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18日，美国《时代》周刊选出“20世纪25位最具权力的女性”，毛泽东夫人江青上榜。在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希拉里国务卿、默克尔总理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政坛女强人中，她是唯一的华人面孔。
江青的上榜理由是：身为中国第一夫人，她借助丈夫毛泽东的权威，呼风唤雨，从不怯于夺取权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掌控文化部门时，江青下令“破四旧”，毁坏了数不清的文物古迹；她还大兴冤狱，涂炭生灵，仅1966-1969年，被其迫害致死者就多达50万人。
“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就咬谁。”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倒台，江青在法庭受审时，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毛泽东。这句为自己辩护的惊世名言，也被《时代》摄入，作为她死不认错的证据。此后，直到1991年自杀，江青在被监禁的10年中，对所有指控都拒不认罪。
1991年5月14日凌晨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在北京酒仙桥寓所，用手帕结成绳套，将自己吊死在卫生间浴盆的上方，终年77岁。据说，临死前，她在5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潦草留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这一天，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任命江青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负责人。
美国《时代》周刊在半个月后率先报道了江青的死讯，据来自北京某匿名人士的消息，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
10年后的2003年7月，旅美青年作曲家盛宗亮根据江青生平改编的歌剧《江青》（Madame Mao），在新墨西哥州的圣塔菲露天歌剧院首演。
“是的，我就是她，被你们这些男人虐待、背叛，你们教会我仇恨！”江青对着屋顶上来回晃动的自己的尸体独白，拉开了这部两幕歌剧的序幕。盛宗亮将江青定位为中国男权社会的受害者，是一个在党内斗争的绞肉机里被腐化了的人物。从上海滩的名利场，到延安的窑洞，再到北京中南海，江青77年的一生被盛宗亮浓缩成三个小时—她不断被男人引诱、利用、抛弃、压迫，痛苦而压抑，在“文革”掌权后，终于爆发为向男性社会的疯狂复仇，江青也在这场毁灭与被毁的游戏中走完她的悲剧人生。
歌剧《江青》轰动西方，美国媒体报道说，这是“过去25年来产生的最为重要最有勇气的歌剧之一”。 而在中国大陆，江青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其公众形象被官方定格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她生前的文字和影像资料则大部分封存在档案里。
图：1977年3月21日，时年63岁的江青第一次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
“你写我，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迄今为止，西方世界关于江青最权威的报道介绍，来自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是西方世界上唯一有幸能近距离接触江青、并采访她长达60小时的人。
1972年夏，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做“现代中国的社会和文明史”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维特克，在主动通过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表达到中国采访的要求后，得到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发出的邀请，于7月18日飞抵香港，取道九龙、深圳和广州，辗转到达北京。
维特克接触到一大堆只有“一成不变的政治性发言”的被采访者后，提出要“见一些不平常的人，她们的姓名起码要为国外所知”，以便更好地展现中国妇女怎样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
维特克很快如愿见到了邓颖超、康克清等人。经周恩来安排，8月12日，她在人民大会堂意外地被江青接见。
维特克这样记录成为“第一夫人”后第一次出现在西方人视野里的江青：
门打开来，江青一边快步向里走，一边向众人挥着手，带着居高临下的微笑。她握着我的手，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我。我们松开手之后，仍相互凝视着对方，似乎过了很漫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两分钟，才开始交谈起来。
