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木然
来源:博客中国
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喊了三十年。如果说这三十年没进步,那是情绪性的说法。如果说三十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是夸张的说法。如果说政治体制一动不动,有失客观公正。如果进步得让人们看到前进的方向,(所谓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就有了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说对原有的体制进行修修补补,倒也比较贴近实际。这是因为:
理论和实践两张皮。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在对民主作用的认识上不断提升,在实际运作中却没有大的修为。你说你的民主,我行我的集权或专制,说一套做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口朝外,挂羊头卖狗肉,以民主之名,行专断之实,高举民主大旗,贩卖自己的私货。理论上最民主最彻底的地方是实践上最不民主最不深入的地方。不是理论玩了实践就是实践调侃了民主。理论越来越深奥,实践越来越浅薄。理论不断地背叛实践,实践变成了脱缰的野马。理论和实践变成了两股道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方向。想当年,孙中山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还有个步骤,有个方向,即军政、训政、宪政,政治发展分三步走,最终的目标是宪政,这个宪政目标在台湾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到了毛泽东那里,政治体制也有一个方向,那就是公开说搞专制(马克思加秦始皇),开倒车,搞复辟。改革开放之后也有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民主,而且说得很清楚,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个方向是没有步骤的方向,类似于空中楼阁,但有方向比没有方向好,况且是个前进的方向。再到了后来方向就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淡化,最后搞得没了方向。这也使得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少了方向意识,多了问题意识。比如说什么《要守住社会稳定的底线》(于建嵘),《中国未来社会的主题是社会建设》(陆学亿)。问题是政治体制不改哪能带来真正的稳定?现在社会的不稳定都是僵化的政治体制带来的,政治体制不改搞不好社会的建设,中国的社会建设到处可以看到权力寻租的影子。顺便说一句,今年的春晚就是在权力政治正确的指导思想下搞砸的。
政治体制改革没步骤。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步骤,比如经济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战略步骤。就是邓小平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措施也没有得到贯彻落实。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存着重大的不足和缺欠。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是官员,比如市长是市人大代表,省长是省人大代表,一身兼二任,这不是自己选自己吗?这样的代表会监督自己吗?出了事会用自己的左手砍右手吗?中国的政协委员绝大部分是富人,这样的富人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具有原罪,他们自己会清洗自己的原罪吗?他们提出的建议不是无关痛痒、就是为既得利益集体谋利。中国的其它的民主党派在监督中也很难发挥重大作用。中国的政治体制如果真改,那就必须放弃议行合一原则,省长、市长不能当人大代表。政协应该成为类似西方的上院并由选举产生。中国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都是竞争性的执政党。如果在原有框架上进行改革,第一步就应该是人大的改革,第二步是政协的改革,第三步是政党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又是在原有的框架下难以进行的。
政治体制改革力量薄弱。政治体制改革既缺少物质力量又缺少精神力量。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两个基本的因素,一个是利益,一个是信仰。利益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信仰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精神动力。相比较而言,利益具有优先性的考虑。这两个动力缺一不可。可是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人,缺少内在利益的驱动,缺少对信仰的追求。如果从民主宪政的方向进行改革,体制内的人只会失去利益。“改革使现存特权集团的权力受到抑制”,原先权力可以无法无天,滥用权力,改革之后权力小了,利益少了,甚至利益失去了,只有傻子才会进行利益不断丧失的改革。即使是那些有信仰的改革政治家,不是被利益者裹挟,最终放弃改革,就是被体制内的人驱逐到权力的核心圈子之外。况且,中国已经进入了世俗化社会,信仰已经严重缺失。从体制内人反普世价值、从重庆打黑看对宪法与法律的讽刺与嘲弄无一不显示信仰的缺失。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善治、增量改革(俞可平)都是理想的说法,甚至可以是一厢情愿。政治体现从来是对原有体制内人利益受损的改革,附着于权力意识形态理论只会把政治体制改革搞得更糟,而不是搞得更好。体制内的人如果有信仰,那也是自我保全的信仰,他们的信仰总是放在未来的某一个地方。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启动机制。一个熟知的说法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党内民主不是一个伪命题就是特权。中国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其原因就是把党的开支纳入行政成本当中,其负担难以估量。在这方面台湾的国民党有经验教训,也有逐渐成功的经验。说得简单一些,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台湾人掏一份钱养一个官员的地方,大陆人得掏双份钱养两个官员,一个是行政系统的,一个是党的系统的,这也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不计经济成本的结果。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言关键是党政分开,现在却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取代了党政分开的关键突破口。还是邓小平说得对,党政分开是关键。党政不分,党占领各个制高点,党领导一切(最近又出现在律师里面建立党支部,以求占领法律的制高点)的情况下,行政成本会越来越高,民怨会越来越大,政治体制会越来越难以突破,党会越来越成为矛盾的焦点。吴敬琏先生说,改革正在过大关,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治体制没过关,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涉水,哪来的深水区?
