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公明
中国的官员玩失踪，似乎早已不是什么惊人的新闻；失踪的官员往往都是有屎在身，更加是司空见惯；更何况，这回的失踪者仅是区区一个处级官员。那么，近日《新快报》记者根据读者反映畜牧兽医局局长刘荣福出国月余未归且音信全无一事，追踪走访了花都区政府有关部门，其新闻价值何在？余以为，应该从这则新闻中看到的是在官员失踪之迷的背后存在着公共监督的缺失，而且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缺失既是政治体制的积弊所致，也反映出建设公民社会必须从建立公共监督入手的迫切性。
这个处级官员的失踪会使公众思考一些很简单的问题，例如：官员（尤其是一个部门、一个行政区域、一个省或一个城市的一把手）上不上班谁来管？公众是否有权利了解和监督官员上不上班的问题？本来，在任何单位、企业中，无故旷工的行为并不奇怪，也无需劳烦公众和媒体来监督，就按相关的劳动规章来处罚就是了。但是，官员、尤其是作为一把手的官员，好像从未有过什么“旷工”之说，也就是说，他们是否上班的问题从来没有成为问题。比方说，中国的公民从来不会想、更不可能问“×××这几天有没有上班”这样可笑的问题。不知从何时养成的惯例，公民对我们的官员是否上班、做了什么事的了解都只能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如会议报道等。
在这种国情背景中，官员的失踪只能是被报道出来的失踪；而能够有幸被报道，如花都这位局长，仅仅是因为他还不够资格被阻止采访和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官员玩失踪实在不是什么新闻，甚至连“失踪”这样的概念用在他们身上都是有问题的：本来就无踪可寻、可监督，何来的“失踪”呢？而且，越是高位，就越不可能有“失踪”之说。因此，“失踪”实在不应该是什么新闻。相反，如果中国的官员每天干什么、什么时候他们应该工作、什么时候他们和普通劳动者一样有休息的权利都让老百姓知道，那才是新闻，天大的新闻。
但是，在当今世界的宪政民主制度中，官员的工作、休息的基本安排和特别活动，从制度上说都是透明的、可以接受公众监督的。否则的话，纳税人怎么能放心那些官员是不是拿了他们的钱而不帮他们办事呢？怎么能放心他们是否领着优厚的薪俸（更重要的是工资单以外的享受）而对社会没有任何好的贡献呢？因此，只有逐步建设让所有官员——也就是我们说的人民的勤务员—— 都没有失踪可能的制度、只有逐步建设让所有公民都能够知道他们的勤务员，每天在干什么的制度，才不会随处出现官员失踪的事情。
花都畜牧局长的失踪还透露出其他不是新闻的新闻：虽然按规定这样级别的官员不可能私自出国而不被组织上知道，但是他就是不被知道地走了，恐怕这是很普遍的可能性。难办的是，假如明察秋毫的上帝能告诉我们全中国有多少个处级以上官员的怀里揣着多少本护照的话，那到底是不是新闻呢？
对了，至于局长这个月工资待遇照发的问题，还是忘记它算了—— 君不见多少薪俸外的利益待遇耗费惊人、多少公款千金一掷然后烟消云散，这点可以写在工资单上的小钱就看开点吧。
2010,9,28
（原载《新快报》2010,9,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