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残暴专制不会导致专制解体，相反，残暴专制可能导致专制巩固；是专制的“接班制度”导致“统治能力”跟不上“统治成本”的上升，最终到专制的崩溃。
近日，“选举网”转载了周有光老先生在刚刚出版的《拾贝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我读过文章后，疑问重重，特提出来与大家讨论，希望能推进对“残暴专制”的“冷酷认识”。
周老先生的文章记述了俄罗斯的历史（从862年的基辅罗斯、1243年的金帐汗国、1547的沙皇帝国，到1917的苏联、1991年的俄罗斯联邦），苏联74年的寿命（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还描述了苏联的经济（高速工业化、计划经济、农业集体化），苏联的文化（人造卫星、普及教育、禁锢思想、摧残科学）和苏联的政治清洗等等。
文章提出：“苏联模式被人诟病的畸形特点，都是专制制度的表层现象，来源于沙俄奴隶封建专制的帝国。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是帝王的光荣。斯大林跟沙皇相比，小巫见大巫。残暴是专制的工具。秘密警察、集中营、大屠杀，是沙皇的传家宝”。“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理论是资本主义结束之后发展社会主义，事实是社会主义解体之后发展资本主义”。
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观点，我高举双手赞成。但是，文章并没有展开论证为什么“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文章有一个2003年的版本，题为“苏联历史札记：成功的记录和失败的教训”，《拾贝集》中保留了“苏联历史札记”的原题，还另收录了“三垄断和苏联解体”一文。所以，不能要求该文进行论证，该文的目的不是论证，只是“札记”，而且在我看来是一篇非常好的“札记”。
但是，当原编辑用“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最终解体”定题，目的不仅是在于吸引读者，而且在于认同这个说法。可这个论断真的能成立吗？
1，“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提出的观点。在苏共亡党十年的祭日，久加诺夫提出，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垄断”：“意识形态垄断，大搞一言堂；权力垄断，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垄断，大搞特权”。所以，“三垄断制度”就是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管理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经济利益的行政特权制度。“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也就是“残暴专制”导致苏联解体。
与“西方和平演变（绿色革命）导致苏联解体”的“外因论”相比，“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是一个更加接近问题本质的“内因论”观点，它以鲜明的立场获得了许多中国读者的认同。如果只从最朴素的感情出发，我强烈支持这个同“外因论”一样错误的观点。我知道感情是对的，研究历史不可能没有感情，但我更知道“感情用事”肯定是错的，“感情用事”地研究历史只能得出错误结论。
“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的判断非常解恨，可冷静推敲起来，它其实等于什么都没说。“三垄断导致苏联解体”就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这样说有意思吗？不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难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如果无视其中的“循环论证”，我们还可以自得其乐地说：这是一个“制度观点”，它看到了制度，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可“专制制度导致专制制度崩溃”无论如何还像是三岁孩童的同义反复和自言自语。
把“专制”细分成“三垄断”看上去是一个可以避免“循环论证”的出路，可这种“非逻辑的罗列”正好是学术的大忌，“罗列”产生不了“逻辑”。更加致命的是，等到把“三垄断”的罪证罗列清楚，我们发现，“三垄断”已经不是在论证“专制崩溃”，反而倒是在论证“专制巩固”了。原因很简单，“三垄断”最黑暗的斯大林时期专制最巩固，反倒是“三垄断”最松动的戈尔巴乔夫时期专制才开始崩溃。正如周老先生中肯地说：“对苏联的专制制度来说，透明性和民主化不是福寿膏，而是催命羹”。
但是，我们如何调解上面这句话与周老先生的另一句话（“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是专制制度”）之间的明显矛盾呢？我们怎么能说“专制是专制解体的深层原因”，同时又说“民主化是专制的催命羹”呢？到底是“专制导致专制解体”还是“民主导致专制解体”？
有人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说“三垄断导致老百姓不满，老百姓不满导致专制崩溃”。聪明。可不幸的是，“老百姓不满”本来就是“专制导致专制崩溃”隐含着的观点，把隐含的观点表露出来，并没有改变“专制导致专制崩溃”的内涵，也根本不能使“专制导致专制崩溃”显的更加正确。举个例子，最近中东闹革命，沙特政府也因为“老百姓不满”而惴惴不安，但是，国王阿卜杜拉大打出手、软硬兼施，结果现在依然稳如泰山。“老百姓不满”又能怎样？
