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东
史学在民间
丁东
陈远给我点了一个题目，史学在民间，让我就这个话题和大家作一次交流。
史学在民间，首先是对事实的一种判断。现在大家喜欢阅读的历史书籍，是民间史学家的作品，比如吴思、李亚平，或者是有独立价值判断的历史学教授的作品，比如杨奎松、沈志华，而不是官方机构编纂的史书，也不是官方审定的教科书。
史学的生命力为什么在民间而不在官方？我想从中外不同的史学传统说起。
西方的史学传统，从古希腊希罗多德开始，就是私人编纂，个人修史。当时的另一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不一定完全可靠。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的认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意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这种独立思想和追寻真相的精神，成为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
而在中国，商代就设立了史官。中国古代史学虽然有官修、私修、奉诏私修几种情况，主流一直是官修。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史书的编写。他们认为编写史书的权利放给私人，统治者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所以，官方要直接控制史书修撰。
历史一旦与政治权力结合，必然形成特定的利益导向，形成特定的文化传统。顾准称为史官文化。他说，“‘史官’所垄断的，他们所负责管理的文化资料，无不与政治权威有关，他们所考虑的问题，无不与维护政治权威有关。”“所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也不错的”。“所谓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小说《1984年》中借人物之口说过一句名言：“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的确，谁掌握了历史的解释权，谁就掌握了舆论的制高点。官修史书的宗旨，自然是为统治者服务。为尊者隐，为贤者讳，夸大一些事情，遮蔽一些史实，都是常见的。他们按照政治权威的意志，把历史人物划分为好坏两端。政治权威认为是好人的，史书上只说好话，如果他当时伤害过别人，则加以避讳；政治权威认为是坏人的，修史时只能说坏话，如果他做过好事，也避而不提。所谓春秋笔法，评说历史，褒贬人物，遣词用语都含有微言大义。为着这种目的，剪裁、取舍、甚至张冠李戴，都是合乎官方伦理的。
不幸的是，史官文化一直沿习至今，为官方历史编纂机构所奉行。
比如建国６０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公开出版后。我觉得有一些大事是有意忽略的。就在《炎黄春秋》发表了一篇文章，举了一例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引发的大饥荒，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农民非正常死亡，在《大事记》里居然没有一字记载。
《大事记》中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关的内容，共有这样几条：
１９５８年
８月１７日－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宣布１９５８年生产钢１０７０万吨，比上年钢产量翻一番；决定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全国很快形成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１１月２日－１０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此后到１９５９年７月，相继召开一系列会议，初步纠正已经察觉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
１９５９年
７月２日－８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原定议题是总结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倾错误。但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１９６０年
１１月３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中的“共产”风。
１９６１年
１月１４日－１８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全会正式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转入调整的轨道。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后，中央领导人和地方负责人先后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３月６日安徽省委根据农民群众的要求，决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田间管理责任制。其他部分省区也实行了类似办法。
这几条，记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倾错误，却不有谈这个错误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灾难。如果以人为本记述历史，就应当记录这一时期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病逝，《大事记》中都有一段记载。上千万农民饿死了，《大事记》却没有提一句。
据杨继绳、金辉、曹树基、王维志等中国学者用不同方法研究，在此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达３２５０万到３７００万。曾经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和曾经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蒋正华研究，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１７００万。即使以后一数字而论，２０世纪在和平环境中一国非正常死亡人数之多，可谓无出其右。这不但是中国发生的大事，也是全人类的大事。１９３２年到１９３３年，苏联在推行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也发生过饿死人至少有２５０万的严重事件，史称“乌克兰大饥荒”。２００２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１０００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总统库奇马签署法令，每年１１月２２日定为“饥荒纪念日”。各城市下半旗，並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电台和电视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中国发生的饥荒持续时间更长，遭遇不幸的老百姓人数更多，但正史却故意不提。
