可惜，这样的一家企业最终在官办的阴影下，染上了内斗、冗员众多、孝敬衙门官员等现代国企不可避免的病症。
2006年12月1日，招商轮船作为“中华第一股”，以代码“601872”重新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上市，以期纪念这家历史悠久的企业曾经的辉煌历史。仅有代码是不够的，如今的招商集团能否避免百余年前官办企业的悲剧，要看秦晓等人推动的现代性
反思与悲悯是美德
秦晓的同一辈人，经历过从造反、上山下乡到改革开放的多次历史变故，但就整体而言，在环境的约束下缺乏反思精神。
他们多数人被煽情的“青春无悔”蒙住了双眼，不肯正视历史，而秦晓一路以反思的目光看着这个国家、企业和个人曾经走过的路。
作为干部子弟的秦晓少年顺利，但在文革爆发前后，对于血腥的厌恶、对于秩序的向往，让他没有成为激进的造反派。1968年12月，在上山下乡运动中，他成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一个牧场开始了新的生活，成为“老三届”的一员。
知青生涯让他学会了对人生的同情。有一段采访秦晓的访问表示，在他看来，千万青年人失去选择的自由，离开正常的人生轨道，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历史的悲剧。在任何历史时期，不管什么制度为借口，骨肉分离、民不聊生都是人伦惨剧。
秦晓表示，带着女儿回去过内蒙两次，老乡每家派个小孩在路口等，到了老乡家里吃手扒羊肉，天黑了，很多老乡家没去，下一站、下下一站的孩子们等到天黑。从这些细节的叙述中看得中对人性的悲悯，如果没有对人生之同情，不可能有反思精神，也不可能有感悟能力。
此后，秦晓读大学、直到博士，文革时期的内部书、矿业专业、体制改革、管理专业到西方经济学。他拥有了愈加强大的反思能力。不可否认，秦晓的背景使他比同龄人幸运，他在北京思想核心的漩涡里打转。
1983年获得经济管理硕士后，他进入中南海工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宋任穷的秘书，这段经历让他了解了中国的上层，知道这个岗位怎么决策。而在中信，他在“老大哥”王军了解、尝试处于前沿的国际化大型企业的运作，所有这些经历为他到招商局集团工作打下了基础。
从经历来看，秦晓似乎经历了以下数次深刻的反思：一次在文革前后，一次在林彪事件发生后，第三次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改革的共识。秦晓至今感慨于当时共识度之高：“那时候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是体制内的政府精英和体制外的精英有高度共识的一个时期，大家都不愿意回到‘四人帮’的时候，认为计划经济体制要改，要往前推进，要有比较充分的讨论。大家认真讨论，集中了智慧和力量。今天不一样，今天共识破裂了。”第四次是到招商局之后结合近代史对现代性历程、对官督商办的一次反思，最后一次反思则让他成为彻底的普世价值的信奉者。
秦晓不相信独特的中国模式下的独特价值观，而相信全人类理应享有共通的价值观，在市场主导下进行自由竞争，在政府守夜人的保护下过上太平安康的生活。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奉市场部分失效理论，支持凯恩斯主义的政府熨平经济周期的时候。
在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出台后，2009年秦晓继警告内地经济刺激政策将引发股市楼市泡沫之后，又发表预测，内地将于明年开始实施退市政策。2010年将会是中国管理资本流动并退出刺激政策的一年，但使用的调控工具不一定是加息，可包括加强对产能过剩的项目审批、发行央行票据和调高银行准备金要求。在遮遮掩掩地从技术上对经济冷热、产能、泡沫等发表看法之后，秦晓终于大声喊出了自己系统性的主张。
中国精英中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往往缺乏对人性与人性的同情，在推动市场化时走极端，甚至成为民意的对抗者，与初衷大相径庭。但秦晓揉合了历史的反思，对大众生活的同情，使得得以避免重蹈令人厌恶的精英覆辙。
强硬的改革派
如果认为秦晓是书斋中的改良派，就大错特错了。
从五十岁开始，秦晓苦攻五年，在2002年通过答辩，拿到了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仅此一个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出，秦晓是个非常执着、个性非常强硬之人。
招商局有同事对其评价是“潇洒，进退自如，也不会逼死人，尺度拿捏得当”，为了企业，他不惮于用中国的做法，比如他刚到招商局时，有人混淆了招商局集团和各地方政府招商局的概念，称其为“局长”。为此秦晓曾与法律部门交涉，中央编制委员会也要求地方政府不再设立与之重名的机构。在公司内部，秦晓一言九鼎。
他的平衡能力体现在其他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他不认可国企，但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他发展了招商局。
2000年底，秦晓出任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在秦晓任期，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余波，经历了2007年下半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由496亿元增长到2683亿元，增幅441.2%，年复合增长率20.64%;母公司净资产由107亿元增长到720亿元，增幅574.61%，年复合增长率23.63%；年利润总额由12.91亿元增长到178.52亿元，增幅1282.61%，年复合增长率33.89%；母公司净利润由4.68亿元增长到97.99亿元，增幅1994.19%，年复合增长率40.21%。在国资委实行考核制度以来，招商局集团连续6年被评为A级企业。
秦晓并未让招商局上下通吃，如中石油等企业成为垄断的巨无霸，并且招商银行并购永隆行受到了市场诟病，认为出价过高。但是总体而言，招商局属下有完整的银行、港口等企业，当条件允许，可以成为一家家在各行业市场之海中如鱼得水的企业。
是的，也许秦晓非常清楚，他能做到的是什么，受历史局限，不能做到的又是什么。他只能埋下伏笔。
秦晓否认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因为“国企没有企业家”，他的进退自如表现在，反对对企业过于投入感情，“我从来不认为职业的选择就等于人生的选择，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选择一份职业当成一个责任就行了，如果当成自己的事业、当成你的家那是很可怕的，最后什么都摆脱不了。”国企背离了企业激励机制的核心，空举爱国、经济安全的口号，同样是偏离了位置，什么东西只要摆在合适的位置就可以。
在接受FT中文网采访时，面对采访者对他国企高管呵护者的定位，他平静地表示，“没有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坚定支持者，我自己也不认同这样一个概念。我只是国有企业的一员，我要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他该做的是什么？下一段采访告诉我们答案：“我认为国有企业是遗产，是计划经济的遗产，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我们现在的任务，从微观层面看应当把它搞好。从宏观层面看，应当把它逐步地分散到社会和民众手里去。”
现在，秦晓交棒之后，潇洒地回归到自己的思考中，回归到创建的基金中，为现代性诉求做一点事。进退自如与执着的信念，在不同的事件上，奇妙地交相辉映。
郑观应与秦晓
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上最洞明、练达的观察家与参与者，郑观应与招商局有不解之缘，。但到了后期，郑观应反思“官督商办”，无奈写下《商务叹》，表示“办有成效倏忽变，官夺商权难自主”，“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政府的手越伸越长，只有办得好，就为成为某些官员的囊中之物。
招商局历史上另一位重要人物盛宣怀，曾经美化官督商办是“非商办不能谋其利，非官督不能防其弊”。
翻译成当代招商局的历史人物秦晓的话就是，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既得利益集团，与官督商办的模式一脉相承，在反思者的眼中，成为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