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制衡机制。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没有内在的制衡也没有外在的制衡。分权才制衡,分权越彻底制衡就越强,分权越不彻底制衡就越弱,这是人类政治智慧的常识性内容。可在中国,权力不分立,党政合一,政法合一,党法合一,司法不独立,党凌架于所有权力之上;绝对权力的滥用,腐败的大面积的出现,官员的设租寻租,强征土地,强制拆迁,黑社会的大量存在;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以实话实说的方式公开表明党与民的对立,以党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来压制甚至取代法治的进程,以纪委的“双规”取代法律的约束,以破坏宪法来获得政治利益,以新闻媒体的批评与监督的迷失来换取政治正确;中央的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些众所周知的现象都是因为没有权力制衡或权力制衡不彻底造成的,以赤裸的方式彰显了权力的傲慢与无礼。与此相适应,中国的公民社会发展的极为缓慢又极为脆弱,制衡权力的外部力量极不有限,正常的公民社会的活动受到维稳的限制,就连正常的制度规定的上访制度在实践中都扭曲变形,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只是一纸空文。强政府弱社会是中国社会的现实,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努力又有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所同化。
知识分子的求新癖与超越癖自觉或不自觉地抽掉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内容(这尤以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为甚),从而使政治体制改革虚掷。这大概与中国穷有关,经济上穷就以超越英美为目标,政治上弱就以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本主义民主为标榜,文化上没自信就创造新词来掩饰。连民主的基本含义、基本特征都没有搞清楚,以词的优越代替事实的不足。协商民主、审议民主、财政民主、网络民主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没有以选举为起点的民主,没有宪政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这些民主都不是真正的民主。民主只有一个,那就是宪政民主,宪政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除此之外的方向都不是方向。除了宪政民主方向,其它方向都是使政治体制改革误入歧途的方向。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公民文化的支撑。按着丛日云先生的概括即为:“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公民文化包括民主、法治、人权、平等、博爱等普世价值观,它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文化条件。而中国的政治文化主要是臣民文化而非公民文化,这种文化是与公民文化相对立、相排斥的。好人政治、包青天心态、官本位思想、民本思想等都是臣民文化的表现形式,这种文化心态以寻求好人而不是寻求一个好的制度为己任。
政治体制改革内部缺少决断能力的政治家。学者于建嵘说:他最近访问了中国一批退下来的部级干部,其中一位曾是中央的一个核心智囊部门的核心人物。这位核心人物说“你(于建嵘)认为中国社会不会发生动荡,我认为一定会发生动荡,而且时间不会太久”。于还访问了一些重要的在职领导干部,他们也有这个结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以较小的社会动荡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以较大的社会政治动荡换来暂时的稳定?政治家的决断至关重要。如果说:“革命是罕见的,改革由可能更罕见”,“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1989年版,第316页,第317页)对于改革者来说:“没有什么事能比创造一个新秩序更难于实行,更缺乏成功的把握,更需担当风险的人了。因为对于改革者来说,所有从旧秩序获益的人都是他的敌人,而那些将得益于新秩序的人却只是他的不热心的捍卫者。”(马基雅维里语,(同上,第326页)在政治体制改革要求如此迫切而又难以撼动的情况下,中国缺少一流的政治家。没有一流的政治家,政治决断就成了优柔寡断,维稳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政治体制改革缺少民众的支持。从宏大的角度来说,民主是时代潮流,顺者昌逆者亡,这应该成为中国公民的共识。但是具体到每一个人上,具体到中国社会每一个阶层上,看法和做法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不同点在于,经济体制改革会带来直接的看得见的利益,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带来利益也是相对比较长远的利益。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与普通公民的利益不一致,甚至相矛盾、相冲突,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更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得是普通公民利益所失。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既得利益集团带来利益时,普通公民就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当政治体制改革给普通公民带来利益时,既得利益集团设置障碍反对改革,从而影响了普通民众改革的积极性。赢者通吃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零和博弈,在中国公民处于弱势的情况下,是不会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