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看到Whopper-Junior网友的回帖，很受启发，我也完全能理解他对我的“白衣魔鬼”说的反感。事实上，我过去说大夫不过是猴子，是智力最低下的族群，中国最黑暗的地方不是官场而是医院云云，也曾引起了白衣战士（＝抢钱战士）或其亲朋们的强烈反弹。But believe me, I know what I am talking about. 老芦当然也奢谈自己不懂的东西，但在那种场合，我一定声明自己是外行，若是内行出来发言，则我一定灰常灰常地谦卑，断不会如makahaya同志一般，认为他的医学常识达到或甚至超过了我对微积分的了解，因此可以鼓倒并指责内行。
不可否认，我对大夫确有成见（倒未必是偏见），历来无比坚定地认为：
第一，大夫是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份子里智力最低下的族群，无论中外一律如此，盖他们哪怕入学时是天才，医科的学习方式也一定会高效摧毁其智力。学医什么都不要，只需要一门背功，随便哪个内行都可以证实这一事实（冒充医学专家的生态学家除外）。
第二，内科大夫只需要高小（最多初中）的数理化基础知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方面的指示说得非常之对），其专业智能活动就是“经验+简单逻辑推理”，而外科大夫不过是手艺人，其技艺之精湛度与其实践机会成正相关。因此，中国外科大夫的手艺其实比鬼子同行的高得多，盖他们拿病人做豚鼠练手艺的机会远远多于后者。我看过一位韩战老兵的回忆录，他在战场上受伤被俘，由中国大夫给他做了手术，但未彻底治愈。释放回国后本国大夫又做了几次手术，却越弄越糟。他在回忆录里盛赞中国大夫的技艺，对本国大夫的手艺却极为鄙夷。
第三，中国大夫乃是天下良心最黑的生物，陈大夫说他们情商高属于黑色幽默一类。当然，他们确实很累很委屈，但这并不能漂白他们的良心。毛共普通干部们就不必说了，即使是现在的公务员也有可能很累很委屈。我认识的一位市委秘书长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使得他离开镇静剂不但无法上班，而且立即就要崩溃。对这类同志，咱们是否也该像杨奎松教授说的，“表一种理解的同情”？
我在回忆录里说过，1976年，先慈从自行车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地睡在急诊室里十多天，却没有任何像点样的大夫去检查，确定该收哪个科。我和芦箫去求神经科的一位正式大夫去检查一下，他却粗暴地把我们赶了出去。我俩无奈只好冒着暴雨站在户外的花园里，在窗子那儿苦苦哀求他发发慈悲心，求到声泪俱下的地步，雨水混合着泪水在我们的脸上奔流，两眼一片模糊，他却对着我们使劲砸上了窗子。90年代末期，我回去找一位做了副主任大夫的老同学玩，他正在看专家门诊，见到我来，满脸堆笑，立即把所有病人连推带搡地赶出诊室，把它变成了接待我的客厅。有位病人可能病得实在难受，忍不住推开门探头进来叫了一声“大夫”，他立刻板下脸来一顿恶骂，骂得那病人赶快把头缩了回去。后来我把这情节写进了小说《虎子的天空》，原来，这就是大夫的高情商？
这其实也算不了什么。2000年先严病重住院那阵子，一般人的工资也就是每月千元左右，我家的人是此后才开始过得比较宽裕的（过去十年中百姓收入确实上了个大台阶）。但那主管大夫不顾主任大夫的三令五申，天天开贵重的进口药，每天光是针水就是三千多元。那阵子要住院，先得交一万元押金，每三天结算一次，押金用完了立即拔针管赶出去。一天我家交的押金用完了，大夫和护士凶神恶煞地进来拔了针管，勒令我们立即出院。钱由芦笙统一保管使用，但她恰好不在。我向医生说明了情况，说我们绝不会赖帐，这就马上去找人拿钱，请他别拔针管（先严已完全无法进食，全靠静脉输液补充营养），但那大夫根本不理，一迭连声地催我们快走，死说活说才同意给我们半天时间。那阵子家人又没电话，我只好立即打车赶去芦笙家，幸亏她在家里休息，立即和我赶回医院交了钱。先严这才幸免被逐。同病房的一位老先生可就没这运气了，他家真是用完了钱，三个孩子跪在地下给大夫磕头也没用，照样给赶出了医院，我回来后便把这事写在旧作《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里。据说，这就是大夫的高情商。
当然，人之初，性本善，大夫们也不都是天生长的就是钨钢锻成的心，有个堕落过程。这与厨师的厌食职业病发生机理差不多：天天目之所及，无非愁眉苦脸脓血口痰粪便，耳之所闻，无非呻吟哀唤惨叫呕吐呃逆，再发达的爱心同情心，也有倒空的一天，心肠总得磨砺成刀枪不入的硝过的水牛皮，才有可能正常地活下去。陈大夫之所以得以保持高情商，无非是因为中医诊所只看门诊，而且病人都不是病到爬不起来的危重病人。让您去当24小时不得离职的住院大夫试试，保管不到半年，您那柔嫩的心肠就得百炼成钢，锻打淬火，无坚不摧。这就是我对白衣禽兽们能作出的“同情的理解”。