江青戴着一副褐色塑料边的眼镜，束腰上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丝衬衣，下着珠灰色裤子，白色的塑料凉鞋，配一个白色手提包。在维特克看来，这身打扮完全属于“美国的无产者文化”。
江青的皮肤保养得很好，她的鼻子和面颊，轮廓分明，跟毛泽东的有些相像。鼻子尖上和右嘴角的几粒雀斑，不仅不难看，反倒更显得增色。维特克估算江青身高应不超过5英尺5英寸，但在中国人已算高个，她的身材很苗条，削肩细腰，举止轻柔端庄。
江青对维特克显然很满意，她们漫谈历史和文学，持续了3个小时。江青设晚宴，用北京烤鸭款待维特克，还请她到天桥剧院观看《红灯记》。这是江青以无产阶级政治标准改编的第一部样板戏。
分手时，她们谈到了斯诺。这可能是江青接见维特克的主要目的—请她为自己树碑立传。当年毛泽东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而蜚声中外，江青也想借维特克的笔来延续自己的政治青春。
“我希望你能走埃德加·斯诺的路，”她盯着维特克说，“你是第一个听我讲述自己过去的外国人。人们也许会说我们给你洗了脑，但你必须意识到，我不曾以客人待你，我是把你当好朋友看……即使我现在快六十了，我仍决心保持自己的政治青春。”
江青认真地对维特克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30年代写过毛泽东，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8月25日，维特克乘专机秘密飞赴广州，在广州远郊的一栋别墅里采访江青。采访持续到31日，连续7天，她们每天晚上9时开始谈话，往往要谈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中间仅吃一次宵夜。
在总长约达60个小时谈话过程中，维特克不停地做笔记。江青对她说：“我的谈话怕你记不下来，你就不要做记录了。你注意听就是了。我今天特意录音，把我所谈的全部内容都录下来。我不仅给你全部录音稿，而且录音带也全部送给你。”
9月1日，维特克结束了她的访华旅行。江青在送别时说：“希望早日看到你写的我的传记，预祝你成功！”
维特克回到美国后，一直没有等到江青承诺她的录音带和中英文整理稿，而且，她与江青的中间人—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和他的夫人何理良不断提示，她可以出版她自己的记录，但最好不要写成“传记”。
1974年5月，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首次报道了江青跟维特克谈话，获知消息的国务卿基辛格的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开始向维特克索取原始采访资料，但为维特克拒绝。
图：1945年，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这是江青与毛泽东度过的相对浪漫、美好的时光。
悲情童年与活泼淘气的青年
江青在西方视野的最早出现，可追溯到著名的医生白求恩。1938年8月2日，他在加拿大报纸撰文歌颂延安抗大时，提到“来自上海的著名电影演员”江青：“几个月以前，这个女子还是无数人的宠物，过着奢侈的生活……现在，她与其他学生同吃小米和胡萝卜，与其他八个女子同住一个窑洞，同睡一张硬炕……没有口红，没有脂粉，没有香水……她像其他所有学生一样，一个月只有一元钱的生活费，用来买肥皂和牙膏。”
文章最后问道，“她快乐吗？”白求恩认为她一定非常快乐，因为“她像一只松鼠一样活泼淘气”。这时的江青，刚到延安不久，还没有和毛泽东结婚。
1946年2月11日《时代》在《毛的一家》中对江青有更细致的描述：
秀丽、苗条的毛泽东夫人，计划离开延安，到重庆去治疗牙齿。问她是否会与蒋介石夫人见面，毛夫人笑笑，说：“我希望能见面。”
八年前，她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是上海的电影明星，名叫蓝苹。她为政治放弃电影，决定前往延安。1939年，在延安，她成为毛主席的第四任妻子。
这期《时代》还配发了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两人站在延安山坡前，毛泽东左手夹烟，侧身注视江青，脸色平和，微带笑意。江青身着臃肿的棉衣，双手插在裤兜里，咧嘴微笑，轻松而快意，甜蜜而开朗。
由于江青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不公开参与政治活动，西方媒体关于她的报道并不多见。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抓捕，江青再次现身《时代》。在1977年3月21日《时代》的封面上，江青作为主角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演员到女皇》。
这篇封面故事正是出自维特克之手。她花费数年时间整理脱稿的《江青同志》亦随后出版，在美国、加拿大同时发行。
图：1936年，22岁的江青与她母亲（左）
维特克笔下的江青，有一个很不幸的童年。
