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日子过得可真快,一转眼,中国汶川大地震已经3周年,日本大地震也满了2个月。
还记得当年在北川,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妈妈流着泪对我说:“女儿第三天挖出来时,身体还是软的”。这句话我一直忘不了。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我在日本。一个多星期之后,我接到了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刘捷先生的联系,速要日本灾后重建的参考方案。因为国务院给四川省下了死命令:立即拿出一份灾后重建的方案。但是,中国还没有大地震后灾后重建的参考案例。
我立即联系了神户市政府,拿到了神户市在1995年大地震后的重建方案。但是,神户市的方案是城市重建方案,不太适合于多山区的四川省。于是,我又联系了位于半山区的新泻县政府,拿到了2005年新泻县大地震后的重建方案。为了把这两个方案翻译成中文,不少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们出了大力。在四川大地震发生后第12天,我背着厚厚的日本灾后重建方案飞抵成都,送到了四川省发改委。
汶川灾区情景
把日本灾后重建的方案送交四川省发改委主任刘捷先生
也正因为如此,我有机会在四川省发改委的安排下,坐着“应急交通”车进入地震灾区察看了被震塌的县城,和触目惊心的废墟。同时也了解了四川灾区在灾后重建中的诸多困难。
日本大地震发生时,我在北京采访“两会”。赶回日本后,三度到灾区,与日本负责核泄漏事故处理的经济产业大臣海江田万里先生,和宫城县气仙沼市市长、女川町町长等地方官员进行了座谈,也了解了日本灾后重建的困苦。
所以,我想对日本大地震和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作一比较,供各位网友参考。
首先,我想说的是,日本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所造成的结果,完全是不一样的。汶川大地震的最大灾难,是建筑物的倒塌,许多人被埋在震塌的废墟中遇难,甚至在震后的最初几天里,因为没有重型机械的帮助,许多人坚持不到最后而痛苦地离去。但是,日本的此次大地震,几乎没有被震塌的房子,哪怕在重灾区,几乎看不到被震裂的房子。日本灾区的大多数建筑能够抗拒这一次9级地震,真的很佩服他们的建筑质量。但是,日本的大地震“输”在海啸。10多米高的海啸席卷而来,把整个城市夷为平地,日本的那一些木结构房子被整栋卷入海中,或冲上河岸。于是在日本灾区,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色:海啸所到之处,一片废墟。海啸未到之处,丝毫未损。而且废墟中很少有被埋的人,有人的也早已经被海啸卷走。
所以,日本大地震发生后,在汶川大地震中最为紧俏的物资——帐篷,在日本根本用不着。因为灾民们有地方呆——没有倒塌的学校、体育馆和公民馆等。
第二,汶川大地震遭遇的是一次性灾难,但是日本大地震遭遇的是地震、海啸、核泄漏三重连锁性灾难,因此,导致了大量的灾民无法在故乡重建家园。尤其是核泄漏,使得灾区多个行政建制市和町(相当于县建制)和村,政府机构和居民被迫整体搬迁到别的城市,使得日本一些城市出现了“市中市”,只是这个避难来的“市”,在人家的屋檐下没有自己的土地和行政区域,因此也根本谈不上灾后重建,只有苦苦的等待,等待核泄漏问题早一点解决,早一日重返故乡。但是,因为消除核污染需要许多年的时间,不排除这些行政建制最后被撤销和并入其他市町的可能。
都江堰灾区的帐篷避难区,一户一顶帐篷,至少能够守护住个人与家庭的隐私。
受灾的亲戚们聚在一起,自己做饭做菜。这户人家的老父亲遇难了。
日本宫城县的避难所
第三,汶川大地震后,灾后重建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建房土地。因为原来村落所在的山谷平原大多被挤压被毁,而山坡地带的地块因为地震而变得十分的松软,难以建房。因此,村镇整体搬迁到合适的地带,整体重建,是汶川大地震后重建的主要方法。
日本灾后重建,也遇到找不到建房土地的问题——只是日本目前愁的是建临时安置房的土地,而不是整体搬迁整体建城的土地——日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原来的城区被海啸冲毁,垃圾清理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而山坡地带本来就是海湾岩壁,很少有整块的如同学校操场那么大的平地,因此,日本政府准备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灾民临时安置房,地方政府却因为找不到建房的平地,或者因为拥有土地的地主不可出让,使得大地震发生2个月至今,建成的临时安置房只有5000套,再建的只有3万套,还有5万套的建设计划还无法落实。
第四,日本在灾后重建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不能降低灾后生活的质量。这主要体现在临时安置房的建设上。
前一阵子,我一直在帮日本的岩手县政府找中国企业生产的简易住宅。由于日本国内生产临时住宅的企业根本忙不过来,因此岩手县考虑进口中国的简易住宅。我找到了厦门和天津几家中国的生产企业,把资料拿给日本方面看。他们直摇头,因为中国企业生产的简易房,要不就是建筑工地用的拼装房,要不就是作为山间别墅使用的豪华木板房。而日本要的是,抗震能力达到8级以上,两室一厅,厨房卫生间和壁橱齐全,并有适当的室内装潢的房子。
岩手县陆前高田市的临时安置房内景
我跑到岩手县去看了他们建成的临时安置房,看完后我都想住,走进里面,跟一般的公寓楼住宅没有什么两样,水电煤气一应俱全,还装有空调,政府还给每一户人家配置了冰箱、32英寸超薄电视机、洗衣机。一位政府官员对我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条件”。我想根本就不是“基本”,已经接近于奢侈。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也许这就是最起码的生活条件。
至少,汶川大地震的中国灾民们,对于政府不会提出如此高的生活要求。
第五,土地制度问题成为中日两国政府实行灾后重建的又一个分水岭。日本的土地是实行私有制,因此,日本政府绝对做不到像中国政府那样,去搞一大片土地来建一个新城来安置灾民。因为在日本,即使拥有这些土地的地主们愿意出让,政府也掏不起这个购买土地的钱。而日本政府自己掌控的国有土地,除了山林,大多是河川,很少有成片的平地。
因此,日本目前16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情愿挤在避难所里,也要等待政府把废墟的垃圾清理完毕,以便重新回到自己的宅基地去盖新房,因为那一块地,即使经过海啸的清洗,还是属于他们自家的。
所以,灾后重建对于日本政府来说,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能要比中国政府来得大:这么多灾民在避难所里等待政府分给安置房,等待政府把他们家的废墟清理完毕,等待政府的救济款。
日本灾民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我们是缴税的,所以政府要管我们。
我发现,日本比社会主义还要社会主义。
第六,日本政府很羡慕中国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一大做法——省市对口支援。日本一位内阁大臣在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直说“中国的政治体制真好”。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沿海各省市展开了对灾区市县的对口大支援,这种支援后来更有攀比竞争,使得灾区的新城一个比一个建得美。
但是日本做不到。因为日本每一个地方城市的财政属于“自治”,而且财政本来也很紧张。即使县知事(相当于省长)或市长有这份对口支援的心思,到了议会就过不了关,市民们也会反对。所以,日本各地支援灾区,能够做到的是,接纳数百名或一千多名的灾民到他们城市里避难,地方政府提供公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