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湖南省永州市农民唐封银因拆迁纠纷，打算上访陈情被关进拘留所。永州市公安局冷水滩分局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称，唐封银夫妇“准备上访，其行为扰乱了公共场所秩序”。（11月10日《南方都市报》）
准备上访也能获罪？虽说依循的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老套路，可如此无厘头的罪名，依旧让你我为之惊诧。
强拆之下，已无完卵。为捍卫合法的土地使用权，唐封银寻律师、找记者，寻求着外力救济。温和的维权举措，完全在理性的权利伸张范畴内，遑论对公共秩序构成损害。可在当地政府眼中，连咨询于律师、求助于媒体，都成了越轨之举，而拘留依据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莫名其妙，就被扣了个“扰乱公共秩序”的帽子，唐封银无疑“窦娥”了一回。可“莫须有”罪名的背后，却是现实规则的驭使：“准备上访”，已经潜在地积累着社会风险，“威胁”到政府的切实利益；在临深履薄的维稳思路下，它也难逃“被敏感”的厄运。为保险起见，公安部门直接将“上访的可能”扼杀在摇篮里，也给唐封银一个震慑性的警告。
上访被“罪化”，早已屡见不鲜；可把“准备上访者”也列入黑名单，当地政府还是始作俑者。当“违法”的门槛逐渐下移，窄化的是百姓的权利边界；在“思想犯罪也是犯罪”的裁量逻辑下，想必公民的维权空间会更加逼仄，以至于做“沉默的羔羊”。
“上访有损地方稳定”，是不少地方政府“截访”的逻辑基点。但“权利本位”的常识、“信访不信法”源于正常渠道不畅的事实，都在证实着“罪化上访”的荒谬。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曾说：“上访群众八成是有道理的”，若是政府能疏通民意通道的淤塞，肯倾听民意，谁又会拿“上访”做救命稻草呢？动辄对上访者拦截、示众、拘禁，投射出的是公权救济的匮乏与法治的困境。
即便信访不够乖巧，让政府“很受伤”，那找找律师，总算安分守己吧？答案依然是“否”，因为你的“上访意图”一不小心被识破了。“准备上访”被惩，预示着法治信仰的危机在加剧。信访权利遭剥夺，连“准备”都不允许，此般强蛮，比起“因言获罪”为祸更甚。
归根结底，“准备上访罪”违背了法治，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这种可一举夺得“最具创意罪名”的社会怪胎，拷问着执权者的执法伦理，也让常识再一次蒙羞。（佘宗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