这是说故意回避的一人例子。官方正史的局限性，还不只是回避历史的创伤。大家知道，现在规范当代中国历史口径的主要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它对当代史研究影响太大，下面我就给合决议对文革的相关结论，作一点分析。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决议产生的背景，是最高领导权从华国锋向邓小平转移。邓小平是文革中受批判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华国锋是文革中上来的，他在文革以前是个省级领导干部，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省里的一个副职，经过文革十年，成了中共第一把手。文革给他提供了上升的机会。从政治上彻底否定文革，就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合法性。但是，邓小平的合法性又要以共产党的合法性为基础，所以在讨论这个决议的时候，邓小平拒绝了党内一部分人完全否定毛泽东的意见。这个决议要在维护毛泽东旗帜和否定文革之间达成一种平衡。现在看，这个决议启动了中国大陆反思文革的语境，如果想在毛泽东时代公开检讨文革，那是不可能的。有了邓小平主持的这个决议，对文革的否定性意见才有了表达的空间。所以，这个决议当时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个决议到今天又过去三十年了。还停留在这个决议的认识上够不够？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我今天只提出四点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一点，这个决议把毛泽东的责任都归到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的头上，实际上，这与历史事实本身是不吻合的。
今年《炎黄春秋》第四期发表了郭道晖先生的文章，《四千高级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纪略》。当时，四千多名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参加了对历史决议的讨论，讨论过程中畅所欲言，这些高级干部发表的意见，互相之间是知道的，因为当时有简报，但是一般老百姓不知道。郭道晖当时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在讨论中担任秘书，所以他手里有简报。这期《炎黄春秋》打头第一篇就是这篇文章，介绍了很多高级干部讨论决议时的观点。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这些高级干部不赞成把毛泽东和江青这些人分开，不赞成把毛泽东说成是被利用，受蒙蔽。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很清楚的，林彪、江青不可能利用毛泽东，只可能是毛泽东利用江青、林彪、康生，《决议》里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提法和历史事实是不相吻合的。毛泽东是不可能被利用的，只可能是他利用别人。江青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毛泽东要是不用她，她不可能站到政治上舞台那么突出的位置。
第二点。《决议》回避了江青、林彪两个集团之间的矛盾。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有几拨人，林彪和他提拔的人是一拨，江青和中央文革是一拨，文革前就处于领导层的老人是一拨，文革中提上来但和江青无关的是一拨。这几拨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决议》是把林彪和江青两拨捆在一块儿，凡是坏事都是他们互相勾结的产物。但历史事实是，这两拨人在文革初期合作的时间并不长，从1967年初林彪和江青就发生了冲突。“庐山会议”，也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集团的冲突。毛泽东支持了江青，抛出了陈伯达。因为陈伯达和江青不和，投向了林彪一派。当时周恩来、汪东兴，和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人关系比较近。《吴法宪回忆录》详细回忆了林彪、江青两派冲突的来龙去脉，并且披露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高层斗争细节。比如1967年2月，中央文革插手中央军委事务，抄了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家，林彪和江青当面发生了冲突。2月20日下午，林彪把江青叫到家里，火冒三丈地说，我没法干了，要向毛主席辞职。叶群苦苦相劝，跪下来求林彪不要跟江青发生冲突。江青对林彪还是怕三分，当面向林彪赔了不是。吴法宪认为，这次江青和林彪当面冲突的裂痕很深，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一直延续到九大和庐山会议，延续到9.13事件。
