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国民教育中阉割香港？

作者：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2) | 标签:中国, 香港, 国民教育, 公民, 陈景辉, 张锐辉

文：陈景辉

原题：谁在国民教育中阉割香港？（张锐辉陈景辉对谈）

信报财经新闻，李志荣，刊于2011-05-21。

这是一个逻辑匮乏的世代，滥用司法程序的恶人先告状，犯法的威胁要上街游行反咬一口……当下一代更需要判断能力，新推出的国民教育科框架却删去「批判」二字，难道反逻辑言论将蔓延下去？

这框架暂未定案，教育界正秘密磋商。条文争拗尚且搁置一旁，国民教育本质更应趁早厘清。今次请来两位嘉宾，陈景辉和张锐辉。双「辉」组合纯为偶然，两位的言论却能互相辉映。陈景辉从反高铁事件开始让人认识，是八十后知识分子，亦是本地社运的年轻核心；张锐辉是中学通识教师，其中负责「今日中国」部分，每年都会带领学生返中国大陆交流，上年考察团探访许志永律师，回程后学生就许志永被逮捕一事，上书公开信《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予胡锦涛，此事成为各大报章头条。陈景辉主力探讨原则性问题，张锐辉则从经验和教学环境出发，审视国民教育的优劣前景。

陈：陈景辉（社运人士） 张：张锐辉（中学通识教师） 李：李志荣（记者）

文字整理：李志荣

一．Bad taste 国民教育让品味沦陷

李：坊间反对国民教育建议的舆论，大部分都认为是变相洗脑教育，两位对这个说法有何意见？

张：其实，在香港，教育大概不能洗学生的脑。因为香港资讯流通，除非一个人在这言论自由上做了手脚。

陈： 「洗脑」一词，其实是侮辱国民教育。我认为，国民教育应该是「快乐教育」，不须硬塞，提起六四事件学生的绝食书，学生自然会被感动。为什么要将之弄得这样核突？君不见从来洗脑教育在香港都没取过成功，那些填鸭式、不容其他见解的教育，学生总会忘记得一乾二净。

如果国民教育希望令学生心中建立一种「理想」的国民形象，首先，它一定能吸引学生眼球。山河大地、世间万物很多都很漂亮，但前提是你要告诉学生，他们是可以选择的。和谈恋爱一样，你不能要求别人爱上你。这样的国民教育是很bad taste，它只会令传授和接收的人品味沦陷。

张：这些是明眼人都觉得戆居的做法，政府夹硬要学校做，老师不能不做，不能不badtaste，这会给学生很差的印象。这样学生会认为，原来有权的人就能为所欲为，老师亦无可奈何。老师敷衍了事，虚应、犬儒、不讲真心话，这会塑造了一个被动的国民素质。虚伪的教育油然而生。

二．偷换概念，制造倒模效果？

李：当然，坊间亦有支持国民教育的意见，例如黄均瑜校长曾撰文道：「内地的制度和生活模式，有别于香港人所熟悉的西方模式，让学生加深对中国模式的了解，也是理所当然的。」

陈：香港明明是一个资讯流通的地方，我们对中国的认知就算不比内地居民多，至少也和他们一样。因为有很多新闻只是香港才可以报道。

政府要我们去认识国情，其实是要透过认识，产生对现今政权的认同。

张：一向的论调也是这样！所谓「认识国家」的「国家」，其实就是要在今天这样的政治制度、人民现有的自由空间上的境况。而「理解国情」的「理解」，就是要接受现实，不要质疑，亦不得以其他制度来比较。如果我们作出质疑，就代表我们破坏游戏规则，其潜台词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被动的国民，而非主动。

陈：这个国情观念是一个政治观念，而不是认知观念。他们说香港人对中国不满，是因为对中国不认识。

这令我想七十年代的国粹派。当时大陆很多人避难来到香港，因为大家都觉得内地情况不妥。但香港一些民族主义者仍觉得大陆不是其他人所说黑暗堕落，他们不断组织大陆探访团，参观一些预先安排好的景点。

这类操作在今天重现！

最吊诡的是，我们似乎不能从七十年代的错误中学习。文革的路是错的，但当时人们觉得只要宣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政权正面的一方，人们便会相信这美好的政权会带来好的未来。当时的国粹派鼓吹以洗脑式的探访、对话作国情教育方法，让下一代觉得资本主义的美好都是假象，负面新闻是西方抹黑伟大祖国的阴谋。

当然四人帮倒台后，所有社会主义的浪漫想象通通幻灭。错过一次就不能再错。

李：我知道张老师每年都会带领学生往中国参观，但行程皆是学校自己设计。

张：当学生到内地参观，看见上访者遇到制度上阻碍而申诉困难的情形，生活上不受保障的情况，然后回想在报章杂志网络资讯得到的印象，其巨大落差都会给学生带来巨大震撼。

当然，亲身体验国家发展的正面印象，也会为学生带来同样的巨大震撼。但问题是当学生看见这些负面印象，会否减低他们的认同感？事实是不会的。无可否认学生在看见所谓国家较立体的一面时，已经长大，早在小学初中教育他们已经发展出一套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所以，当学生看见内地的负面情况，不会抗拒，反而会有更深入的思考，研究自己能贡献什么？即是说，学生的身份认同不单没有降低，更被提高。当然，这种反思就不是官方所希望学生走的一条路。

陈：政府对「国民」定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之间是有所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精神「共和」，是指「政治是众人的事业」。共和国的国民是自由的，国民的关系是平等的。在共和国里，国民通过一种政治生活来实现我们的自由。这些东西都没有在政府的指引内写出来。

张：每个国家都有公民教育，正正是政府拿来偷换概念，每人都做，我们不得不做。但外国的国民教育都是由个人出发，了解不同人物的事迹，他们如何塑造今天的国家模样，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国民教育。

但今天政府的做法，正是由上而下，由政府画一个公民生活模样，然后我们老师便跟着这模样去教学生。

三．圈定框框难以突破

李：现在的国民教育有什么问题？陈：我们会在政府的指引中发现，香港在国民教育中被阉割，香港的公共空间叫「社群」，这是很「小学鸡」（※香港网语，小学生的贬称，这里引用的意思为“不成熟、幼稚的思想”）的。我们要学习的「公共生活」只包括学校里要守规则，返工要守时，要遵守基本法。

香港的公民生活被局限到办公室和尊重基本法，但香港实在有他自己的公民传统。由1966 年天星小轮加价引起的暴动，七十年代的火红时期，八十年代议会内争取民主，1989 年百万人上街抗争。至今天的保育发展、新界运动。这公民传统在国民教育应该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张：在国民教育里淡化香港角色，其实正在逃避责任。我们在2018 由自己选特首，香港市民的权责转变得很厉害，但这个课程没有为下一代做好准备。如果我们是负责任的中国公民，我们是否应该先着重香港的权责，然后将经验带回中国。

国民教育为政治而设，香港的老师已习惯了这个情况。所以我们会偏向说山河大地，只有这个情况才能突破政治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