有人又提出：不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精辟。可同样不幸的是，这还是大白话，它还是没能告诉我们“如何才能早晚崩溃”。是“老百姓不满”还没到极点呢？还是专制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是“老百姓的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用再猜了，如果研究历史研究到了这个份上，被常识所困的学者跟中学生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什么“不满还没到极点”？ “不满到了极点”又能怎样？斯大林从1930年代开始的“政治大清洗”，使苏共十七大的1961名代表有1108名被捕，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枪杀，767名陆海军高级军官有512人被镇压；其中，肃反运动前的6名元帅有4名被处决，195名师长有110名被杀，220名旅长有186名被处死，海军舰队司令员最后只留下1人。几十年下来，死在斯大林手下的人数以千万计，最后他还不是寿终正寝？谁能拿他怎么样？这也算“不满还没到极点”吗？“不满到极点”了又怎么样了？“敢怒不敢言”难道只是说说而已的废话？
在相反的方面，许多新兴民主国家根本就没有出现什么“不满到极点”，可是，这类国家的军事政变和政权崩溃还不是接连不断？海地曾经是如此，阿根廷也曾经是如此；不仅拉美，非洲也是这样。结果，根本不是因为“老百姓不满到极点”才导致政权崩溃，相反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不满到极点”。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很明显，方法论有问题，不可能是别的问题。“感情用事”可以“解恨”，却根本不可能“解疑”。专制的历史跟人类本身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这几千年专制去了又来，还要怎么个“早晚”法才有个头？
很明显，不是“老百姓不满”或“不满到没到极点”的问题，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痛恨专制，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快完了”、“专制迟早要导致专制崩溃”了。你和我的愿望都是正确的，但“愿望型学术”却是错误的；只有把你和我的愿望“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才能被打破，“认识型学术”才有可能起飞。
2，“精英转变”导致苏联解体？
与久加诺夫的“三垄断论”不同，俄罗斯前副总理沙赫赖花了6年的时间（1991-1996年）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最后在《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中提出，西方的两个流行观点都是错误的，其一是“计划经济崩溃论”，前二是“戈尔巴乔夫促成论”。沙赫赖提出的“精英转变论”认为：苏共上层精英的大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他们与其他集团结盟，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类似的观点还包括大卫·科兹的《自上而下的革命》）。
沙赫赖相信，计划经济在把农业社会变成工业社会上比资本主义优越，但是，由一些精英掌权的制度是不持久、不稳定的，这些掌权者手中握有转向资本主义的权力，一旦他们认识到符合自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崩溃。这不仅适用于解释苏联解体，也适用于解释东欧的剧变。社会主义要长久，必须使从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人同时得到权力，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
沙赫赖以自己的经历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切身体验，但他的分析却充满了逻辑混乱。关于计划经济，他否定计划经济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却不承认纯粹的计划经济根本不可能持续和有效。关于政治权力，他一方面强调人民必须有真正的主权，另一方面又虚幻地认为真正的主权不是民主制度。沙赫赖还把“苏联解体”的“政权崩溃”含义与“联盟解散”含义混同起来，并含糊地以为“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精英转变论”比“三垄断论”更接近了问题的本质，但它还是不能解释类似于下面这两个相关的判断：“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中国经验论”），“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 不可改革论”）。真正的解释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3，苏联解体原因的其它观点
在西方，有许多人曾认真地预言过苏联的崩溃，例如，卡特时期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１９６９年的《困境中的苏联政治变革》，安德烈·阿莫尔里克１９７０年的《苏联挺得过１９８４年吗？》，埃马纽埃尔·托德１９７６年的《终极崩溃》，还有美国前总统里根，以及奥国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但是，多数的苏联问题专家一般只能说明为什么苏联会保持稳定，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会崩溃，更不必谈预测何时崩溃。
对此，英国工党政治家凯文·布伦南在2004的“苏联学的失败”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学研究的失败是因为它运作在一个鼓励失败的环境中。各种政治立场的苏联学研究者得到极大的激励去忽视某些事实，把兴趣放到别的方面。这并不是说存在一个什么阴谋。只不过，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