庐山会议的导火线是称天才问题的争论。据吴法宪讲述，1970年8月14日，他和康生、张春桥在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执。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不只他们三人，但是那天在场讨论的只有他们三人，在讨论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康生提出不设，吴法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争执不下。康生说，各自保留意见，以后交政治局讨论。当讨论到国家机构问题时，吴法宪提出国务院这章应当写上“毛泽东思想是国务院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句话。但康生和张春桥一起反对，他们说，再写上就重复了，毛主席也不同意写。吴法宪在回忆录里说，其实他们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张春桥当时说的几句话引起了我的反感。张春桥第一句话是，有人口口声声马列主义到处都挂，我想这句话完全是冲着我来的，没想到张春桥接着说，到处堆砌毛泽东思想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人口口声声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连赫鲁晓夫都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简直是一种讽刺。当时吴法宪非常敏感，他认为张春桥说这句话是冲着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来的，在前言中，林彪就有“天才地、创造地、全面地”的说法。吴法宪就问张春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谁说的？请解释清楚，“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谁提出来的？你这句话过分了，你这是在讽刺林副主席吧？你张春桥这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哪里不写毛泽东思想，倒是你捍卫马列主义了，可是你的文章那一篇不写毛泽东思想，你算不算堆砌？你说赫鲁晓夫天才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你口口声声赫鲁晓夫，你指的是谁？吴法宪和张春桥吵了一通，会议不欢而散。会后吴法宪就把这事告到陈伯达、周恩来、黄永胜、林彪几人那儿，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九届二中全会议程里没有林彪讲话，但是在开会之前，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5个常委在休息室。毛泽东问林彪讲不讲话。林彪说想讲几句。张春桥反对提天才，不同意写国家机关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表示，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毛泽东还说，这个张春桥的后台一定是江青，一定是她搞的。林彪讲话以后，吴法宪感到替他出了气。林彪虽然没点名，但实际是冲着张春桥的。开幕式完了以后，政治局开扩大会研究会议，吴法宪提议分组讨论是不是可以先讨论林副主席的讲话。陈锡联、汪东兴、许世友都响应。周恩来也同意。分组讨论林彪讲话时，不少中央委员情绪激愤，要揪人，有的人知道内情，是冲着张春桥的，有的不知道内情，也站出来表态。其中不但陈毅这样的老帅，就是身为候补中央委员的钱学森，表态的调门也是很高的。江青就带着张春桥、姚文元找毛主席求援，张春桥、姚文元抱着毛主席的腿哭，把毛的裤子都弄湿了。这对毛泽东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事，他为什么不能容忍这些人跟着林彪一拥而上把张春桥攻倒？要是容忍了，左右中央政治格局的就不是他，而是林彪了。所以，毛泽东就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先把陈伯达抛出来。说二百多位中央委员上了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当，把陈伯达拿掉了。毛泽东说我和林彪都认为，实际上他没有取得林彪的共识，用这种方式先拉着林彪，把陈伯达拿掉，再“掺沙子、搬石头、挖墙脚”，一步一步向林彪出击。从1970年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的9.13，用了一年的时间，毛泽东向林彪步步紧逼，林彪只好坐三叉戟仓皇出逃，死在温都尔汗。
这件事在文革中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是一个转折点。但是冲突的起因是什么？老百姓其实被蒙在鼓里。当时向下传达是“天才论”问题，是设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其实都是表面现象。实质是九大以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最后毛泽东坐到了江青一边。要想真实地描述文化革命的历史，只讲林彪和江青两拨人在文革初期合作的一面，不讲他们后来的冲突，很大一部分历史真相就没办法说清楚。
第三，这个决议还回避了文革初期，刘少奇和各级党委按照反右模式领导运动整人的后果。
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的学生，学校就在和平门外，文革那年我是初中二年级。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是我们学校高一的学生。刘少奇直接插手了师大一附中的运动。 1966年6月，北大陆平倒台，跟着师大一附中的校长也打倒了。北京市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是从四清工作队临时抽调的，对文革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完全不适应，搞了几天就控制不住局面，被轰下去。第二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团中央的一个副部长，组员吸收了5个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和刘少奇接上了热线，刘少奇在1966年6月份下旬接见了工作组，和他们谈了话。当时倡导“马克思主义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学生的造反精神上来了，第一个工作组被学生轰下去，第二个工作组虽然有刘平平参加，别的学生照样还是要造反。高三二班七个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揪出钻到我们肝脏里的牛鬼蛇神”，矛头指向了刘家，刘少奇接见工作组，亲自部署，不光这七个学生打成了反革命，还有二十几个学生也打成了反革命。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在北京领导文革，复制1957年反右运动的模式，引蛇出洞，谁跳出来就把谁打成右派。我当时是初中二年级学生，虽然是个旁观者，但也亲眼看见刘少奇收拾青年学生，毫不心慈手软。
