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许宗衡被判死缓的消息令人吃惊，大家不明白一个鲸吞数亿、性糜烂以及为害一方的大贪官，罪行何以仅剩一项缩水至三千多万的受贿？他又是如何交代同伙立下了可饶恕的功劳？一切都是那么神秘莫测，真相的铁门紧锁着，大众只是觉得许宗衡有能耐让自己不死。
一项统计表明，近三年，副部级以上十八名贪官无一人被杀（五人被判无期徒刑，十二人被判死缓）。大家都明白，死缓意味着什么，这是生路的代名词：立功减刑，保外就医，提前出狱，逍遥法外。而且，他们在狱中享有一般犯人难以想象的待遇，这种待遇与入狱前的级别成正比，陈希同、陈良宇等人的“贵宾待遇”令工薪阶层为之眼热。他们总算明白“一日为官，终身是官”的道理。
他们为什么不死？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一直萦绕在中国老百姓心头。据说，当代几个政客在推翻前任领导人后，提出了不杀“政敌”的意见。将大大小小的贪官置于政治争斗失败者的角度考量，貌似人道，只不过这种悲悯之情，是以牺牲法律和正义为代价的。在不彻底追究罪恶的实用主义策略下，玩世者得到了最大的好处，这些对国家人民犯下滔天大罪的恶人，作为“识时务者”而得到可怕的宽恕。
我们为什么要罪孽深重的贪官去死呢？贪官的危害并不在于数额，哪怕那是个无止尽的阿拉伯数字，也仅仅是个钱的丈量。而且，似乎那钱也容易收回——反正贪官平时不用花钱，他们像辛勤的蚂蚁一般攒钱，是为了自己隐匿后再享用。在明白人眼里，似乎只是把属于国家的钱挪了个窝，最终还是收入国家囊中。如此说来，我们好像还应该感谢无数贪官，他们为国家保存了那么多宝贵的人民币。
贪官带给社会的损失却是切切实实的。贪官们拥有予取予夺的权力，在他们的属地里，个个都是暴虐之王，一言九鼎。他们谋取私利的政绩工程，同时也是敛财工程。他们对一个地方、行业的蹂躏是全方位和毁灭性的，他们所到之处，正义和公平消失了。他们指鹿为马，任人唯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人噤若寒蝉，坏人如鱼得水。名义上是公民，实际上沦为权力依附者的员工，唯老板之命是行，一个个地方成了奴才国，法律失效，良知沦丧。这种正义的丧失，会使大多数无权又不愿趋炎附势者，失去所有可能的升迁机会，不合作者、反抗者甚至有丧失性命之虞。在一个人妖颠倒的囚笼里，他们会逐步丧失生活的信念，自暴自弃，成为社会的多余人。
贪官对资源的掠夺与浪费相辅相成，他们在占有诸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同时，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公。他们的穷奢极欲导致多数人的生活贫困和性贫穷，扭曲了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而且“示范”出一套无耻的生存术，令道德丧失，礼义廉耻尽失。
我在姜人杰二审结束仍维持一审死刑的结论后写了《杀人放火做贪官》一文，认为姜人杰虽然在苏州造孽深重，罪当诛，但应念及交代而赦免死罪，给予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自动坦白。如果不杀陈同海的理由是以其交代故，也应以同样原因不杀姜人杰；如果以腐败处陈同海以死刑，也应以同样罪名处死姜人杰，而不管他们交代如何。我不能同意安迪先生的说法，他以为姜人杰不识时务该受处罚。我以为，他总结的贪官免死三原则“自首、退赃、检举立功”，仅仅适用于一般贪官，对陈同海、姜人杰这样的大贪官甚至更大的贪官，绝不适用，否则便是纵容他们作恶。“刑罚体系的设计者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对人和对生命的尊重，更多地愿意从善良的角度看待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更愿意给人以悔过的机会”，此话大谬，如此穷凶极恶的犯罪，自他们作恶之日起，已经不配被当做人去“尊重”，也已经没有“悔过”的机会了。他们在入党做官之时，已经不同于一般人，对其要求只能比老百姓高才行。如果没有这样的原则，我们不啻于鼓励奸佞投机之贼，打压改悔坦白之心，其道德后果极其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