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其名词《沁园春·雪》中有云“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好象很看不起成吉思汗，认为他不过“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夫一个。然而，事实上，他们二人无论在打天下还是在治天下都有近似的地方，今朝的“风流人物”并不比过去“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莽夫高明多少。
就打江山而言，成吉思汗和毛泽东都可谓“其兴也勃”成吉思汗1206年崛起于蒙古大漠，旋即大举大举入侵西夏。西夏不得已，纳女请和。而后又率领大军南下攻金，在辽西消灭金守军，攻占北京（在今内蒙古宁城西）。随后灭辽，灭宋，向花剌子模发动了侵略战争。1220年，成吉思汗攻下不花剌、花剌子模新都城撒麻耳干（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等城，术赤、窝阔台、察合台率兵攻克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拖雷一军进入呼罗珊地区。1226年，成吉思汗出征西夏，次年身亡。而毛泽东也在1927年秋收起义后，经过十年土地战争，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即掩有中国大陆，成立共和国。双方大概都是在20年时间内就打出一片红彤彤的江山。
当然，他们更相似的地方是在治国理念方面——在这方面他们可谓异代相感心心相应。
在统治理念方面，二人都有一种跟传统决绝独出心裁的追求。成吉思汗信奉的是“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的畜牧哲学，而对传统的宋代理学不屑一顾；而毛泽东则信奉所谓“马列主义”（实际上并不信），而对三民主义不感兴趣。因此二人都有一种彻底砸碎旧世界，重新建立一个新世界的豪迈气概，所以，对前朝体制、政策乃至风俗习惯，通通采取完全抛弃，另起炉灶的“革命”做法。
比如，在农业政策上，元朝还没完全统一中国之前，蒙古贵族宠臣别迭竟然进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中原的大片地区也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毁坏。元朝统一中国之后，蒙古人开始把良田变成牧区，弄得中国境内到处都是养马场，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甚至两淮都有养马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宋朝经过上百年兴建的水利良田变成草场，致使中国农业大倒退。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不顾中国国情，模仿苏联，大搞农业合作化。其结果，也是农村的大踏步后退，以至二十多年后又退回去包产到户，重新确定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其鲁莽灭裂，跟元朝又一拼。
在工商业方面，成吉思汗不仅禁海还禁夜市，禁止夜间点灯，禁止结社集会，禁止民间练习武艺、打猎等等。元政府还关闭南宋贸易场，致使“舟车停留，道路萧条”，每年“越境私贩作罪者动以千人。”元朝政府的专制落后的统治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国商业发生大倒退。游牧民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完全不懂经济规律，一点不顾民生实行的种种倒退落后的政策、措施，彻底阻碍了中国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成长及原始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宋朝先进的民主氛围、快乐的民生、繁荣的商业氛围在元朝种种倒行逆施的政策统治下，逐渐变得僵化失去活力。而毛泽东对已经蓬勃发展起来的民国工商业也进行无微不至的改造—— 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否定了10年以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既定决策，表示“要在10年到15年甚至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政策。他正式提出“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和消灭资产阶级，这就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当时中宣部的《宣传提纲》指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受到限制、改造直至消灭”。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中国原先蓬蓬勃勃的工商业元气大伤，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了崩溃边沿”。
更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与毛泽东对国民都进行身份统治。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种族属性成为阶级划分的重要依据，民族矛盾突出。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毛泽东则把人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这几种类别，其中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地主买办阶级（文革中又具体为“地富反坏右”）则是被专政对象，其他的为中间争取对象。文革前期，城市的工人、干部生活供应实行配给制，而农民按劳取酬。地主的儿子连初中也不能上。在严格的敌我对立的氛围中，政治身份、户籍身份起着决定命运的重大作用。文革后期到现在，根据不同政策和社会地位，又衍生出干部与群众、国营与私营，政府单位和民间单位等的划分，并建立起针对不同性质个人或单位的，如人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各项制度。这使得公民基本的人权、公民权、国民待遇都要以不平等的身份制度为依据，例如城乡二元化的户籍制度，就直接影响着公民的教育权、迁徒权、用工、居住、生活等基本权利。
在文化政策上，二者也前呼后应——几乎都是“只识弯弓射大雕”。