第四，然而大夫仍然是天下良心最黑的生物。歪？出于职业性麻痹，你可以不同情爱护病人，可以因忙累而疏于职守，甚至弄出责任事故来，把纱布或钳子忘记在病人腹腔中。这些都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原谅，但你不能丧尽天良，趁人之危，去抢劫病人。生病本来就是一个家庭能遇到的最大的倒楣事，不但病人自己遭罪，家属也因此担忧焦虑，日坐愁城，而且对家庭经济也是个重大灾难，你还要趁火打劫，雪上加霜，落井下石，加重人家的感情与经济上的灾难。这种烂仔，简直就不是人揍出来的！
古话说：“一世为官，百世为奴”，说的是贪官转世必遭报应。但在我看来，贪官远不如大夫坏，他们再贪，总不至于为individual家庭带来具体而微的灾难，去具体而微地折磨individuals，甚至让他们的心灵备受创伤，留下终生难愈的隐痛、悔恨与自责。贪官贪污，未必都是趁人之危，一般不会如白衣屠户一般造成他人丧生，而且盗窃的赃款总是分散到大众头上去承担，并不是直接的劫财害命。例如前述去全国“考察”的那位女科员，哪怕坐在头等舱的科长大人也罢，毕竟没给他人带来具体而微的灾难，是不是？所以，在我看来，那句话应该改为“一世为大夫，百世为牛马”。
我曾在本网站扬言，未来中国不爆发暴力革命则已，一旦爆发，则老芦立即回国，把暴民组织起来，去对全中国自80年代以来从业的大夫实行genocide，把那些狗东西统统杀个干净，寸草不留，好让未来的大夫们彻底吓破胆，从此引为殷鉴，再不敢趁火打劫，谋财害命。为了达到这个无比高尚的目的，我还对布朗运动网友庄严发誓，我一定要珍重自己，爱护健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争取活到大乱爆发那一天。这就是我芦汉三记下来的变天账。
当然，大夫也不完全都是良心泯灭者，向我披露“药比”的烂污勾当的那位朋友就非常愤怒，大骂“逼良为娼”，说他只能“杀富济贫”，看人下菜碟儿，根据病人的经济状况酌情开检验单。如果来了个牛气十足的款爷，他就猛开检化验，若是看上去比较穷的病人，则他就尽量靠视触扣听和简单检化验作诊断。但即使如此，也未必能确保穷人不挨抢，因为有钱人毕竟是少数，尤其是如果该月的药比有可能超标，为了避免被十倍罚款，他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不仅如此，他还不能不充当药物销售终端，从药商那儿拿钱。盖他过去曾一根筋，试图“清者自清”，却引起同事的强烈不满，几乎把他挤兑出了那个三甲医院，整得他乖乖跟着大伙儿一道捞昧心钱，这才天下太平。开头良心上还下不去，但后来慢慢地也就麻木了，最后还捞出点滋味来，买房买车，颇有成就感，云云。
这些其实是题外话，无聊牢骚一类，真要让我去屠杀白衣魔鬼们，我还真没钟馗的胆子，哪怕是组织指挥暴民也无可能，盖我并非白衣禽兽，还长了一个未被玷污的良心。
我想说的还是，Whopper-Junior网友说的道德建立过程，给我的启发很大。对道德问题，我曾写过《“犬儒”篇》，重申了“道德来源的功利说”，记得最后一篇是《世纪难题——问婊子如何拆去牌坊》，大意是，道德是洗脑的结果，不可能是靠个体自发建立。一个人之所以善良，除了遗传因素外，主要还是靠后天教育，例如老芦之所以是个有所不为的仁人君子，全靠自幼接受的传统道德熏陶。而在中国重建社会道德的难题，恰在于中国彻底缺乏完成这个任务的道义权威。如所周知，中共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真面目早被绝大多数子民看穿，在道义上早就彻底破产，而中国的传统历来是由政府充当道德权威，因此龙应台才会到北京去宣讲由国府强制注入的“礼义廉耻”。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重建社会道德？
但Whopper-Junior的发言却让我想到，社会道德也有可能由新型的生活方式自然研磨出来。例如西方的道德来自于教会，与政府并无相干，根本不是后者的职能，然而如所周知，今日宗教在欧美业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没多少年轻人还去教堂乖乖接受洗脑。然而却也未曾见到人家道德全面崩溃的壮丽景象。这原因，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得大众普遍意识到“诚信才是最高明的博弈手段”，用鬼子的话来说便是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罗素曾在《怀疑论》中说，美国的清教徒特别讲究诚信，而这教义却构成了做生意的竞争优势，让他们发了大财。他没说的是，这其实为其他人树立了榜样，非教徒哪怕只是为了竞争，也会效法这种美德，使得整个企业界都讲究起诚信来。
的确，今日中国的正经商家都已开始讲究商业信誉，尤其是服务产业。例如我在前文说的即时送水上门，据我哥说那是那家公司在广告中作出的承诺，人家真的说到做到了。当然，以诈骗为主业的企业不是没有，但一般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想做长久生意的商家也不至于太下作（当然三鹿是例外）。
