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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略谈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长与发展轨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当首推严复。严复乃马尾水师学堂一期毕业生，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校，之后被李鸿章招致麾下，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但严几道不久后因志不得申而离职去考科举，结果三考不售，乃做起了翻译。我们最熟知的便有他翻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说》、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等等。严复以其“信、雅、达”的翻译语言，为中国输入了最早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著作。严复之后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乃是在他的宪政改良思想之中所体现的。而任公也凭著他力敌千钧、常带感情之笔，通过《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一系列报刊平臺，將自由主义的宪政改良思想传播至全国各地，一时风气大开，启蒙了数代中国人的思想。如果说五四一代知识份子是启蒙者的话，那么梁启超就是启蒙者的启蒙者。
严、梁之后，自由主义者之代表当属“五四”知识份子群，例如胡適之、蔡元培、傅斯年等。而群龙之首，非胡適之莫属。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適传播介绍各式西方文明学说，而其自身也化为“自由男神”，此一地位一直牢固延续毫不动摇，直到他晚年在台湾依旧如此。胡適努力將自由主义从学术思想的高度上升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实践的高度（至於此实践之程度几何暂且不说）。胡適之先生不管是在大学教书，是在政府任职，或是在报刊编撰，还是在学术研究，等等都无不用他的言论及行动在詮释著自由主义的精神內涵，以身体力行来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通过《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等发佈言论文章，例如二十年代末期的人权討论、包括后来在台湾的《自由中国》所发出的批评的声音等，这些都体现著一个自由主义学者的责任义务，儘管这些或许如他自己所形容一般仅仅是“鸚鵡濡羽，滴水救火”，但这也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情势。
而这之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则是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儘管从横向来说，相较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他在中国的成长是显得如此的的步履维艰，但就他在中国歷史的纵向层面来看，西南联大时期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短暂而又辉煌的一个阶段。首先自由主义的发展与传播，最得力的参与者当是梅貽琦、蒋梦麟、冯友兰等一大批留美留欧的学者。这是中国近代知识份子的第二个巔峰时期（前一时期应当是包括曾胡左李、翁（同龢）刘（坤一）张（之洞）沈（葆楨）以及康梁严（覆）林（紓）等自强及维新领袖），这一代知识份子的特点是中西学功底均十分深厚，他们所受到的西学教育与知识观念更为深入系统，同时由於早年他们在国內所受到的中西学的传播燻陶，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与学识思想更为成熟，他们对於自由主义的共识也更为深刻。因此他们在联大这样民主自由的环境之中，就能充分的在思想以及实践上践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就大大促进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成长髮展。联大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环境，他更让聚集在一起的绝大多数当时中国的顶级知识份子有一个共同交流的舞臺，这是较以前的环境所没有的。
到抗战结束、联大解体之后，自由主义的发展虽不如之前之盛，但依旧在延续成长，而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便是储安平及其同人刊物《观察》週刊。《观察》週刊罗列的数十位撰稿人物，包括掛名不写文的胡適在內，基本上就是当时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的主体力量了。
从联大到內战结束前，整个这一时期自由主义茁壮成长，儘管同时还存在包括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產党的左翼革命观念，但由於政府具有的包容性，包括很多政府高层官员在內的高级知识份子基本上对於这一思潮是具有共识的。因此就不难解释这一时期大量高级知识份子例如蒋廷黻傅斯年胡適之蔡元培等在政府部门任职了。这与知识份子的独立精神及批评责任是不矛盾的，因为在这个相对包容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是可以一边为政府国家服务一边又批评他的。这反而更能从另一角度体现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爱国的情感与责任意识。
到了49年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就进入了自他被引入中国后最黑暗的低谷时期。五十年代初的大学整改，之后的反对资產阶级自由化，以及57年的反右，一直到后来的十年文革，这一桩桩整治手段是招招击中要害，直接掐断了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命脉，自由主义自此陷入最低谷，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当然如果我们一定要在这黑暗时期找出一丝光线来的话，储安平可以算一个，陈寅恪也是。儘管陈寅恪先生不奉任何主义，始终独立与自由，但他自始至终所秉承的价值理念就是自由主义最高的真諦。到了文革，或许顾准也可以算吧。我並不清楚顾准具体的思想与主义，但他在经济方面提倡的市场经济、政治上对於希腊城邦制度的研究等等都可以体现出他自由民主的思想。
其实真正延续中国自由主义火种而不使其断根的是在台湾方面。从胡適之的《自由中国》里释放出来的自由主义的光芒，儘管力量远不如之前的联大时期，但它毕竟是保留了火种的。从《自由中国》处接过了胡適之先生自由民主领袖大旗的，应当是自称为“五四的儿子”殷海光先生以及雷震了。殷海光从早年的有纳粹倾向的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三民主义，到最后又追求自由主义，他的这一转变的具体过程我们暂且不討论，但他在晚年的这一转变確实对於中国的自由主义来说，是显得太为重要与关键了。后半生的殷海光在台湾几乎就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代名词，正是在他斗士般战斗精神的努力坚持下，使得自由主义在台湾得以延续生命。殷海光雷震之后，自由主义的发展主体力量，应是集中在了他们的学生辈身上了，其中的主要代表包括林毓生、张灝以及李敖等等。
