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社会转型下的中国司法明显地存在着两种断裂。
第一种断裂，是法律规则和法律实践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已经为人所共知。以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为例。在刑事司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规定被搁置、被架空，从而成了“具文”。对于这一点，李奋飞博士已在其《失灵——中国刑事程序的当代命运》一书中给予了充分的展示。
第二种断裂，是法律人自身的断裂，即知行不一。按理说，法律人深谙法治，行事应该谨遵法律规定。但是，我们很遗憾地看到，一旦自身牵涉到法律问题，法律人却又时常利用或求助于法律之外的力量。
在我的理解之中，奋飞博士的这本新著《有一种力量——转刑社会的法治细节》正是沿着这两个断裂展开的。在深刻反思法治的同时，他也在认真反思法律人自身。而这两种断裂似乎都与本书的书名——“有一种力量”——紧密相关。正是某种或明或暗的力量，使得法律成为“具文”，使得法律人欲守法而不得。
让我们来分析规则和实践如何断裂，为何众多“影响性案件”的处理会严重偏离法治的轨道？
应该说，这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所在。读完此书，我们大体上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正如本书的书名“有一种力量”所展示的，正是缺乏有效制衡的“法外权力”粗暴地进入“司法场域”，才致使不少社会关注的案件按照“权力逻辑”而不是“法律逻辑”发展。比如，在上海工作的河南灵宝青年王帅因在网上“发帖”反映老家政府的违法征地问题，竟然遭遇到公安机关的“跨省追捕”；再如，2005年被媒体曝光的河北聂树斌案，众目睽睽之下至今竟然没有任何进展。
当然，“法外权力”不一定每次都会以看起来很“坏”的面目出现。有时，“法外权力”反而能给人留下温情脉脉的印象。比如，邓玉娇刺死官员案。在强大的政治干预下，邓玉娇被定罪免刑，顺应了所谓的“民意”。但是，不论“法外权力”以何种面目出现，究其实质，都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别的不说，至少宪法规定的“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被严重违反。
不过，“法外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倒未必那么显而易见。它更有可能是隐形的、迂回的。它渗透在司法实践中的每一个细节里，甚至成为“土政策”。在本书中，奋飞博士就以律师会见为例，揭示了很多地方看守所的“土政策”——有的地方要求律师会见必须二人以上共同进行；有的地方限制律师会见的时间、次数；有的地方竟然要求律师会见时给自己的当事人带上手铐。这种依赖权力，肆意对法律进行“解释”的行为，实际上从根本上架空了法律。
在意识到这种规则和实践的断裂之后，奋飞博士没有选择“制度完善”、“立法建议”之类的思考模式。近年来，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对此种模式，越来越持怀疑的态度。也因此，他才采取了乍看起来有些“中庸”的进路。比如，他建议，执法者应该通过打造“影响性案件”，使其成为重建中国司法信任的窗口。他甚至坚信，每一个影响性案件，都可以演绎出当代的“徙木立信”！
但是，如果有人严格地按照“法条主义”，必然要去追问，凭什么“影响性案件”就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而那些普通的不被人关注的案件却不能？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奋飞博士的有些建议带有某种“妥协”的意味，似乎是想对人治与法治两种路径进行“折衷”。甚至，他所推崇的那种独特的“徙木立信”，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
不过，我们现在更关心的问题或许是——不妥协，我们又能做什么？
完美主义式的法律移植，已经在中国法律实践中失败。假如打造“影响性案件”，真的如奋飞所说的是“惠而不费”，那么，我们何不尝试一下这种“妥协”？
至少，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是有益无害的。当然，如果我们愿意使用更为“高尚”的词语来表达，“妥协”其实是寻求中国法治的“本土经验”，寻找“中国模式”。如果我们愿意使用“官方”的词语来表达，“妥协”其实就是尊重中国国情，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
与第一种断裂相比，我更看重本书中对于第二种断裂的讨论。规则和实践的断裂已经为人所周知，反思此种断裂已经成为法学界越来越重要的共识。但是，反思法律人本身的断裂，尤其是反思法律研究者自身的知行不一，远远没有成为焦点议题。而反思自己的难度，又远远地超过反思他人。“一日三省”，永远都是一种稀缺的品质。
这里，我分享奋飞博士之前的一个论断——关注法律安全，还是关注社会安全，乃是法律职业人士与普通社会公众在思维方式上的主要不同所在。比如，作为普通的社会公众，当然会对打黑拍手称快，甚至还会要求政府打黑要彻底；而作为法律职业人士，我们总是会更多地关注，打黑是否在法律的框架内来进行，被告人在宪法和法律上的权利有没有得到充分地保障。
但是，“知易行难”，尤其是当法律人自己介入到某个具体的法律纠纷中时，是否还能坚持自己的法律信仰？是仅仅使用自己所熟知的法律知识？还是努力寻求那些明显属于法律力量的“润滑剂”？
奋飞博士“勇敢”地写出了自己的困惑和纠结。比如，作为一个兼职律师，他在代理一起刑事案件时，也未能免俗。为了能够及时会见当事人，他不惜动用“关系”，去实现自己本来就应当享有的法定权利。本书开篇的《法律人的风度》，其实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法律人如何才保证“知行合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哈罗德·伯尔曼的这句名言，我们法律人大都比较熟悉。实际上，它是某种警醒，也是某种讽刺。理性选择下，普通老百姓有时会“信访”而不“信法”；理性选择下，法律人选择找“关系”，托“熟人”，而不是“据法力争”。
“是坚持你的信仰，还是进行合理的选择？”这对于行动中的法律人而言，永远都是一个拷问。当然，这更是在拷问当下的中国社会——一个正在转型的社会，为何“依法办事”会这么难？哪里才是“打破僵局”的关键所在？何时“信仰法律”才能成为中国民众的最优选择？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才认为，德国19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鲁道夫·冯·耶林的提醒，对于国人尤其是对于我们法律人具有特别的意义——“为权利而斗争是对自己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
当然，这只是我对本书的一点感受，在此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1999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其中写道：“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有一种力量，正从你的指尖悄悄袭来，有一种关怀，正从你的眼中轻轻放出。在这个时刻，我们无言以对，惟有祝福：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请让我们相信，本书中的“有一种力量”，虽然邪恶强大，但终究会被驯服，关入法治的囚笼。
陈卫东谨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