仅以丽江旅游为例：诈骗者都是那种没在街上开商号，而是在私下拉客的野鸡服务人员。开在街上的旅行社都要跟客户签订旅游合同，而且确实做到了那上面的承诺。例如去长江虎跳峡，人家保证管中饭，还有八菜一汤，那承诺还真的做到了，当然提供的只是低档饭菜，那汤不过是洗锅水而已，但毕竟在书面承诺之内（但我这贱民的感觉是比人家请我吃过的各种宴席好吃多了，情不自禁一连灌他八大碗，栾平他醉成泥一滩，那主要是因为其浓厚的“伙食团味”让我终于找到了“回家”的温馨感，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劳累饥饿的缘故）。导游当然也与各种商店分成，因此免不得要领着游客去购物，但人家事先就说明，那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并非白衣魔鬼那种强制性卖药，让你毫无拒绝可能。
上文提到过的摩的又何尝不如此？那俩师傅之所以半道涨价，首先是那职业的本质就是短线的，没有什么回头客，乘客的感受如何并不会影响他的长久生意。其次是我没有投诉可能。后面这点也很重要。例如出租车也是短线生意，但上海当局管得比较紧，司机不敢乱来，上哪儿都要向你解释他为何选择那条路，藉此表白他并没有故意绕大圈。天津的司机也如此。其实俩城市早就面目全非了，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哪条路最近，只是为防上当，不免哼哼哈哈，装出门槛精、一门清的莫测高深状。不仅如此，我过去从来不要发票，上海的一位出租司机还好心劝我打票，说那上面有车号还有投诉电话。如果我在车上忘记了什么贵重物品，或是自感受骗，都可以打那电话。我从此便听取了他的建议，只是从未用过，盖的士司机一般还比较诚实。
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还是一位企业家朋友给出的。他说，他从来不逃税，良心十分清白，盖逃税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欺诈行为，至少必须把会计拉进来，而这就有可能被人讹诈，所失还会超过偷税所得，由此造成的烦恼与精神压力就更不用说了，云云。
当然，要诚信变成最佳博弈手段，前提是必须建立一个赏诚罚伪、赏善罚恶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具体来说就是必须做到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这才能逼得公民为了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不得不遵守社会公德。这过程开头是被动的，少不了虚假意味，但传上几代后蔚然成风，则公民也就能像鬼子那样，诚信成了不假思索的本能。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是国内网民说的“逆向淘汰”的问题。政府在无关他们钱包的行业里可能搞赏诚罚伪，对出租车就是如此，但在关系到特权集团的利益时，则绝对只会利用把持的权力，赏伪罚诚，赏恶罚善。换言之，权力的介入，阻碍了工商社会自动转化为有道德约束、有法律管制的文明社会，这才是中国文明化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
以上所说，当然不包括国外传入的人道主义影响。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若干城市都有无偿献血点，而那儿还颇有些自愿献血的男女青年。我想，这大概只能用西方流入的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潜移默化作用来解释。
当然这作用也很有限。例如同样是青年，我认识的一位青年是所谓“啃老族”，大学毕业（现在的城市青年似乎一般都是大学毕业生，当然那是“民”［＝sub］大学生，比不得我们当年）后一直闲居在家，死吃他父母。待到他爹病倒后，实在没钱养他了，他才不得已去找了个工作。他爹害的是没法治的病，无非是能拖多久的问题，天天呻吟床褥，而他根本不在乎，根本不到医院去看护照料，日日和女朋友玩出玩进，研究的是如何考驾照，以致照料他爹的任务完全落到了他妈和他姑身上。无论是用Whopper-Junior网友不以为然的旧道德，还是用西方文明社会的新道德来考量，这种人都只能算丧尽天良的畜类。
我不知道这种畜类在青年人中的比例有多高，我知道的就是，靠“自身长远利益最大化”的功利考虑，绝对无法培养出传统道德提倡的孝心来。因此，实行了公平竞争的工商社会生活方式，或许最终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诚信社会来，但恐怕不能引入爱心，后者似乎必须靠从西方引入人道主义情怀，然而这只可能是个洗脑活动，于是我们又再度回到了“谁来做新时代有公信力的道德权威”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