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自《卫报》

中国最犀利的艺术家艾未未，今秋将在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涡旋大厅布展。他表示，它的艺术与政治是没有区分的。

第一次见艾未未，觉得他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硬邦邦冷冰冰的。他一言不发地把我领进屋，随后在一张木质长桌的一头坐下。不过在这栋北京郊外的居所里，漂亮的开放式设计居室中挂着一幅画：一只竖着中指的手。他是有很多话要说的。

他说的话的确不少，53岁的他不仅是中国最有名的在世艺术家，也是一位让政府向来头疼的人物。泰特现代美术馆近日宣布将由他来设计今年的涡轮大厅，这多少 让人记起了他的作品，而这些时间以来，对他的社会与政治舆论几乎盖过了他的艺术影响。或许现在艾未未最广为人知的是他的愤怒，以及他在访谈、纪录片、还有 互联网上对官僚主义的持续抨击。

在Twitter上，有大约26000人在关注他讥讽的针砭之言、他所说的事实和警句。最近的一条更新是这样的：“最好的户外运动是向独裁专制扔石头；最有煽动性的人群是网络空间中的人们。”

“他们常说我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变得言辞犀利了，这都是因为互联网——如果我们没有这项科技，我和其他人就不会有区别，我的声音就不会传播开去。”他说道。

不过在他的童年早期，却不能发出这样的声音。“我是少年老成。”他这么说道。听来有些自夸自大，但是回顾一下他的经历就能理解：他童年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 西北的劳动营里度过，那是戈壁沙漠的边缘；他的父亲艾青是一位艺术家，中国最受人尊崇的现代诗人之一，在五十年代末期被打成右派。生活动荡不安，他的父母 几乎没有时间来照顾孩子。“感觉自己就像是在暴风的风眼里，不理解周围的混乱是怎么回事，又惊奇又害怕。况且也没法与别人比较，因为你的记忆里只有这一种 生活。”他如是说。

艾青是一位出生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曾翻译了许多象征主义的诗歌，余生却在扫厕所中度过。“有时他会和我们讲故事，像他早年在巴黎的生活啦、他喜欢什么画 和艺术作品啦——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东西。”艾未未回忆道，“但是与周围的现实无关——现实是艰难的。几年来他都不能休息一天，我们经常看见他回家的时候疲 惫不堪，无精打采，一回来便躺下睡着了。”

艾未未《永久》 摄影：Ren Zhenglai

天气好的时候，艾青会打起精神，为孩子们画画，逗他们玩。他草草几笔就能描绘出种种场景，这吸引了儿子的兴趣，但他从来没有鼓励孩子从事艺术。“我猜他是想努力保护我们，因为成千上万的艺术家和作家都受到了严酷的惩罚。”艾未未说。

但是，在一位亲友的推动下，艾未未还是考进了北影。那时是1978年，文革刚结束，学生们蜂拥着涌向折扇重新开启的求学之门，其中包括现今的著名导演张艺 谋和陈凯歌。对许多人来说，那时的读书氛围简直令人陶醉，催人奋进，他们将发挥创造力，接触西方的文化。对艾未未来说，这一切却无比沉闷和教条。“我只要 自由，因为我生活在这种强压的环境之下已经太久了。”

《瓷泡》 摄影：Lynne Sladky/AP

因此，在20多岁的时候，他卷起铺盖，永久迁居到了纽约——至少他是这么想的。“这是很让人震惊的事情。我是个从戈壁沙漠里来的小伙子，从小到大几乎没有 用过电，突然之间就掉进了这个活力无限、节奏超快的疯狂城市里。”之前，他对美国的模糊印象仅限于沃尔特·惠特曼的诗歌，以及其他早期的有关美国的史料。 “我喜欢纽约——喜欢它的每一寸土地。那时我有些害怕，但是它带给我强烈的冲击，视觉上和思想上都是如此。它像个怪物。”
然而12年后，父亲病重，艾未未回到了北京。当时他在美国的生活并不值得拿来炫耀，至少别人这么觉得。“我没有赚大钱，没有地位，没有实现什么美国梦—— 我没有成功。我没有拿到学校的文凭，没有成为美国公民——这在当时的中国留学生中间很少见。我没结婚，没有真正的工作，不会开车。所以我妈真希望我当初没 去那儿。她甚至不好意思把我介绍给朋友。”他开玩笑地说。

