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深度报道：那些赴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

德鲁大学大一新生李婉容说，来自纽约的室友们正在帮助她适应西方生活方式。

在舞蹈课上，李婉容（音译）学会了探戈和恰恰。一天吃午餐时，她品尝了一道奇异的混合口味——辣比萨、辣香肠和奶酪差点灼伤了她的舌头。一个周五夜晚，在第一次泡吧前，几位新交的朋友帮她打扮了一番。她在镜中看到了一位身穿小黑裙，涂抹着红唇膏和浓重眼线的美国女孩正对着她回眸一笑。

“我哇哇大叫了几声，” 李婉容说。她是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一所小型文科学校，位于新泽西州麦迪逊郡，这所学校是她的高中老师推荐的）的大一新生。

李婉容没有遵照父母意愿，暗中备考并赶赴离家3小时车程之外的香港参加了SAT考试（译者注：美国学业能力倾向测验，是高中生升入大学必须通过的测验）。她对父母说她要去香港购物。她的决心，以及德鲁大学提供的1.2万美元奖学金（这笔奖学金稍稍减轻了4万美元学费负担），最终令她的父母改变了主意。

在描述向大学生旋风般的转变过程时，李婉蓉有时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文化距离有时似乎显得过于遥远，特别是在餐厅面临用餐选择时。“我有时候觉得，再回到中国时，我绝不会吃汉堡了。”她笑着说。

李婉蓉是潮水般涌入美国大学的中国高中毕业生中的一员，他们以室友和学习伙伴的身份加入美国校园生活，成为这些大学迫切希望学生感受的全球视野的一份子。

“对于21世纪的所有学生来说，中国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德鲁大学校长罗伯特·魏斯布（Robert Weisbuch）说。在过去5年间，这所大学将海外学生的入学人数增加了60%。“我们感到非常有必要向美国和中国的学生提供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

虽然中国学生进入美国研究生院的现象早已有之，但赴美就读本科的中国学生现在却成为美国海外学生中人数增长最快的群体。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Education）的数据显示，2008年至2009年，超过2.6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读本科，较8年前的8千人大幅增加。

中国学生不只是在全美知名大学就读，还包括一些区域性高校，州一级高校，甚至还包括一些招收海外学生的社区学院。大多数学生支付了全额交通费用（海外学生没有资格获取政府资助），从而大大减轻了大学的负担——美国大学的捐赠资金及政府拨款因经济衰退而大幅缩水。

中国学生留美热潮是与中国崛起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现的。在中国，越来越多跻身中产阶级的父母积蓄多年，供其独生子女上名校，以期子女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获得优势。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将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增加了一倍。现在，逾60%的高中毕业生跨入了大学门槛，而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一比重仅为20%。但大学毕业生激增也让数百万挥舞着文凭的年轻人无法在这个依然严重依赖低薪制造业的国家中找到一份称心的白领工作。

“中国人打算投资于一切能带给其优势的事物，拥有一个美国学位当然有助于提升在国内职场的竞争力，”国际教育协会副会长佩吉·布卢门撒尔（Peggy Blumenthal）说。美国大学提供了一个掌握流利英语，增强现实世界所需技能，在跨国公司或政府机构获得一份人人向往的职位的机会。

汉密尔顿学院大三学生丁英涵和父亲丁大鹏在北京的家附近。他的学业成绩居所在班级之首。

丁英涵（音译）是在一个普通的公寓楼中长大的，母亲是一位销售经理，父亲是北京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一位公务员（他自己的父亲不识字）。作为“新中国”的孩子，他充分意识到他这一代人拥有父辈们未曾有过的机遇。

他的父母敦促他努力学习，然后出国留学，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的教育体制缺乏信心。一个闷热的八月午后，丁英涵的母亲孟素艳（音译）一边喝茶，一边反思中国的课堂教学。“美国学校重视创造性思维，而中国学校只重视理论知识。因此，中国大学生所学知识脱离现实世界。”

丁英涵说：“中国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位好听众，而西方的价值观要求我做一位优秀的演说者。”