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的自由主义思潮方才得以渐渐復苏。由於我对当代尤其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界状况並不是十分瞭解，因此从简而谈。八十年代的思想界呈现难得的活跃状况，自由主义思想无论是在政治高层还是民间知识份子之间，都有著普遍的共识倾向。而到八十年代末期之后则是一个转折，政府与民间对於自由主义的认同裂痕扩大，进入九十年代儘管有不少隱退的老高层依旧对这一思潮有相当好感，但它的范围毕竟太狭窄。民间的自由主义力量儘管也一直在延续，但也难以形成太大气候。
同时，台湾自由主义火种的延续发展，对於改革开放后的大陆自由主义的復苏，有著怎样的关係，这之间影响的程度又有多少，也是颇值得探討的。
这是一个启蒙的年代，中国思想界例如李泽厚、王元化等杰出思想家纷纷为其注入了新的元素，使中国当代思想內容更加丰富多彩。而与此同时，“新左派”力量的崛起，陆港台及海外新儒家的活跃（杰出代表者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杜维明等），更是与自由主义一道，大有形成民间思想力量的三足鼎立之势。
二
以上便是对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成长歷程的一个梳理，下面討论的是自由主义发展所依靠的成员及手段的情况。
自由主义的传播，依靠的手段最重要的是便是媒体。学说书籍、新闻报刊、同人杂誌，以及现代的网络，都是主要媒介。这一力量最早的便是严复的翻译专著以及他所创办的《国闻报》等，梁启超的《时务报》、《新民丛报》等，这些风行一时的重要刊物为自由主义引入中国做出了开天闢地性的奠基贡献，这是一种启蒙性质的传播，他为自由主义思潮扎根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群眾性基础力量，而他们之后的那数代知识份子，便是第一代自由主义传播者最重要的贡献成果。
到了蔡元培胡適的五四一代，更多的同人刊物的创办、报纸更加大眾化的普及，以及大学在这之中所扮演的力量，三者一道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拓展了更宽广的途径与空间。这些在相对宽容自由的环境下发展的报业与同人刊物力量，不管所持的是何种思想主张，所秉承的是何种价值理念，至少一种媒体界百家爭鸣的局面为自由主义的传播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中的佼佼者有例如《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新月》、《语丝》、《观察》、《大公报》、《申报》等，不胜枚举。
大学则是这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传播舞臺，而西南联大就是在此中扮演他人惟其是瞻的马首角色。而他又是与知识份子、刊物这两股力量不可分割的。前者是一个集中的、宽广的平臺，后两者则是主导的主动性力量。三者相辅相成，与社会上的报刊媒体等共同促进者自由主义的普及传播。到了现代，这一手段有更加丰富，互联网的普及让这信息传播更加广泛化、迅捷化、高效化、多元化，总之各种化。
自由主义的发展传播，包括媒体与大学等手段舞臺，其实主体是人为的力量推动，尤其是知识份子在这之中所扮演的主导性力量。第一部份已经有所阐明，故兹不再赘述。
而同时我们又不能忽视另外的一股成员，那就是中產阶级。而这或许就是中国与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差距的主要因素了。因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是在中產阶级力量逐渐强大的背景下发展的，这种同步伐的前进才能使民主自由等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得以完善及付诸实践。因为中產阶级力量的健康发育，才会使得自由主义价值理念在政治实践上有足够的控制力量，他们才能有效地將本身在商业竞爭中所追求的公平、自由、民主等理念付诸于政治层面。因此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发育健康完善的。而中国自由主义力量之所以一直脆弱的最重要原因便是中產阶级力量的不健康发育。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畸形发展决定了中產阶级的同样畸形发展。在政治上缺乏独立性，以及实际的话语权，在经济上又受多方力量的压迫，在艰难环境中举步维艰。这样就使得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传播仅仅是个“学院派”，因为多集中在高级知识份子群体中间，以及大学及媒体的平臺层面，而缺乏真正的政治层面上的实际力量的壮大。从梁启超的宪政改良的失败，到胡適对於这一理念的政治实践，我们就能清楚的管窥到自由主义在中国现实层面的实践尤其是政治民主的改良上是多么的艰难。
三
这一困难，在百年后的今天依旧是如此。台湾的民主环境虽然初有骨架，但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上，依旧远远不够系统与成熟。至於大陆层面，就更惨不忍睹。儘管现在中產阶级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其最突出的要求，例如独立性、政治话语权等实在还是可怜。因为在这样的极权政治模式下，中產阶级的发展仅仅是局限在经济层面，而且拥有一定话语权的那部份往往又都是仅占少数的所谓“二代”集团。其中的大部份中產阶级即所谓的白领，在环境压力下实在是难以获得其本身的独立性的，没有了独立性，那么对於政治话语权的要求的底气便微乎其微。因此就目前而言，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现状仍旧是停留在“学院派”阶段。並且在短期內难以获得实质性突破。这就不难解释对与民主政治改革要求的困难性了。
当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力量，高级知识份子、报刊媒体、大学等这些，能对其產生多少力量，是需要我们客观仔细的思考认知的。作为高级知识份子主体力量的大学教授们所坚持的独立自由的人格精神还有多少，在大学这样的官僚管制、思想奴役的环境下，他们除了申请所谓的研究经费之外，还能保有多少自由主义的价值追求，这是个问题。另外新闻媒体的管制、言论的极度约束，他所能提供给自由主义传播的平臺又有多大？这又是个问题。毕竟这个时代里，芮成钢可以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全宇宙，但是南方报业仅仅只能代表他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这就是现实。
在这样的时代及空间环境下，我们要重新审视思考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利用好网络所给予的新的信息传播手段及空间，如何改善知识份子、大学、报刊传媒所能发挥的作用与环境，如何使得中產阶级主体力量的独立性获得加强，又如何对待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儒家三足鼎立的发展形势，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解决的。因为这些问题关係著自由主义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关係著我们国家民族的发展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