可见，左的和右的“愿望型学术”到处存在，因为“挑战传统智慧根本不可能发展出事业来”。在苏联崩溃后，人们联系十月革命、斯大林模式、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进行分析（见吴恩远：“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研究综述”，《世界历史》，2009年第1期），结果，苏联解体原因还是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时至今日，中国学术界依然充满了“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例如，孙大为和杨增岽在“以史为鉴：苏联解体原因与启示的再思考”中提出：“戈尔巴乔夫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叶利钦的党内投机行为，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原因；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与联邦制国家结构矛盾、传统体制与社会生产力矛盾是根本原因；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积重难返的弊端是其深层次原因；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反苏战线）是外部因素”（《兰州学刊》2009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原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在《对苏联亡党亡国的几点思考》中认为：“我们访俄后对苏共失败的原因概括了四句话：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在诸多原因中，必然有一种是主导的、起决定作用的。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主要出在苏共党内”。苏共党内的问题是：否定党的历史，否定党的领袖；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党的组织丧失了先进性；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严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学习与研究》 2008年第3期）。好，该说的全被说了。
中国政治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也提出：“苏联解体有着多种原因，但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的原因。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居安思危——苏共兴衰与苏联兴亡》绪论，类似的还有许新等人的《超级大国的崩溃──苏联解体原因探析》）。
“面面俱到、四平八稳”的观点是“愿望型学术”的另一种表现，因为什么都说了，也就等于什么都没说。“解释”等于是“预测过去”，“解释”对了就能从“预测过去”推到“预测未来”，可面面俱到的“愿望型学术”对未来的实践没有任何“可操作”的意义。至于说“苏共的蜕化变质是根本原因”，这同“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一样空洞，因为问题在于为什么会出现“蜕化变质”？“蜕化变质”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制度的必然？
4，“统治商数论”：一种新的历史观
在周老先生文章的留言里，“选举网”的绝大多数读者认同“残暴的专制导致苏联解体”的观点，但有两个评论说：“苏联最终解体主要是红军不听党的话，心慈手软”。“长远地看，这样说（专制导致解体）是对的。但是，就某一阶段看，残暴的专制是可以让一个独裁权力苟延残喘的。你看，不是吗？”
应该指出，强调“抢杆子里出政权”和“专制可以苟延残喘”是非常重要的认识。但是，红军为什么不听党的话？专制又为什么老残喘没完？如果独裁崩溃真的不远了，“不远”到底又有“多远”？类似地，现在都说卡扎菲可恨，可他为什么偏偏当权４１年后还完蛋不了？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
上文提到，专制的历史跟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长，说“专制早晚要导致专制崩溃”，可我们已经“早晚”了至少几千年了；所以肯定是专制本身某个未被注意的方面有问题，它不仅导致了专制崩溃，还导致了专制一有机会就死灰复燃；关键之处是，不能因为你和我一样希望专制马上玩蛋，你就老觉得“专制是在苟延残喘”；“不是因为老百姓极度不满才导致政权崩溃，而是因为政权老崩溃才导致老百姓极度不满”的事实表明，专制延续必有其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强大逻辑，而专制崩溃只是这个强大逻辑的“死穴”。一旦触及这个“死穴”，专制就崩溃，否则，专制就能死灰复燃。
这个“专制的死穴”不是别的，是专制首脑的遴选和继承制度。“老百姓的极度不满”不是问题所在，因为它只是制度的需求方面，制度的供给方面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政权寿命”的主导方面是“统治能力”的“制度供给”，不是涉及“统治成本”的“制度需求”。“老百姓的极度不满”能够催生新的“制度需求”，给独裁者带来极高的“统治成本”，但如果独裁者有极强的“统治能力”，“三垄断”的“制度供给”就照样能镇住局面，“独裁崩溃不远”就能变得“很远”。
所以，说斯大林如何滥杀政敌，伊凡雷帝如何杀掉大批异己贵族和亲生的儿子，彼得大帝如何镇压反对改革的贵族以及皇后和皇太子，叶卡捷琳娜二世如何杀掉丈夫彼得三世而登上女皇之位，所有这些暴行，说明的根本不是独裁者如何“多行不义必自毙”，说明的恰恰是独裁者靠“统治能力”和政治手腕就能得逞。“失民心者失天下”永远只是芸芸众生的善良愿望，在有“统治能力”的独裁者看来，民心永远是可以通过“利出一孔”来收买的。
但“专制的死穴”就在于：人终有一死。传统君主制在挑战者的威胁面前通过“家族继承”来解决这个问题，现代独裁制则在民主的威胁面前企图通过“亲族接班”来解决这个问题。“亲族接班”的全部目的是消除“延续统治”的不确定性，所以，“延续统治”是否成功，取决于“亲族接班”的制度安排是否可靠。