戴着一副眼镜的丁英涵天资聪颖，在北卡罗莱纳州一所公立高中为期一年的学生交流项目刚一结束，他就被纽约上州的汉密尔顿学院（Hamilton College）提前录取。这位现已上大三的学生获得了全额奖学金，成绩位列班级榜首。今年，他开始在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攻读工程学双学位项目。此外，丁英涵还在汉密尔顿学院创建了桥牌俱乐部，担任乒乓球队队长，为校报撰写文章，从事化学、物理和经济学课程的助教工作（时薪8.5美元）。

大一那年，丁英涵的高级微积分教授要求他帮助学有困难的同学，他由此获得了第一份助教工作。在使用课本和计算器的间隙，丁英涵利用这个机会练习英语，并发现了自己跟美国同学的共同点（这些同学之前从未见过中国人）。

在汉密尔顿学院，他时常惊讶于周围耀眼的财富。他说，一些学生经常乘直升飞机飞赴曼哈顿度周末，开派对时喝的是香槟，而不是啤酒，抽售价100美元的香烟。对于一位一年只理几次发（因为对于父母来说，15美元的费用是一笔大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虽然他的父母抱怨称他们无力为远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购买医疗保险，但送自己的孩子去地球另一端生活本身就是一件值得付出的事业。“在25年前的中国，甚至上大学都是件稀罕事，因此，英涵现在能在美国读书，的确是个奇迹。”他的父亲丁大鹏说。

“今天的世界如此小，只有浸泡于国际背景下拓宽知识，英涵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世界公民。” 他说。

学生共享的宿舍，或许是最能体现文化交流的地方。

当芭芭拉去年夏天得知她在德鲁大学的室友是一位中国学生时，她的妈妈特别兴奋。“她说，‘他们非常聪明，你要好好向她学习，一定要专注。’”

她与李婉蓉共处一室。她们两人将时髦的扎染挂毯和埃菲尔铁塔海报钉在墙上。李婉蓉打算在完善英语的同时学习法语，她把两个西班牙语“你好（hola）”和“好的（muybien）”粘贴在笔记本电脑的旁边。

“婉蓉非常勇敢，”芭芭拉说。“令我非常钦佩的是，她一个人横穿世界，学习又如此专注。”尽管如此，之前从未跟中国人打过交道的芭芭拉坦言：“确实不一样。我不想撒谎。”

她们有不同的朋友圈子，但相处得非常融洽。两位室友相互学习普通话和意大利语，讨论美国和中国的政治差异，时常即兴探讨美国俚语的含义。

在中国上学时，老师对李婉蓉说，当美国孩子长到18岁时，父母就让他们搬出家居住。每个礼拜回到位于斯塔顿岛的家中度周末的芭芭拉纠正了这种误解。

“她就像一扇窗户，”李婉蓉说。“我可以通过观察她，加深对美国人的了解。”

上图：沈新超在位于上海的家中。这位罗格斯大学大三学生发现美国人跟中国人的差别太多了。齐帆（下图）深有同感。他选择搬出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与几位中国朋友合住在一起。

作为中密歇根大学（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大一新生，齐帆（音译）逐渐意识到甚至美国人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室友（一位黑人，一位白人）用不同的口音与他交流，社交圈子也大体上与各自的肤色相配。有时，他们会把齐帆从床上拉起来，拖着他参加派对，玩一晚上啤酒桌球赛。

此前，齐帆从一位去过中密歇根大学的中国朋友那里听说过这所学校，一家在中国招募学生的公司也向他吹捧过中密歇根大学。他原本想去英国或德国留学，但他的父母认为掏钱在“第二梯队”国家读书没啥意思，他们打算送他去美国读书，“怎么说它也是超级大国。”

然而，刚一安顿下来，他对美国的神秘感就逐渐消失。他不喜欢“特别看重饮酒”的校园文化，想去一所靠近纽约金融中心的名校。上大二时，齐帆转入了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他说他对这所大学非常满意，时常驾驶刚买的轿车去纽约市游玩，为了避免涉入饮酒文化，他跟其他中国学生合住在校园外。

