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政权不愿直面鲜血淋漓的“六四”,至少每个人可以自己直面“六四”,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直面“六四”,我们可以更深地看到我们作为个人的软弱,同时看到一个古老民族的软弱。直面“六四”,也许与那种以权力为指向的狭隘政治无关,这只是每个人自我拯救的开始,为了防止我们与这个败坏的时代一同沦陷,我们没有理由不直面“六四”,个人学习自我拯救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学会自我拯救的过程。与以往循环不已的改朝换代不同,当我们面对“六四”的亡灵,面对民族淌血的伤口时,我们只是要寻求确定价值的实现。】

找不到可以点燃烛光的广场,只有抚摸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任何权力的涂料都刷不掉这面墙上的血污,无论时光如何推移,世界如何变迁。22年,我们的生命一天天老去,历史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止,所有阻挡历史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如同人不能让时间停滞不前一样。尽管掌权者始终相信权力万能,有权不仅能拥有一切资源,也能遮掩一切不义。22年来,这片大陆就是按这套逻辑、这条线索展开的,表面上确实获得了巨大成功。但是,22年来,还有一条悄无声息地展开的线索,那是不以任何人、任何集团的意志为转移,按照历史的自身逻辑生长出来的线索,只要中国人寻求人的正常、自由的生活的愿望仍在,这条线索就不会被掐灭、扯断。所有暗无天日的日子都会过去,半明半暗的日子会过去,恐惧战兢的日子照样也会过去。哪怕我们眼前笼罩在巨大的深不见底的绝望之中,我们还是知道什么样的价值才是值得肯定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什么样的社会才是值得我们一生追求的。

前几天看到新出的《梅光迪文存》,当年留学美国时,他与胡适之间有过一次小小的争论,在信奉进化论的胡适看来,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弃旧图新、今胜于昔的历史。而梅光迪认为历史乃是人类追求不变价值的记录,“我们必须理解和拥有通过时间考验的一切真善美的东西”。年轻的梅光迪说得太好了,他对历史的把握太准了,历史从来不是一条直线,更不会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历史既可能从高山跌落低谷,也可能在很长的时期经历每况愈下的痛苦,甚至要面对不断的倒退,人类常常会陷入看不到任何一线希望的困境当中,高歌猛进、一往无前的幻想注定只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从晚清到今天,一百多年的中国史,跌宕起伏,迂回曲折,可以证明青年胡适确实太乐观了。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人类所要寻求的基本价值是确定的,不会随风更改、随流飘荡的,比如公平、正义、真理、善……,这些价值从亘古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是确定的,不同的世代、不同的制度、不同的理想,所指向的都是这些确定的更具有超越性的价值。梅光迪以此来定义历史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22年的中国当代史让我们看到,权力机器尽了最大的努力,动够了脑筋,要把“六四”的那笔债在历史的账簿上抹掉,却怎么也抹不掉,这个日子、这个噩梦始终如影随形,一天也甩不掉,可以说,从那一天起,无论掌权者还是普通国人每天都不得不面对或背对那个日子,是痛苦、是恐惧、是回避、是诅咒、是刻意的遗忘还是成功的被洗脑,或是其他什么,说到底还是逃不掉要面对或背对,“六四”始终在我们的前面或后面,在我们的黑夜和白天,每一年,每一天,乃至每一刻,那已经不是日子,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而是这个民族一道裂开的巨大伤口,22年都没有愈合的伤口,一个跨不过去的伤口。无论达官显贵、大腕大款还是升斗小民,都只能生活在这个伤口当中,或在伤口的边缘,无人能够逃出这个伤口,也无人能苟安在这个伤口之外,以为子子孙孙可以过上确定的生活。不确定的心理弥漫在整个社会,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几乎都把子女送往国外就是最大的证明,因为不确定,富人在内心深处的不安一点也不亚于穷人,因为不确定,掌权者并不能享受内心安稳的日常生活,而他们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惧导致杯弓蛇影、草木皆兵,常常对局势做出错误的判断,只能趟在西瓜皮上过日子,任由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没有方向,没有目标,所有的一切都是权宜之计,都是临时的、随机的、不可持续的。在这种不确定心理支配之下,除了迷信暴力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可以依靠、可以把握的。和平变革的主动权,书写历史的主动权逐渐在强势集团手中流失,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社会生活能感受到的都是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确定的情绪,让善良的人们越来越绝望,越来越无话可说,等到批评的声音变得越来越暗哑,批评的劲头都丧失时,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将要来的将是一个什么时代?谁能知道。

直面“六四”,百年中国全部光荣与梦想、屈辱与挣扎、苦难与牺牲,难道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何等沉重,整个民族一次次被重新洗牌,推倒重来,一次次的翻烙饼,不计其数的非正常死亡,大量民族精华的被逆向淘汰,山河破碎,如果说今天中国还留下一点什么?能说得上来的不过是一堆钱,这钱也只是一堆纸币而已,谁敢说那是靠得住的、确定的?

22年来,环境如何变化,压制如何细密,充满了技术性,中国人追求确定价值的努力并没有停息过,哪怕今天看起来,这条线索不是那么醒目、耀眼,它常常不在镁光灯下、媒体聚焦的地方,而且看不到它能在一夜之间扭转这个不确定时代。确定价值远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相反是遭到的是践踏、蔑视和抛弃。在这个缺乏宗教关怀的民族,没有超越性的维度,从上到下尤其是权力在手的人缺乏敬畏之心,把人世间的权势、金钱当做至高的追求,为了捍卫这些到手的既得利益可以不惜代价,不计后果,不择手段。

读史早知今日事,日光之下无新事,以前发生过的以后也必定会发生,人类寻求确定价值的需要不会随着时代更改,“六四”二十二年来,中国在表层上所发生的变化再大,也大不过人心深处的那种向往。二十二年前,千千万万人发出的呐喊,根源于人心。坦克可以推迟历史的进程,但是坦克不能改变人心真实的意愿,消费主义包裹的极权主义或许可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主导社会,但它只能增添人心中的不安、不确定,而不能得到每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认同。无论物质消费主义制造的商业繁荣,还是文化消费主义带来的娱乐享受,都替代不了人类追求确定价值的动力,正是在寻求确立价值得的过程中,从希腊到荷兰和新大陆,产生了民主政体,说到底,民主首先是保障那些确定价值的制度安排。如果中国一直不愿面对“六四”,正视这一巨大的历史伤口,这个民族在绝望当中只能日益堕落、败坏下去,在布满血污的历史墙壁上,一个个沾了血的罪人将永远被钉在那里,承受世世代代的诅咒。鲁迅曾经说,“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首先应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个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只要“六四”在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还是一个禁区,触不得,碰不得,这个时代就是可诅咒的,每一个不愿直面“六四”的人也是可羞耻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同样,如果没有直面,不仅没有未来,连今天也注定将变成永远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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