成吉思汗对文化的毁灭主要体现在对伊斯兰文明的打击上。今天的世界上，提起伊斯兰，人们所能联想到的往往是石油、战争、动乱、偏执、狂热等。许多人不知道，在伊斯兰的发源地是阿拉伯，曾经有辉煌灿烂的伊斯兰文明，她曾经和华夏文明一起，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最有创造力最具人性光辉的文明。中世纪的基督世界，充满了宗教审判的黑暗恐怖，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都受到教廷的压制，此时的基督文明，相比于伊斯兰文明和华夏文明，落后得实在太多了。学术上，在麦加和麦地那地区，是研究伊斯兰教最初的学术中心，当地最为发达的是历史学和圣训学；伊拉克地区财富聚集，学术发达（是古代文明帝国所在地），有着多种文化传统的沉淀，巴格达作为阿拉伯帝国的首都，文人学者大量汇聚，研究内容包括语言学、哲学、医学、化学等；另外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保存和收集了大量希腊哲学著作，由此开展翻译工作，保留了大量的典籍；埃及也有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中心，学术设施发达。
在教育方面，阿拉伯帝国时期，有了书塾和小学出现，上课内容有古兰经，并包括算术、语法和诗歌；到了九世纪，清真寺数量众多，教育普及教广。办学特点为民间化，政府设有专门的办学经费和统一办学标准，学校设置课程和情况一切由学校自主，任何人都可进入学校就读。到了阿狄斯王朝时期，开始出现官办教育机构，又是研究机构，吸收大量人才进行研究，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高层官员。 1067年，阿拉伯第一所高等学校——尼采米亚大学，获得政府承认和资助，组织管理严厉，教师聘用须经过皇帝同意，且配备助学人员2～3名，学生有奖学金，食宿皆在学校，开课科目众多。它的制度和方式影响了日后欧洲的大学发展。引发了数次的大规模翻译运动，在历史上，每位阿拉伯国王都曾主持过。而且阿拉伯帝国的个人藏书也十分丰富，使社会上学术气氛浓厚。中世纪的世界，华夏文明在实用技术和人文学科上领先于世，伊斯兰文明则在科学理论和试验上领先于世。当时的阿拉伯各学术中心的研究，使阿拉伯世界在数学、化学、医药学、航海等方面的研究遥遥领先，而在物理、天文、光学、建筑、音乐、哲学、教育、文学等方面也处在前列。
然而，所有这一切随着蒙古铁蹄的西征而灰飞烟灭。与对其他地区的征服一样，蒙古人侵占阿拉伯主要的手段就是“屠杀”！几乎每个城镇村庄都被劫掠毁灭一空。蒙古军攻克的数百堡垒据点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蒙古旋风横扫阿拉伯，除了埃及马木留克政权还在苟延残喘外，其他阿拉伯地区都已经被蒙古铁蹄蹂躏，文明灰飞烟灭。若不是蒙哥在钓鱼城下被大宋军民击伤致死，各路西征蒙军返回争夺帝位，这最后的阿拉伯堡垒恐怕也无法逃脱被毁灭的命运。当时的蒙古人除了放牧和屠杀外，根本就无法接受和融入文明社会，对他们而言，杀光反抗者和不反抗者，将全天下变成牧场是最好的目标。于是乎，杀人和毁灭人类文明成果成为他们乐而不疲的工作。这就是后世一些无耻之徒所鼓吹的“统一”和“民族融合”。在游牧民族铁蹄下丧失的，不仅仅是生命，而且是这些生命带走的文化、技术和追求文明的人文意识。蒙古世纪大屠杀中毁灭了无数阿拉伯城市文明，扼杀了阿拉伯学者和智慧，毁灭了文明创造和传承，将蒙古统治中最暴力的基因继承下来，不但从此阿拉伯文明式微，穆斯林也一改中世纪的宽容文明而变得残暴，嗜杀。今天的伊斯兰，还保留了多少真正的阿拉伯文明呢？如果没有蒙古铁蹄的蹂躏，很可能是基督教徒才应该怀揣炸弹冲向清真寺，而不是安拉的子孙去做人体炸弹。
而毛泽东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打击也毫不逊色。这最集中的体现当然就是文化大革命。经过数年精心策划，毛泽东于1966年5月发动了“文革”。在关于“文革”的第一个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他避而不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问题，只说要彻底揭露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结果，知识分子再次成为毛泽东的打击迫害对象，也成了毛诛灭刘少奇的殉葬品。直到8月8日，关于“文革”的第二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才点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文件同时又再次提出，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和“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一年后毛把这种意识形态批判概括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为了对所有知识文化领域实行绝对专制的“全面专政”，毛泽东鼓动年幼无知的中学生起来“造反”，开展所谓的“破四旧”运动，意图把所有“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消灭。其对传统文明毁灭之彻底，我们不妨聊举数例：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 焚骨扬灰。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世界佛教第一至宝，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不仅书籍被烧，文物被毁，活人也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受尽羞辱，以至遭毒打、杀戮。从这时开始，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终于被中共明确列入专政对象的清单，称作 “臭老九”（列在知识分子前面的其他8类专政对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文革”时期是毛泽东一生敌视知识分子情绪的一次最彻底、最疯狂的发泄。正是在这一阶段，知识在中国成了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则成为时髦的 口号。
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导言中说：“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破坏。”这个结论似乎也适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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