参加派对是美国大学生必经的入学仪式，但中国的社交活动通常是围绕着桌子来进行：三两密友一起做饭，吃饭，玩游戏。站在一个塞满陌生人，回荡着刺耳喇叭声的房子的乐趣，是中国学生时常无法体会的。

来自天津的弗朗西斯·刘是耶鲁大学的大二学生。她现在依然记得上大一时一天晚上发生的事情。那天晚上，朋友们开始吸食大麻，随后给了她一个烟卷。“她们说，‘弗朗西斯，来呀，’”她翻了翻眼珠说。她拒绝了，但试图融入的压力意味着她不得不熬过许许多多的深夜。“我不想在酒吧里醉醺醺地跟我从未见到过，也绝不愿意再见到的人消磨时间，”弗朗西斯·刘说。“我已经试过了。大一时每个单周周末我都去参加派对，但我觉得这种场合不适合自己。”

她在拜内克珍本及手稿图书馆找到了庇护所，耶鲁大学这栋用透光云石建成的立方体建筑收藏了数千件世界上最珍贵的手稿。去年夏天，她在那里当助理，主要工作是把需要的文本送交研究人员。但除了12美元时薪，这份工作更让她满意的地方在于，她时常在不经意间发现一些极为珍贵的手稿——比如伊迪丝·华顿（Edith Wharton）所著的《纯真时代》（Age of Innocence）——而且还能尽情浏览古朴华美的9世纪羊皮纸文献。这段经历使她对崇尚透明和信息公开的西方价值观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在中国时，我已经习惯了各种保密措施，因此，18岁的时候，能够用自己裸露的手指触摸历史的确给了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她说。

一年后，弗朗西斯·刘相信，她再也不是当初穿过耶鲁大学哥特式走廊时那个沉默寡言的亚洲书呆子了。现在，她化妆，上课时举手，持有跟其中国朋友迥异的观点。在这些朋友看来，“我已经被美国文化腐蚀了，不再是中国人了。”

许多在美读本科的中国学生也听到过这类他们说自己很难视而不见的苛刻评语。在耶鲁大学为大一新生开设的文学研讨课（名为“当外国人的体验”）上，徐露伊（音译）开始应对“将我迅速西化，驱使我远离自身文化背景的拉力”。

“不知咋的，我被卡在了中间地带，无法对任何一方产生认同感，”徐露伊说。这位来自上海的大二学生是班上唯一一名国际学生。她没有忽略自己的“异类身份”，而是深入这门课程，探索身份建构和身份混淆等问题，阅读移民和流亡者撰写的指定读物。当老师要求学生们去某个能够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外国人的地方时，她去参加读经聚会。

最终让她感觉如家般舒适的地方，是她的宿舍。居住在一栋楼的女生们每隔几周就聚在一起，喝茶，吃饼干，谈论大学生活，解决女孩遭遇的“戏剧性事件”。这类“女性圆桌攀谈是一种非常棒的建立人际关系的体验，也是一个沉思自身经历的好机会。”弗朗西斯·刘说。

或许最令中国学生不安的是美国校园内强大的活动家文化——美国年轻人常常在战争、民权和移民等议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中国，抗议是非法行为，异议声音亦是被禁止的，在西藏和台湾等敏感问题上，大多数人的观点与政府保持一致。对于自小就接受西方乃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所受苦难之元凶这一宣传思想的中国学生来说，听闻西方人谴责中国或许是件特别痛楚的事情。

来自上海的罗格斯大学大三学生沈新超（音译）之所以选择来美国上大学，是因为“在这里，你可以和教授辩论，而中国大学并不鼓励这种行为，”选择专业，而不是考取专业。“在中国，当你走进大学校门第一天，你的发展路径几乎就确定下来了，”他说。