和刘少奇有直接关系的另一个学校是清华大学。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成员，当时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而更重要的人物是组员王光美。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二年级学生，不服从工作组的权威，结果被王光美批了一个多月。人们都知道蒯大富后来成为北京五大学生领袖之一，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在清华开３０万人大会斗过王光美，给王光美带了乒乓球项链，让她受到很大侮辱。但往往忽视一个事实，是王光美先整蒯大富。要说批斗的次数，还是王光美批蒯大富的次数多，蒯大富批王光美就那一次。我当面问过蒯大富，清华大学那次批斗王光美大会是谁批准的。因为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以后，认为各校工作组都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其他学校的工作组都要回学校做检讨，蒯大富就要求王光美到清华大学做检讨、受批判，蒯大富请示戚本禹，戚本禹说我决定不了，你请示江青；他找到江青，江青年让他请示周恩来；蒯大富找到周恩来，周让他打报告中央研究。当时中央的日常工作的领导班子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由周恩来主持，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是当时北京层次最高的批斗会，虽然主要批判对象是王光美，但是陪斗的有很多被打倒的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开这个会，让王光美在清华大学接受批判，包括让王光美穿旗袍，都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研究过的，把王光美送到清华大学接受批判，用的是周恩来的汽车，批完以后，周恩来给蒯大富打电话：“会开完了，把王光美送回来。”蒯大富还不想立即放人，江青在旁边说了：“赶快让她回来吧!”，蒯大富惹不起江青，这才把王光美送回来。现在叙述这段历史，都是说蒯大富如何作恶性，如何丑化王光美，但是没人讲述背后的决策过程，也不讲蒯大富批王光美的前因后果。《决议》把刘少奇主持工作５０多天整学生的情况回避了。当时说，总结历史宜粗不宜细，决策者也有难言的苦衷。因为在1966年6 月、7月把文革当作反右来搞，邓小平和刘少奇的意见是一致的。
第四点，这个决议没有正视党内一部分高级干部曾经在文革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追随毛泽东，支持文革的事实。
因为起草决议时已经否定了文革。获得平反，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高级干部，说起文革，就千方百计地讲他们对文革如何抵制，如何不满，这方面的事实挖掘得很细。但许多人在文革的不同阶段，特别是前期他们在台上的时候，支持过文革，就不讲了。实际上文革的过程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搞运动，不是在同一个时段，把党内的老干部全部打倒，而是剥笋政策，每一阶段打击的都是少数人，拉拢团结的是多数人；下一波又有某些人会成为少数人，整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比如叶剑英在文革发动阶段，在打倒罗瑞卿的过程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是相当积极的，“将军一跳身名裂”，有诗为证。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的讲话都是嘲讽罗瑞卿，邓小平说就像跳了一个冰棍。毛泽东收拾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时候，党内有很多人是支持的。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探讨毛泽东在文革初期为什么重用陶铸和李雪峰？文革以前，中国分成六个大区，华北、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其中李雪峰是华北局书记，陶铸是中南局书记，两人在文革初期都受到了重用。陶铸当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宣部长、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排名第四位；李雪峰是当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排名虽在二十开外，但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也是很重要的角色。毛泽东重用这两个人，我认为原因之一是看中了他们和刘少奇的某些分歧，把他们两人当作同盟。
李雪峰和刘少奇的分歧是1964年的“四清”运动。一开始是刘少奇主持，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思路，“以县为单位派工作团，集中优势力量进行四清”，当时刘少奇的这套方案中南、西南、华东都支持，华北李雪峰却有不同意见，毛泽东知道后，就对李雪峰说“你们南北开战吧”。毛泽东在1965年8月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话中又提到华北局李雪峰的看法，“派一万多人的工作组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当时中央还是按照刘少奇的部署，一个县派一个大工作团，推广“桃园经验”。现在对于“四清运动”研究多了一点，实际上，四清运动对基层干部的伤害相当大，很多都是冤假错案。刘少奇让一个县派去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扎根串连，后果很严重。
历史学家李新的遗著《流逝的岁月》在山西出版，讲述了他到甘肃张掖县搞四清的感受。按照“桃园经验”，把农村看成是一团漆黑，工作组先入为主，看见村干部就不顺眼，总以为他们是“四不清”干部，工作组的权力很大，可以任意隔离审查，等于逮捕，可以随时审问，等于私设公堂，即使逼死了人也不负任何法律责任，所以在“四清”中逼死的农村干部不少。1964年夏天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高级干部开会，要求各部门干部下去搞“四清”，学习“桃园经验”。李新说，当时大热天，把那么多高级干部召集来训话，人们非常不满，我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会堂，下台阶的时候，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我走近时，他们回过头来看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由此可见在文革前，刘少奇搞“四清”的一些做法，在党内已经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