父亲察觉到他回来之后感觉不自在，便告诉他：别客气。这里是你的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至今，艺术家艾未未对这些话语仍心存感激，尽管中国政府听到这话不 一定会高兴。艾未未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了国家体育馆“鸟巢”，随后又抨击政府“令人作呕”的政治环境，批评他们利用奥运会大搞宣传。自此，他引导 了一系列敏感事件，比较重要的是倡导互联网言论自由，以及调查四川大地震中倒塌的豆腐渣学校，为遇难的孩子们讨回公道。这两件事引起的政府之不快，大大超 过其他，艾未未的支持者担心，他的地位和他父亲的名誉只能保护他一段时间。毫无疑问，政府似乎越来越意识到他是个问题人物。他在中国开设的博客被关闭，他 的邮箱被黑客侵入，安全人员要求检查他的银行账户。去年在成都，一位活动家对四川地震学生死亡事件进行调查并因此被捕，艾未未与一群社会活动人士前去参加 审判，途中遭到警察的扣留。一位警察恼怒地向他头部打了一拳，让他头痛不止；几个星期后他在德国工作时，医生检查出他的头部内出血，随后做了手术。

《光立方》 摄影：Miguel Villagran

“任何时候，都不能保证我们的生命是安全的。因此只能在身体尚且健全的情况下，好好利用生命。”他说。“我时常想，事情原本可以不那样发生的。还有就是……我不想让不愉快的回忆和事件影响我、阻止我。”

但他认识到，这个国家越来越无法容忍批评，对他意味着“越来越强大的危险”。去年十二月，某法庭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著名作家刘晓波11年徒刑。许多人以为他对待外界压力比较从容，然而他参与起草的一份政治改革方案没有让政府接受。

“这个国家现在所做的是采取行动反对那些以和平方式表示自己想法的人们。他们是作家——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互联网上发表思想。局势很明显，国家为了保持 稳定，扫除了一切倡导改变的思想。”艾未未说。“这有可能会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也表达这种思想，而且很多情况下我走的更远，挖得更深。但我一直觉得，政 府可以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他们应当学习，应当醒悟；他们应当和其他人一样聪明。在这个方面，我只能抱乐观的心态。”
他说，父亲的经历让他有种责任感，要去“为这一代人说话，为世世代代的人说话，为没有机会说话的他们说话”。“我还要为我周围心存恐惧的人说话，他们有的认为这不值得，有的完全放弃了希望，所以我想树立一个榜样，告诉他们：说出来，你可以做到，没有问题。”

当然，还要关注他的艺术。艾未未的一幅摄影系列作品“摔碎汉代古瓮”记录了他摔碎古董的过程，得到了艺术界的一片喝彩，而紧接着，他就突然成为了一位政府 批评家。不过对艾未未来说，艺术和他生活中的其他部分是没有实际的区分：“我并不担心观众会（因为我的社会活动而）分心——我倒是担心他们不分心。”他 说。“我绝不会说，我只是个艺术家，我只不过有比较高的美学价值这种话。”

近几年来，即使是他为画廊所作的作品也毫不掩饰地加入了政治成分，模糊了艺术与社会活动的界限——最近在慕尼黑的一场展览中，他的装置艺术《记住》将 9000个孩子的书包放在一起，这是2008四川地震中死亡学生的人数。书包排列在慕尼黑美术馆的外墙上，组成了一位悲痛的母亲的话：“她在这世上快乐地 活了七年。”

艾未未觉得，他在纽约做的一些杂活，比如照看婴儿、打扫房屋等，与他所受过的视觉艺术教育、西方文化等有着同样的影响作用。以前他曾渴望成功，但很久以后 当成功真的将临时，他发现“它没那么重要——生活中若没有这种认可，可以更勇敢，更强大。”在他看来，名声是种负担，让他有责任说话，也让他有地方说话。 “中国的崛起会影响所有人，而不仅仅是中国人。”他说。“现在中国能提供给世界的，仍不外乎廉价劳动力、大规模生产、以及所谓的稳定。除了这些，我没看出 中国有任何创造性的价值和创造性的头脑，也就是思想。应当有一个更合理的政治体制，给这种发展创造空间。”
而他说，他在与这个国家争辩的同时，与它的关系却也日益坚固。问他是否担心当局有一天会禁止他返回中国，他像是笑了笑，又像是叹了口气，答道：“人们都 说，如果你走了，可能就再也会不来了。或者他们干脆不让你走。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但我不想给自己限度：什么事要发生就发生吧，我会对付它，可是没必要 为它做准备，那是很愚蠢的事。如果你为蠢事准备太多，那你也成了愚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