但美国的大学生活也有许多需要克服的障碍。上大一时，沈新超发现校园生活孤独且疏远。第一学期，由于罗格斯大学大一新生宿舍已经满了，他不得不住在宿舍的起居室内。后来，他跟另一位舍友合住一个房间，这位同学当着他的面指责中国的人权纪录。“在他看来，中国就是一个没有自由，非常残暴的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说法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沈新超说。他现在已经搬出校园，跟几位中国朋友合住在一起。“美国人很友好，但我就是没办法跟他们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文化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一些中国学生自身也变成了活动家，对西方人指责中国政策的声音给予反驳。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前夕，愤怒的中国学生与试图破坏美国火炬接力活动的抗议者对峙。中国学生有时也十分罕见地对校园内亲西藏活动家进行骚扰，并设法阻止所在大学邀请达赖喇嘛来学校演讲。

但一般说来，中国学生很少采取静坐、游行和请愿这类方式。

“在中国，我们绝对不会看到人们在街上游行，所以每当我看到群体集会，总有点心神不定，”身穿一件白毛衣的耶鲁大学大一学生李一丹（音译），在校外一间咖啡厅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了帮助学生实现文化跨越，也为了使它们的机构国际化，美国的高等院校正在构建始于中国，并希望结束于美国校园的教育项目。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Teachers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今年为中国高三学生开办了一个教育项目（在中国，高中最后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都是用来复习备考，虽然课程各异）。作为这个项目的第一批对象，28位学生先在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学习6个月，尔后，19位符合资质的学生前往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这一学年。这个项目帮学生做好美国大学新生入学申请准备，著重英语学习、文化薰陶和咨询辅导，包括备考托福和SAT考试，浏览美国东北部校园等内容（包括食宿在内的总费用为4.5万美元）。

另一个新项目美中通道（U.S.-Sino Pathway）旨在让中国高中学生进入6所加盟院校之一。其课程由东北大学(NortheasternUniversity)设计，参与学生先在卡普兰公司（Kaplan Inc.）中国分支机构参加换学分课程，然后赴东北大学波士顿校区或佛蒙特大学（University of Vermont）参加夏季桥梁课程，为期一年。卡普兰公司在中国处理管理，英语培训和招募学生等工作（包括食宿在内的总费用为2.6万到2.8万美元）。

随着众多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寻求挖掘国内资源，与盈利教育公司的合作逐渐增多。卡普兰公司在8所中国城市设有分支机构；英国INTO教育集团（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与南佛罗里达大学和俄勒冈州立大学开展了类似的合作项目。卡普兰公司在美国的招生工作因过于激进而饱受批评，该公司表示它不会在中国使用佣金模式，也不会跟“代理人”进行合作。许多中国人雇佣代理机构办理进入美国大学和签证等事宜。这一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起，其任意妄为的手段亦随之声名远播（比如，伪造成绩单，作出言过其实的承诺）。

东北大学负责招生管理的资深副校长菲洛米纳·蒙泰拉（PhilomenaMantella）表示，美中通道的目标在于帮助中国家庭作出明智的选择，进一步做好赴美生活的准备。“最终，我们是站在全球竞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项目的。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领先我们一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通往美国大学的强劲通道。”她说。

完成这一项目中国部分的学生可以申请去美国加盟院校上大二。其他的加盟院校是，贝勒大学（BaylorUniversity）、圣母大学（MaristCollege）、史蒂文斯科技学院（Stevens Institute ofTechnology）和犹他大学（Universityof Utah）。在中国参加该项目的171名学生中，有138名最终获准攻读学位项目。9位没有达到要求的学生选择参加东北大学另一个项目美国课堂（American Classroom），在该校成人教育学院继续完善其英语水平（有几位成功的投考者最终也进入了学位项目）。

佛蒙特大学跻身加盟院校，是为了提高其国际学生的数量。海外学生在该校本科生的比重还不到1%。

去年夏天，在佛蒙特大学首期夏季桥梁课程期间，为了感受美国文化，29位来自中国的本科生跟一群老嬉皮一起参加雷鬼音乐会。他们前往班杰利公司（Ben & Jerry’s），与该公司创始人之一杰里·菲尔德（Jerry Greenfield）讨论企业家精神和社会正义等话题。此外，他们还与包括佛蒙特州长和伯灵顿市长在内的民选官员面对面探讨民主体制。“摇滚的历史”是这些学生的选修课之一。在课堂上，学生们一起欣赏猫王、鲍勃·迪伦（Bob Dylan）和大门乐队（the Doors）的经典曲目。

