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命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两头真”。所谓“两头真”是指不少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真诚地参加革命，此为一真；而后，在所谓“整风运动”和后来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一个个剥皮抽筋脱胎换骨，失去追求真理和理想初衷，丧失自我，变成党的驯服工具，直到新世纪来临，他们才大彻大悟，重举五四时代民主与科学大旗，真诚地直面现实，深刻反省自己，解剖历史。李慎之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一。
李慎之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1941年，李慎之18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3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自贡蜀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并调入延安，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从他这段经历不难看出，年轻时的李慎之是一个追求真理向往自有的真诚青年。
然而，到了延安之后，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快成为整风运动主角。经过一系列密不透风后的整肃，李慎之也自觉放弃自我，成为革命这部疯狂运转的机器中的螺丝钉。据曾在曾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翻译，建国后，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制片处副处长、珠江电影厂副厂长等职务的沈容回忆，1947年在平山召开的党的土地会议之后，在农村搞起了群众运动，在机关里也进行了整风。当时，李慎之和他妻子张贻就将他们私下对沈容讲的诸如“对延安来的人十分看不惯，说他们没本事，对人不热情，还吃中灶，他们夫妇俩吃大灶”等等话，说成是沈容讲的，还给我扣了一个帽子，说我挑拨离间。李慎之当时在国际部，竟还跑到外文部来给沈容提意见！
解放后，就更是在劫难逃，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当时他对自己的检讨是：“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恶性发展，已达到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面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的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就连这么一点可怜的独立思考，也不得不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放弃。而在这之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李慎之都只能以现政权的铺路石和螺丝钉的身份苟延残喘。
然而，在其晚年，他再次迸发出青年时代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光热。尤其是在１９８９年的风波之际，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挂冠而去，并留下了一句气贯长虹的名言：“决不能在刺刀底下作官！”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他这种大无畏精神化成了铿锵有力的文字。他不顾新闻检查的刀光剑影，直面漫骂者肮脏的口水，忍受着旧日朋友的误会，直言不讳，秉笔直书，用他那支多才的笔，横扫几十年来流行的谎言和谬论。他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精通英语，长期从事国际工作，是中国当今为数不多的学贯中西的学者之一。在他介绍西方的思想时，总能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应的话语；讲中国问题时，又从西方文化
中引出精深的解释。他的文章不仅中西贯通，视野广阔，而且格外坦诚和彻底，令人顿开茅塞，振聋发聩。
在1999年写就的《风雨仓皇五十年》中，
李先生笔锋直指中国政治改革的根本问题，
喊出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最强音。李慎之就是在生命最后的几年，爆发出思想的光辉。
譬如，李慎之在分析中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时指出：一是资格特别老，有２２００多年的历史，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相比；二是“政教合一“或“政教混一“；三是“政治伦理化，
伦理政治化“。皇帝是百姓的严父，中国人没有“公民“的觉悟，只有“子民“的顺从；四是“大一统“；五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六是思想统制或曰愚民政策；七是生命力特别顽强。“中国人一百几十年的维新、革命，并没有改变两千多年专制主义的本质，只是革掉了一个皇帝。“李慎之对上述每一特点的论述和剖析，都联系到或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今日中国的现实。李慎之指出，中国专制主义有着强大的支持力量：“计划经济是对专制主义最有力的支持，甚至是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因为近百年来多次遭到外国侵略，专制主义很容易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任何一个专制政府，只要把民众的怒火引到外国人头上去，它就可以以压倒民众的民主要求而可以保住以至加强自己的统治“；“集体主义是支持专制主义的又一强大力量“；中国专制主义还受中国包括儒法在内的许多派别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持。李慎之不无激愤地写道：“一直到近两年，我才渐渐悟到专制主义、奴隶主义的气息几乎弥漫在各色各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只要一接触就会受感染而不自觉，我自己即是中毒甚深的人。“打开电视，翻开报纸，“都是只见千士之诺诺，不见一士之谔谔“”大规模的以权谋私又必然是因为公共权力行为缺乏公开性或透明的结果。这恰好是专制主义存在的证明。“”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一样，无不变了颜色。“‘民主’一辞，明明是外来的，到了中国，便变成了‘为民作主’；法治一辞，也明明是rule of
law的翻译，但是没多久，变成了‘依法治国’，变成rule by
law，回到秦始皇去了。“李慎之断然说：“专制主义只能否定，谈不上继承。必须代之以‘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
李慎之指出：“中国要否定专制主义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制度改革，一条是进行启蒙教育。前一条如果机缘凑巧也许可以速成。后一条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耐心的过程，要急也是急不得的。“这两条哪一个在先？“只有先实行制度民主化，然后再完成‘子民’的‘公民’化。“
当今七十岁到九十岁的人中间，不少像李慎之一样，青年时代被“新启蒙“引上了革命之路。晚年大彻大悟，又回归到旧启蒙的路上，即重新“把世界上已成共识的，已经制度化了的‘民主’的观念拿来中国进行启蒙“。其中之一的戏剧家黄宗江，曾用一个“之“字，来描述他们所走过的路。他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一部分天良未丧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就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抗日救亡，真诚地参加革命，晚年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现实，用良知推动中国前进。他们饱经沧桑，久经历练，他们的思想是对二十世纪实践的提练，是对漫长生命历程的深思，当然是中国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批“两头真“的老人，也是灿烂的夕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