可靠的“接班制度”解决最关键的“新首脑三大问题”：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新首脑的执政能力是政权“统治能力”的保障，新首脑的执政时间决定政治预期、政权独裁性质、统治风险等重要方面，新首脑的观念偏向则决定政权对民主威胁的认识。
“苏联模式”的“接班制度”恰恰是一个在这三方面都有大漏洞的制度。如周老先生在文章里给我们归纳的：列宁在职7年，斯大林29年，赫鲁晓夫11年（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18年，安德罗波夫2年，契尔年科1年，戈尔巴乔夫6年（政变下台）。总共74年，7任领导，5人死后卸任，2人政变下台。斯大林在职最长，有29年，树立苏联模式，被称斯大林主义。
这是一种“要么政变要么死掉才换人”的“终身制”，保证“统治延续”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根本无法在这个“终身制”中得到可靠的落实。实际上，年轻的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能上任，不是因为苏共元老们不知道此人有“观念偏向”的风险，而是因为他们不想再选一个“老朽”而像安德罗波夫（2年）和契尔年科（1年）那样很快死去。
表面上，苏联的崩溃是戈尔巴乔夫“观念偏向”出了问题，其“公开性、透明度”的政治改革，使他和新制度的“统治能力”远远无法应付“统治成本”的疾速上升；可实际上，却完全是因为“接班制度”出了“一旦上坡便无法不往下滑”的致命问题。其要点在于，非限任的“终身制”滋生了巨大的“统治能力”风险：
第一，“终身制”导致了个人独断而非集体领导的政治文化，削弱了政权发挥集体智慧、共进共退、协调意志的“统治能力”。
第二，个人终身独断，容易放大个人能力的缺陷和意识形态的偏向，前者可以因为“昏庸无能”而降低“统治能力”，后者可以因为“自由化”和“统治成本”失控而摧毁“统治能力”，两者或者两者的某种结合，都可以导致政权崩溃。苏联的崩溃就主要属于后者。
所以，本文第二节分析的“精英转变论”中的“符合精英利益的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正如吉拉斯所论述的“新阶级”一样，事实完全可以是“符合精英利益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权贵完全可以用手中的权力来给任何“主义”下定义。所以，“苏联崩溃是因为只搞政治改革不搞经济改革”也是一个错误的命题，因为问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这个政治改革是有害还是有利于强化“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如此看来，“苏联崩溃是因为搞政治改革导致自由化失控”的“不可改革论”也不彻底，因为任何制度都有“可改革性”，关键依然是“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
我把“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定义为“统治商数”，简称“治商”（有别于众所周知的“智商”）。“治商”即是“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是“统治能力”除以“统治成本”之后得到的商数。只要一个政权制度的“治商”高，只要其“统治能力”能超过其“统治成本”，再高的“统治成本”或“社会不满”都不能导致任何政权的崩溃。
传统君主制和现代独裁制的“制度死穴”就在于，“家族继承”或“亲族接班”制度不能克服一种致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只有既能保持政权首脑、又能保障集体领导的“首脑限任制”能够彻底克服“基因悲剧”。
这就是苏联崩溃的真正而又根本的原因：斯大林主义的现代独裁制，由于其领导终身制无法避免“基因悲剧”，结果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出现了“统治能力”对“统治成本”的优势丧失或“治商”的急剧下降，最终使苏共和苏联全面崩溃。
苏联崩溃的这个“统治商数论”（ “治商论”），逻辑上用“统治能力”与“统治成本”之比来解释“治商” ，又用“基因悲剧”来解释主导政权稳定性的制度“统治能力”，并用“接班制度”来解释“基因悲剧”的产生，而“接班制度”确定的，正是首脑的“执政能力，执政时间，观念偏向”或制度的“统治能力”。 “治商论”可以用等式表述如下：
“统治商数”=（统治能力）/（统治成本）
“统治能力”=（统治成本）/（基因悲剧）
“基因悲剧”=（德能需求）／（德能供给）＝Ｆ（接班制度、高层制度）
详细解释“统治商数论”并把它运用到其他政权制度并不是本文的任务，但可以肯定的是，都说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人注定要重蹈复辙，可即便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仍无法保证不重蹈复辙，因为历史并不是随机地重复着自己，只有制度才是种种历史重复的主要根据。“接班制度”就是专制崩溃不断重复的根据。
５，结语：“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善良的幻想
在类似“苏联模式”的现代独裁制里（如卡扎菲政权），“基因悲剧”的潜在威胁，要求统治者竭力降低“统治成本”，降低“统治成本”的最好方法是维系政治忠诚，维系政治忠诚必须通过“施舍私人物品”，以收买“民心”的福利政策和以收买“官心”的政治腐败来巩固自己的政治生存，并不惜用对大众坏的政策来实现对自己好的政治，最后实现“长治久安”或“长治于不安”的政权延续。
“统治商数论”有很多政治含义，但最大的一个政治含义是：“残暴专制导致专制解体”是一种善良的幻想。只有“抛弃幻想”，才能“轻装前进”，“愿望型学术”的低级循环也才能终结。如果读了本文的“统治商数论”后，有人对专制的崩溃还心存幻想，建议再去读读“独裁政府为何长命百岁？”和“为什么民主的最大敌人是民主化？”两文。
方绍伟 2011-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