在霓虹灯闪烁，摩天大楼林立的上海长大的袁携程（音译）非常渴望去国外读书。他原本计划去一所加拿大大学，直至有一天，他参加了卡普兰中国公司首席执行官周勇（音译）所做的一个报告会。当周勇宣布中国学生不必参加SAT和托福考试，也不必上高三时，袁携程迫不及待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当时正在上一所国际高中，他说自己离毕业还差20个学分。后来，他参加了一个通过后可授予中国学位的结业考试，并被美中通道项目录取。现在，袁携程已是佛蒙特大学的大二学生。

赵思惟（音译）采取了相同的路线。“进入这个项目超级容易，来美国读书真的非常容易，”她希望进入佛蒙特大学的电影与电视专业学习。“我爱这里，”她坦承。但参与该项目的其他中国学生的英语水平却令她大为惊讶。“他们不会说，无法跟美国人沟通。”

语言是中国学生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袁携程真希望他当初能多学点美国方言。他在卡普兰中国公司的学分课程包括微积分、化学和美国研究，上课的都是东北大学认可的老师。但仅有一半老师是西方人，而且没有一位是美国人，他说。语法、阅读和听力课的老师都是中国人，“有些老师的英语并不够好，”他说。

到了佛蒙特大学之后，每当人们微笑着跟他打招呼“你好（What’s up?）”，他就开始担忧。“那种情形真的非常尴尬，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应答，当我正在思考答语时，他们已经离开了。”他说。

然而，英语水平其实已相当不错的袁携程，加入了以语速和思维快速著称的辩论队。在每周的辩论会上，他就原著民土地权利和买选票等话题与对方辩友展开辩论。在不到7分钟内陈述一种观点——就如同他在宾厄姆顿大学（BinghamtonUniversity）第一次参加辩论会时所做的那样——对于他以简洁的文笔撰写学术论文大有助益，而且使他开始以质疑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世界。“辩论的要义在于以一种他在中国从未想过的方式挑战现状，思考更好的解决之道。”他说。

周可惠（音译）在杨百翰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调整期。在宣扬无神论的中国长大的她，对于这所大学隶属的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又称摩门教）所知甚少。摩门教并非中国政府认可的宗教，信教者的传教活动属非法之举。

周可惠是在父亲一位去过杨百翰大学的好友的推荐下，选择了这所大学。杨百翰商学院的排名也非常靠前。她的父母认为，这所大学严厉的行为准则可以提供安全保障，让自己的女儿更加专注地学习。然而，刚来时，宵禁制度和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严禁学生穿短裙，饮茶）一时让她不知所措。

“起初，我的确很难接受这些条条框框，” 周可惠说。她现在是这所大学会计专业的大三学生。“在我的家乡福建省，喝茶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很少有哪所美国大学能够提供她在这里找到的舒适地带。虽然杨伯翰大学的本科生中，仅有77位来自中国，但由于许多摩门教徒都在台湾和香港从事过为期2年的传教工作，找到一个中文流利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我在校园散步时，经常会碰到某位白衣修女走过来，开始用中文跟我攀谈，” 周可惠说。慢慢地，这种温暖和共同体验（更不用提与传教士的几次会面）让她相信，选择杨百翰大学是非常正确的。

到这里几个月之后，周可惠受洗成为摩门教徒。她说，这一身份为她提供了一个支持网络。摩门教在国内被视为反动宗教，以及父母对她的皈依非常不满这些事实几乎没有让她产生迟疑之感。她说，毕竟，拯救她的灵魂跟决定去美国上大学是同样的逻辑。“这不是一个很难下的决定，它或许是我这辈子最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