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素质状况日益令人担忧，已是不争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为之大声疾呼，近日在南京报摊上见到的《命运与文化》(部分章节)，即可视为呼声之一。
作者在总序中指出：“用意识形态绑架信仰，是我们仍在继续的最要命的错误。”这是“导致信仰危机的根源之一。”“把某种意识形态凌驾于(民族)信仰之上，是极权主义的丧心病狂。只有使信仰独立于意识形态，独立于政治权力，它才能真正建立起来。”这个论点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但它能否立得住脚，有待谨慎斟酌。
一、信仰危机可否归因于意识形态?
信仰危机是个持续了数十年的老话题，“文革”后期，“三信”(信仰、信心、信任)迷失已经蔓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人崇拜被破除，信仰危机迅速暴露。回顾这个过程，确实是意识形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党要求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却没有统一的界定，“造反有理”是马克思主义，“安定团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马克思主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是马克思主义。更叫人迷惘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却是普遍贫穷，这必然使人们怀疑这种信仰。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诠释，是政治的需要，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所以，信仰危机，意识形态确实难辞其咎。
但能否认为意识形态是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呢?国民信仰的缺失，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说，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宗教，没有超越现实的来世观念，只有现世主义，就是功利理性和实用理性。既无信仰，又谈何“信仰危机”?人们的心灵本来无根，无所恪守，必然都是机会主义者，都是市侩。这样的人群，在任何制度下都会投机钻营，在官场社会和市场社会都是这样。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又不是信仰危机的主因。
信仰对象是某种超现实的、绝对的、独立的、统一的、长久稳定的精神体，中国从来就没有这种精神体。忠恕孝悌，曾是我们的遵循，但这些观念不是绝对的精神体，而且具有强烈的世俗性。“天道”似乎具有绝对性，但是，我们轻而易举地就把它世俗化了。中国人真正畏惧和畏服的是“天子”，而不是“天道”。“天子”不是永恒体。于是乎，人心就只能随着“天子”的轮替而变换，哪有什么精神追求?把日子过得好一点，对得起此生足矣。
如果说，“孝道”曾是中国人的信仰，那么，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并未公开否定它，那是如何丧失的呢?许多“逆子”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甚至根本不懂得党的指导思想。祖先崇拜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尽管经过长期的破旧立新和殡葬改革，但是，这种风俗仍然十分盛行，从不曾减弱过。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对信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怎么能说意识形态是伤害信仰的罪魁祸首呢?
中国人本来就没有信仰，至少没有典型(宗教)的、超越现世向往来世的信仰，中国人从来都是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深通世故人情，精于利害算计，对于任何理想都不屑一提，认为那是幼稚可笑的。谁信守规则，讲究信义，谁就是“宋襄公”，是蠢猪。谁不懂“潜规则”，他就是榆木脑袋，不可理喻。这种人心状态已经几千年了，岂是今日意识形态使然?
二、信仰能否独立于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
作者认为，只有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和政治权力的控制，信仰才能建立起来。这是不是一厢情愿?在中国，信仰果真能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吗?这是不是作者的一厢情愿?
政教合一，君师一体，是中国的悠久传统，统治者同时垄断权力和真理、物质和精神，何曾有过独立于朝廷和官府的信仰?即便今日，有何不同?连清华北大都衙门化了，庙宇教堂也完全行政化了，试想，脱离官方意识形态的信仰究竟安于何处?没有独立的机构，没有独立之个体，何来独立之精神?
据此推知，我们要么就根本建立不起来信仰，要么就只能依靠政治意识形态来“统一思想”，我看后者的可能性大。
三、我们的精神之路：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博弈
宗教信仰是非理性的精神生活，中国人从来都是理性人，不齿于非理性，要确立非理性的宗教信仰，纯属痴人说梦。我们能够建立的是理性的精神生活。
眼下的精神迷失，道德崩溃，本质上是个体理性与群体理性、国家理性之间的冲突。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是个体理性的表现，完全局限于物质利益的个体理性，是畸形的，干瘪的，未发育的形态。这种个体理性必然与集体理性、国家理性严重冲突。一味挤压个人的精神空间，否定个人的独立精神，这样的国家理性也是病态的，是非理性的，这种国家理性导致个人理性严重物化。国家理性表现为宪法和法律，成熟的健全的国家理性，就是良法。就现实路径而言，只有通过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的博弈，促进“良法”和“良心”共生。良法是国家精神，良心是个体精神。这是合乎中国国情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