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和两位退休的前辈讨论郭沫若，过程非常有意思。这两位前辈的观点南辕北辙，一位认为郭沫若在1949年之后，辜负了半生八斗才，将其后半生的举动归结在无可奈何的自求自保中，认为郭是值得同情的，不能苟责其人；另一位则认为在郭沫若是必然地走向那条路，因 为他参与了那个时代，完全不值得同情，应该大力反思批判之。我参与了整个讨论，由此加深了对郭的认识。现将本人观点截录下来，拼凑成文。
有人认为郭沫若在新政权之后的人格丧失，是在特殊语境下的表现，因为他曾经骂过蒋介石，举起义旗高喊民主。而我则认为郭沫若一生都在投机，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屁精，这从他的经历完全可以看出来。
第一，1926年，身为广东大学文科学长的郭沫若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营秘书长，而后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
第二，同年11月，孙中山的接班人汪精卫等政要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此前蒋的司令部却设在南昌，所以蒋为了左右政府而提出国民政府迁往南昌，最终国民政府迁往了武汉，令蒋介石大为不满。1927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反蒋，郭沫若也公开反蒋，并写下讨蒋檄文《且看今日之蒋介石》。（提示：请看清楚郭是在什么时刻谴责蒋的。）
第三，武汉政府汪精卫此时借机开除蒋的党籍，指责蒋介石屠杀民众。就在蒋介石不得人心的时刻，郭沫若前往武汉投奔汪精卫。汪并不接纳，其原因大概有二，一是因郭是共产党人，二是因郭卖主投机。
第四，在武汉碰壁的郭沫若只好回到南昌投奔老乡朱德，参加周恩来、贺龙发动的南昌起义。而此时宁汉已合流，南昌起义失败，郭沫若随后流亡于日本十年之久。
第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之后，国内建立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于1937年回国，对延安共产党事业好像不感兴趣，当周扬动员其去延安时，他毅然地拒绝了。
第六，留洋于敌国十年之久的郭沫若，拜托吴稚晖通融求见蒋介石，并接受了蒋委任的作战厅厅长之职。蒋约见他之后，他随即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大赞从蒋委员长的眼神就看出了蒋抗战的决心。（提示：请看清楚郭是在什么时刻赞扬蒋的。）
第七，当蒋介石失去民心，而共产党的事业蒸蒸日上时，郭沫若又以民主人士的姿态跑到共产党这边来，骂蒋介石是残暴的秦始皇。
第八，在诗词方面常常与毛公唱呀和呀，并帮忙修改诗词，可惜他修改的字句人家极少采用。文革期间第一个歌唱江青的是她，文革结束后第一个批判江青的还是他。
有人认为，蒋介石对郭沫若的“宽容”，似乎是出于“政治”需要。而当时的情况是，很多言论机构并存，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国民党的，基本上都可以得到相应的言论空间。1948年的北大50周年庆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摆着一些宣传马列主义的手册，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理论而并存于北大的。而说回郭，如果他对蒋介石的公开反调真是文人骨气的话，那绝不可能在后来转变得那么彻底，我倒认为他是看到了蒋公与毛公两人之间的差别而做出那些举动的成分多些。
郭世英惨死 后，郭沫若默默抄写儿子留下的日记。大悲无声，李慎之因为这件事而原谅了郭沫若。大概只有这个时刻，郭老才明白对一个人过于吹捧的后果吧？人民之所以提郭 沫若，并不是偶然的。没人在那个历史时刻去苛责郭，而是试图以他为典型，分析当代中国文人的悲剧，以及那个时代易返易覆的被奴役的文人心态。另外，本人对 郭沫若的诟病也并不在文革，而是在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凶残政治打手，比如用话语权将沈从文逼到了绝境。这种把持权力、威望后，在特殊时代去残杀和自己一样 为文的人，在毛公占了上风后，唯有歌功颂德的份，因为他深知借文字整人的滋味。
郭沫若的才华及其对史学和考古学的贡献无可置疑，至于其人在新政权后，于学术上没有太大的成就，倒不是江郎才尽，而是客观环境造成的。类似者如曹禺，这个28岁就写出《雷雨》、《日出》等杰出作品的戏剧大家，建国后也是没有一部优秀剧目。难道他们没有了才华么？作为悲剧时代的代表，他们极致地反映了那个疯狂年代对文化扼杀是如何的空前绝后。
八十年代的 大学，讲文学的教授提起郭沫若，就说文革前，只要一下雪，大家就会调侃说，明天的报纸上又有郭老的诗了。第二天看报果然，无非是歌功颂德。我觉得现在有两 个人越来越像郭沫若，那就是李敖和余秋雨。李敖那宝贝儿子也很有家学渊源，估计到了北大后，将发扬其父之志，继续大批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