六个大区六个一把手，只有李雪峰敢于提出不同的看法，现在看，李雪峰的看法有一定的道理。虽然李雪峰和刘少奇是工作上的分歧，毛泽东看出他敢于和刘少奇顶一把，所以毛泽东要重用他。
陶铸在“四清”问题上与刘没有分歧，中南支持刘少奇的做法，但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和刘少奇有分歧。前一段出了一本书，讲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在会上脱稿作报告，讲了三个小时，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在党内公开否定了大跃进。“七分人祸”虽然没有点名，但是大家都知道指谁，这句话戳到了毛泽东的痛处。现在来看，有一个层面的情况被掩盖了。当时一些军队干部对刘少奇是不买账的。香港出版了《半截墓碑的故事――高岗在北京》，作者之一是高岗的秘书。这本书告诉我们，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冲突。当时高岗联络一些部队干部，要求刘少奇靠边，高岗联络的对象就有林彪、陶铸等四野的军队干部。在七千人大会上，也有人对刘少奇表示不满，据吴法宪回忆录介绍，“军队和地方的一些人鼓动林彪出来讲话”。林彪出来讲话挺毛泽东，并不是林彪一开始就特别想讲，而是有人鼓动林彪，最后林彪想想，还是要讲。吴法宪说 “据我所知这些人当中有陶铸、罗瑞卿、刘亚楼等，林彪起初很犹豫，不愿意讲，最后包括军委的一些领导也怂恿林彪出来讲话”。吴法宪的回忆录没有说明军委领导是谁？我推测总是一位老帅吧。刘少奇讲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很没面子，不得已做了自我批评，这时候林彪出来讲，我们的困难全是因为没有按毛泽东思想办事造成的，这个讲话给了毛泽东极大的支持，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讲话水平很高，你讲得出来吗？这也是后来毛泽东选林彪做接班人的重要的原因。看了吴法宪的回忆录，再看高岗秘书那本书，可以从更深层上理解林彪的背景。林彪是代表军队的，刘少奇是搞白区工作的，军队干部要考虑大跃进搞得对不对？饿死人的问题如何解决？也要考虑另一个维度，就是白区出身的干部，和刘少奇关系比较密切的干部，地位在上升，天下是军人打下来的，他们内心有这样的情结，所以要推林彪出来讲。林彪挺毛泽东，背景之一是一些人对刘少奇的势力上升有意见。
以上，我从四个方面讲了《决议》的结论值得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决议》的形成，主要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历史研究的需要。邓小平主持这个决议最重要的收获是让华国锋下台。四千个高级干部通过讨论《决议》，要求中央变更领导人，这是邓小平陈云做《决议》最直接的收获。邓小平要通过这个历史决议，证明在他和毛泽东不一致的地方，在毛泽东整过邓小平的问题上，邓小平是对的，毛泽东是不对的。但是在其他的问题上，还是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这个《决议》是高层政治博弈的结果，不是历史研究的产物。我们做历史研究的，对这事要有自己的思考。这个《决议》形成三十年来，已经成为国内当代有关历史，特别是有关文革出版物的基本准绳，大陆有关文革的史论、史述、高级干部的个人回忆录，都要按照这个决议的结论来调整、剪裁、取舍，这就出现了原则和史实之间错位，这个错位已经成为国内有关文革出版物的常见病，那些明显与这个决议的结论不相吻合的回忆录和研究著作，只能在香港和海外出版，当然网上也可以发表一些和《决议》结论不吻合的意见。
现在研究文革，已出现了民间的独立的角度。一些民间的史家认为，文革研究是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历史学的目的是揭示历史真相，不是按照某个政治集团和政治领袖的需要来剪裁历史，而是要呈现历史真相本身。服从于政治权力的文革叙述不可能接近历史真相，服从于商业利益的文革表达也不能接近历史真相，只有本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研究历史，才有接近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民间对史料的占有、研究的水平有局限，但是只要定位不是依附于权力，而是独立的，就有可能比官方更好。有了国际互联网，香港还存在更加自由的出版空间，这对于独立价值判断的著述越来越多。这些著作未必完美，有的只是一家之言，一面之词，一得之见，但是在呈现历史真相方面，在表达严肃思考上有独特的努力，我们应当给予重视。
我把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的历史当事人撰写的回忆录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身居高位，离休后仍然享受优厚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的历史当事人，他们写作回忆录仍然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有专人和专门的班子协助，他们有权查阅档案，但是他们的材料只能按照中央决议的结论来组织和取舍，避讳和掩饰相当普遍，有的回忆录在某些问题上说出个别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就很难得，我对于这种晚年享受荣华富贵的高官的回忆录整体的评价不高。
反而是一些政治失败者，类似吴法宪，早已从政治高位上跌落下来，成为政坛斗争的失败者，写作回忆录完全是个人行为，没有机会查阅档案，但是其内心的动力就是想给世人留下自己的历史见证。这两种回忆录，哪种史料价值更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后者。过去有人常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在中国，我认为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受到史家重视的不是那些官方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财力精心出版的高官回忆录，相反是吴法宪这些政坛失败的个人回忆录，对于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而言，他们除了说出内心保留的记忆之外，已经没有其他资本。他们写作时虽然已经刑满释放，但实际上还是受到某种控制，如果刻意造假，无中生有，舆论对他们十分不利。他们在多年接受审查，一些细节反复交代，所以记忆十分清楚。我认为这些回忆录有独特的史料价值，更受国内外史家的特别重视。属于民间史学的一个特殊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