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一个事实，真正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不是那座坐落在纽约自由岛上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而是费城的自由钟。事实上自由女神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用来庆祝独立100年的一件礼物，而费城那座古老的大钟，则是早在1751年由美国人自己铸造。她甚至比美国1776年真正的独立要早25年，她是美国人奔向自由的进程中最醒目的里程碑。

彼得·里尔巴克博士的《自由钟与美国精神》(黄剑波、高民贵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就是以自由钟为线索，系统介绍美国精神的著作。自由钟的创意，取自《圣经·利未记》25章10节，“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里尔巴克说，“美国秉承着上帝的这一信息，致力于在这个充斥着专制的世界里，将自由与世人共享，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和美国人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然而，美国人对于自由不懈的忠诚也使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人们憎恨和污蔑的对象”。这样的表述听上去让人热血沸腾！某种意义上，人类自由的历史似乎正在沿着这口自由的大钟展开，几百年过去了，虽然作为物质的自由钟已经破败，自由的钟声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却高涨，即使是封闭的朝鲜，即使是夜郎自大的中国，人们同样听到了自由的呼喊，人们甚至知道，只要你呼唤自由，美国的钟声就与你站在一起。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陷在金融危机之中，但谁都不能否认，她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在韦伯开创的宗教社会学学术传统背景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理性化程度，就是去魅的过程。可以说，面度美国叙事，曾经用在欧洲社会发展分析的各种形式的学术理论，统统失效，都不足以解释美国传统，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竟然有着最朴素的宗教性。很多去过美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回来后很愿意用“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借口避而不谈美国，并由此认为美国的自由精神和国家制度建构，并不可以复制。

某种意义上，这本《自由钟与美国精神》正在站在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信仰的维度来叙述美国。里尔巴克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对自由钟的创意、铸造、运送、破裂、敲响等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第二，对自由钟所承载的理念进行分析，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要义所在。因此，里尔巴克博士所论述的自由钟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理念的历史。

这条信仰的路径是如此优美！自由钟是费城的象征，也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美国最重要的事件：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鸣响；为合众国宪法通过鸣响；为送富兰克林远赴英格兰，召集市民讨论英国颁布《糖税法案》和《印花税法案》鸣响；为华盛顿的逝世鸣响。

说到美国的自由，除了信仰自由，我想另外一个最为醒目的标志，就是信息自由。著名的钱德勒和科塔达主编了一本非常有资料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 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1月)，讲述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程中因为信息和信息技术而发生过的史诗般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在每个传奇人物登场的时候，也都曾经闪烁过光芒。熟悉技术变革进程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们，会如数家珍地将每个时间进程中的历史事件、人物绘制在历史的场合之中。在一些细节的铺展之中，技术变革的神秘面纱，技术细节的发展演化对应于美国企业的兴衰、产业此消彼长、以及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在一种详尽的资料和故事中得以呈现。

这里其实隐含着一个信息技术进步推动自由秩序的美妙逻辑链。如果说未来中国的自由演进还存在某种希望的话，我会毫不犹豫把这种希望押在信息技术的引进与运用上。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径发力，相信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那么结局将是相当悲观的。前几天，一位熟悉计算机技术的朋友很郁闷地跟我说，国外著名的网络存储服务Dropbox无法登录了。我能理解他的烦恼，据我所知，Dropbox是一个优秀的在线存储服务，通过云计算实现网际网络上的文件同步，用户可以存储并共享文件和文件夹。这是一种崭新的互联网技术，此前，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田溯宁先生不论在何种场合，都在极力传播云计算的理想，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果抓住了云计算这项新技术，那么在互联网领域，就再也不会受他人控制了。田先生还谈到，一家互联网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当然无伤大雅，但google代表了今天互联网行业最新的技术，这很有可能导致，在未来几年，中国的新经济将在技术层面落后于人。

工具理性意义上，任何一种性质的闭关锁国，都是对某种新技术的排斥。作为中国人伤心往事的鸦片战争，也可以沿用这样的分析框架加以解读。在充分彰显民族主义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之后，我们仍然必须强调，鸦片战争一开始只能定义成一次贸易战争，虽然这样的贸易过程中明显带有暴力、野蛮和毒品色彩，但贸易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其次，等到真正的兵戎相见，我们发现，中国人和列强之间的抗衡，事实上是一种新技术的抗衡，这包括了武器装备、贸易谈判等诸多技术指标。可叹中国人还处在长矛短刀的冷兵器时代，而列强的手里，却是步枪与火炮。新技术的缺席，再一次将中国人拖后。一个不太恰当的设想是，如果没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如果中国一直坚持明朝的海禁政策，我们与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就还要隔离多久呢？即便是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质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技术层面的拿来主义。我们并没有真正学习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这纷纷扬扬的30年发展，首先是一种发达国家新技术的为我所用，其次是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性参与。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历史，而最近30年，并没有走出这一历史轨迹。

这样的历史叙事，再一次把我带到了伟大的亚当斯密面前。他的《国富论》的确是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这么说，斯密以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围绕《国富论》来展开，也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斯密的门徒。有意思的是，这本伟大的著作，竟然是用口述的形式完成，而且让很多后来的学人感到佶屈聱牙。以前我的确花过心思死磕《国富论》，但收效不大。这次我偶然在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并不算很旧的书《我讲国富论》(苏东斌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年7月)，算是苏先生的一部讲课稿件。客观地看，虽然有一些地方明显带有大陆陈旧意识形态的残迹，但总体看，这本讲稿对于系统了解国富论的读书人而言，应该是一门非常好的辅助教科书。

这次我读斯密《国富论》，再次感受到斯密对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干预经济，追求贸易出超的愤怒，老先生简直是破口大骂。这再一次让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模式，还停留在17世纪，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落后300年。斯密说，构成一国财富的，不是金银，而是人民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按照斯密的这个观点，中国今天高达2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堆纸上的金银，而不是人们必需的消费品和便利品，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所谓财大气粗，根本就不是“国富”，而仅仅是党富。斯密的经济学经典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有人说，200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采用了斯密理论、政策的国家，经济就繁荣；凡是没有运用斯密理论和政策的国家，经济就衰败。这话听起来相当武断，可是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再讲讲斯密的分工理论，这是《国富论》整部著作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斯密说“动物不懂得交换，所以动物世界没有分工”。国有企业最大的坏处是破坏市场分工，阻拦迂回生产，因此，那些大搞国进民退的家伙，就是一些动物。只有国有企业的国家，就是动物庄园。斯密说，“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原因，是各行各业的产业，由于分工而大增”。这句话具有真理的气象！分工增加市场容量，引导自由竞争，给每个人机会，导向普遍富裕，分工必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才能达成。中国的经济体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回到斯密的轨道上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常识。比如斯密说，分工理论有两个核心要素，一是以每个人的利己心为基础，二是以平等的交换行为为表现形式。这表明，具有恩惠性质的福利政策，不是市场经济行为，垄断和腐败是不平等的源头。而且，大面积的福利行为，会造成懒惰、腐败，加剧政府的垄断行为。

由此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隐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和自由理念，这让我坚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启蒙中国人。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愿意搞市场经济，国民的启蒙就是个时间问题，专制体制就不会长久；如果政府不情愿市场经济，甚至阻拦市场经济，那么国家又会迅速回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专制体制也不会长久。而作为一名知识人，沿着斯密的学术通道，我们应认识到，要站在市场的喧闹中争自由！这很重要，离开市场谈自由，可能有些空泛，可能有些愤怒，可能有些暴力。更有可能让我们陷入某种组织情绪之中，然后再一次找不到自我，找不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