《时代》报道称：在她出生时，她的父亲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虽然她的妈妈也已年过40，但在江青的记忆里，她妈妈比她爸爸仍要年轻许多。江青还有很多哥哥姐姐，最小的一个都比她大12岁。她父亲是专门制作车轮的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粮食也不够吃，所以我父亲经常打骂我的母亲。”当他粗暴地殴打她母亲时，所有的孩子就都聚集在母亲的周围，这也是他们试图保护母亲的最好方式了。
中国虽以古老的文明著称于世，但在上世纪初，砍头示众等野蛮行为仍很普遍。江青小时候就曾被鲜血淋漓的断头吓倒，病了很长时间，“即使蒙上眼睛，仍能想象到那可怕的残杀情景。”维特克写道：
一天放学后，她正往家走，她的注意力突然被一种奇怪的脚步声所吸引。她抬头一看，迎面走来一个老者，扁担上挂着两颗人头，一边一个摇晃着，鲜血淋漓。她被惊呆了，慌忙调转头跑回家。到家后，她的书散落了一地，她本人扑倒在床上，大病了一场。
童年记忆刻骨铭心，在人的一生中很难磨灭。透过“文革”中种种非人道的、司空见惯的武斗场面，依稀可见江青早年记忆中的血腥和暴力。
由于受不了家庭暴力，江青很小时，母亲就带着她离家出走，靠给大户人家佣工谋生。晚上，母亲经常把江青独自一人留在家里。维特克用很精细的描写向读者暗示，她的母亲这时可能已沦为暗娼，以此来维系她们两人的生活。
一天晚上，江青独自待在与母亲同住的房间里，雨水流过那破烂的窗棂，窗上已没有几片窗纸了。借着仅有的一盏小油灯所提供的光亮，江青一动不动地在炕上坐了几个小时，什么事也没做，一直等她母亲的归来。天快亮了雨才停下来，这时母亲出现在门口。
为了在深夜找到母亲，这时年仅五六岁的江青，就试图克服走夜路的恐惧。她害怕恶狗，还曾经被恶狗咬过。维特克在她的传记作品《江青同志》里提到，江青曾撩起裤角，让维特克看她的脚踝上部，仍可以看出恶狗咬过的疤痕。
演员时期的江青登上《中华》杂志封面。
“我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1929年，江青入读山东省立实验艺术剧院，主要学习现代戏剧，同时也学习一些古典音乐和古典戏剧。学校免交学费，而且提供免费食宿，每个月还发给2元钱的津贴。“那时我只有15岁。”江青对维特克说，“我并没有技术和学业方面的入学资格。我之所以被接收，仅仅是因为学校女生太少的缘故。”
在这里，江青发现了自己的演艺才能。尽管在校只有一年，但她学到了许多东西—不仅广泛地阅读戏剧方面的文献，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接触到各种乐器，包括钢琴。
此后，江青与该校师生赴北京演出。江青对维特克说：“那年我只有16岁，在北京的生活非常艰苦。我那时的装备太寒酸了，甚至没有什么内衣和内裤。尽管我把家里最好的棉被带来了，仍冷得发抖……那时我还不懂得政治，对国民党和共产党没有什么重要的见解。我只知道我要自己养活自己，而且非常喜欢戏剧。”
1931年初春，江青来到青岛，在学校、工厂和农村巡回演出时，还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她上过闻一多的课，听他讲唐诗、小说和戏剧，也经常听沈从文讲授小说。她的大学生活很清苦，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因为两条腿骨瘦如柴，又细又长，朋友们给她起绰号，叫她“麻杆”。
1933年江青在青岛加入共产党，随后，由党组织安排赴上海，开始其演艺生涯。她在《玩偶之家》中扮演娜拉而一炮走红，其后又出演过不少左翼电影。期间，她还因涉嫌参加进步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
1937年，抗战爆发，江青辗转由上海抵达延安。在这里，她遇到了毛泽东，两人很快同居并正式结婚。
江青知道国际上关于她同毛结婚时的各种流言蜚语。因而，她有话要说。维特克写道：
在共产党抵达延安时，毛主席和他的第三位妻子贺子珍已分居一年有余。而江青本人则是1937年夏末从上海经西安到的延安。这时，贺已经离开了西北，在苏联疗养。“谁该对离婚负责？是贺子珍，而不是主席。”江青尖锐地指出。
江青认为，贺子珍是一个极固执的女人，她“从不曾理解毛主席的政治世界”。她对维特克说：
长征期间贺子珍几次负伤，红军到达西北时，她的健康状况使她无法照顾孩子，无法与其他人正常相处，毛对她的行为也无法忍受。贺自作主张去了西安，没有人能劝她回来。
1939年，贺子珍及两个孩子(女儿当时还很小)被送到了莫斯科。在那里她得到很粗略的治疗，那些试图控制她的专家们使她的情形更糟。由于绝望，她开始打孩子，最后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孩子们被送进了孤儿院，而她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十年代后期，贺子珍被送回上海，住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里，定期接受电疗。
一些国外媒体称江青有过两个女儿或许还有一个儿子。维特克就此向江青求证，江青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回答说，她只生过一个孩子，孩子的父亲就是主席。
