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 错失六四机会后的中国政改三大因素

何频

何频，著名媒体人和出版人，前多维网总编，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老总。

对于当今中国的既得利益者而言，如果没有六四事件，他们难以如此掠夺财富。也难怪他们堂而皇之地说，如果当时不是武力镇压民运，中国经济现状或不如东欧。正是中国傲人的经济成就，使六四不再是国人感兴趣的话题。

一些人甚至得意地宣称：中共能经受东波和中东波的冲击，就是因为经济上的成就。中共正在向世界贡献一种新的模式。

既然如此，六四为什么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当局既不进行庆祝，也不允许民间悼念，甚至禁止媒体提及。为什么面对虚拟的茉莉花革命居然如临大敌？为什么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将“维护稳定”当成头等事件，压过了“经济建设”？

利用不公平生存的党

道理很简单，正是六四的镇压，使中国丧失了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中国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正是缺乏公平的政治环境使贫富的差距极其不合理，而经济的偏颇发展又使政治变得更为虚妄，于是一种恶性的朝野关系形成了：不公平的社会是不可能和谐的，而不和谐的社会使政权缺乏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政府又怎会实施使百姓感到安全的政令？

现在的局势很清楚，第一，中共当局既没有政治改革的动力，也没有政治改革的胆识。政治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公平机制，而中共生存的奥秘恰恰是利用不公平，政治改革的结果是中共现有分赃系统崩溃，这是中共利益集团所绝对抗拒的；第二，民间政治力量难以壮大到迫使中共变革。中国并不缺乏推动政治变革的勇士，他们甚至为此作出了牺牲，象谭作人、刘晓波、艾未未，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吸收了古今中外专制统治术的政权。这个政权自我壮大的过程，以及它目睹苏东和中东民主浪潮吸取了教训，从而对任何独立于中共的组织甚至个人百倍警惕，扼杀在萌芽之中。

中国政治的理性前景是否无望了？不！有三大因素，使我们不用太过悲观。

第一，国际因素

表面上看，中共挟人民币而令天下垂涎，吹牛拍马者不少，图分一杯羹者更多。不错，国际政治是利益政治，但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是民主自由，没有民主自由，利益政治的游戏规则难以保障。正是因为这一点，对抗国际主流价值的中国模式是不受欢迎的，中共在国际舞台的伸展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箝制，而中共对公民反抗加重打压，势必加深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厌恶和提防：“和平崛起”完全是中共的权谋之计，一旦成就霸权，对人类社会而言又是一次大浩劫。

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对中国民主化的希望重新变得迫切，甚至更真实。这使未来中国的民主事业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援。

第二，公民因素

表面上看，中国中产阶级并没有成形，更没有成为培植民主化的土壤，甚至还成为当局所利用来巩固政权的力量。事实上，这只是反映了中产阶级的稚嫩，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有一个脱壳过程，独立性终将表现出来。远为广泛的希望是，中共虽然打压了异议分子的反抗，但没能扼杀公民意识的生长。真正在时刻威胁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就是公民的不合作或反抗。是的，这一个一个民众抗议事件，确实演练了中共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是中共永远不放心的是：能否对付得了下一次抗议事件。

这个事件会来临的。一个特务、警察、军队控制不了也镇压不住的事件，正藏在某个角落生根发芽。这是畸形社会的必然结果。

第三，党内因素

作为一个政党，中共已是一个彻底瘸化的利益集团，它同时又是一个坚固的官僚集团，不但自身没有真正革新的力量，相反，有足够的力量窒息所谓的党内民主派。但是，“党内民主”的提出，反映的是中共内部的躁动，这种躁动本身是不是民主的动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内部的不平衡，随着传统派系的老化与舵主权威的弱化而日趋严重。

党内民主是真是假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温家宝如果不说话、薄熙来如果不做事，他们会得到更多吗？从中共十七大的权力布局看，温家宝是一个权力很小的总理，薄熙来更是被边缘化了。但是两人逆势而为，如今温家宝声名盖主，薄熙来迫近政治局常委，谁又能将他们拉下马来？更妄论关进大牢了！

现在不是高岗、刘少奇时代，也不是胡耀邦、赵紫阳时代，而是温家宝、薄熙来时代。这只是开始，中共十八大上，利益不可能均衡，类似温家宝、薄熙来处境的人也绝对少不了，他们会做、会说些什么？当然，还不会太激烈，如同中产阶级，他们还在生长期。不过，到十九大，尤其二十大时，传统的政治派系如太子党、共青团派都衰落了，党内的新力量就会出来，他会运用前述的两个因素——只有符合天意民意，他才可能既使自己壮大， 三大因素合成，启动中国政治变革，才能使中国真正趋向稳定。

天意民意就是四个字：民主自由。这是一座早已架好、众所皆知的大桥，邓小平这个“六四”元凶，却非要让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终究没能过得河，只能再回到桥头。这个时候，石头不要用来砸邓小平的遗像，而可以刻下一块碑，明示：在有桥的地方却绑架人民摸石头过河者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