图：1967年4月21日，出席北京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从左至右：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杨成武、姚文元。
样板戏是“真正的革命”
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进驻北京。中共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及孩子，在中南海这座从前的皇家大院里都分到了一套住宅。
但是，这些警卫森严的深宅大院，并没有给江青带来绝对的安全感，她经常怀疑暗中有人在谋害她。1969年，已经被正式确定为接班人的林彪，被称为密谋抢班夺权，刺杀毛泽东。对这场震惊中外、至今仍迷雾重重的权力斗争，《时代》披露了很多细节，都是江青向维特克说的：
“林彪的人画了我们住所的地图，企图发动袭击，炸死我们。”江青说，1969年，林彪还准备给主席和她的食物里下毒。江青因此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直到最近才渐渐康复。
《时代》还用很大篇幅报道了江青的“样板戏”革命，从中可以看出江青在京剧改革初期所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孤独无助。
当她在60年代初着手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工作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用芭蕾舞来表现军事行动的先例，而且几乎也没有一个人支持她的意图。为了在领导人中寻求支持，她邀请周总理观看早期排练，周总理去了，指出很多缺点，她们都一一改正了。
为了用军队的方式教育她的舞蹈演员，江青决定把她们下放到部队里生活几个月。就在她刚刚发出指示时，周扬就从文化部他那“高高在上”的办公室宣布：他已经派这些芭蕾演员到香港表演《天鹅湖》！
图：1967年5月，北京街头的红卫兵。此时的江青已经登上了她权力的顶峰。”
不顾周扬的反对，江青继续与芭蕾舞团一起到几个城市巡回演出。回到北京后，她特意为周总理安排了一次演出。周总理说这是“真正的革命”。显然，来自总理的支持，帮助江青克服了文化部门的阻力。而江青本人在指导样板戏时，要求也非常苛刻，对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不放过。维特克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描写：
一位演员记得，当小常宝唱一段戏，叙述她母亲被土匪杀害了时，她坐下来，用双手遮住脸，让眼泪在手指间流淌。江青说：“无产阶级不这样哭。”江青挺直了身体，让她面对想象中的观众，让泪水流下来。“工人阶级哭的时候不是坐下或把头低下来，他们站着哭。”江青说。
江青把京剧改革中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广到电影界。她猛烈攻击“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代之以“党的民主集中制”。但和维特克谈话时，江青从不掩饰自己对资产阶级电影的喜爱，她不止一次提到美国著名影星嘉宝，“我非常喜欢嘉宝。她气质高贵，性格有一点叛逆，她的表演毫不做作，也不夸张，在19世纪资产阶级电影中绝对是一流的。为什么美国的金像奖不发给嘉宝？这简直不公平。”她问维特克：“她还好吗？如果你回到美国，能见到嘉宝，请你把我的话转告她，我真想发给她一个大奖。
采访中，维特克向江青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你这么喜爱嘉宝的电影，为什么不公开放映，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看到？”江青回答：“我们允许资产阶级电影在小范围内放映。如果公开放映，人们对这些影片会展开政治上的尖锐批评，这对嘉宝显得太不公平了。”
在这次采访后仅仅4年，江青就从她人生的巅峰迅速跌落。《时代》在全文的结尾提到，毛泽东在辞世前，写了一首诗给江青，提醒她在此后的政治较量中，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江青把它当作毛泽东的临终遗嘱，在她的支持者中广泛传阅—
图：1980年11月20日，被隔离审查四年后，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进行了公开审判，12月24日上上午江青为自己辩护时大喊：“我怕过谁，我就是无法无天。”
“你被冤枉了。”毛告诉江青，“我老了，就要死了。今后我们阴阳相隔，彼此都可以安宁。这是我给你的最后几句话：生命有涯，革命无涯。过去的十年，我努力攀登革命的高峰，但是没有成功，你可以做到。但如果失败了，就会落入无底深渊，粉身碎骨。”
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毛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江青被逮捕隔离，从权力的巅峰跌下无底深渊。但在《时代》眼里，她仍是20世纪最有权势的华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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