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山东律师高丙芳因代理“农民工讨薪案件”被控虚假诉讼案一审再次开庭。自高丙芳数日前突遭法院决定逮捕后，该案“审辩冲突”逐渐公开化、白热化。
庭审当日，高丙芳的辩护人张新年律师因提出程序异议被强行带出法庭，法院亦被指“变相限制旁听”“强推庭审”。
据悉，本案上次开庭是2023年11月，一审法院后历经两次延期未下判，此次开庭主要围绕控辩双方提交的新证据展开质证。
庭后，高丙芳的辩护人表示，该案审判长违法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且违法变更对被告人高丙芳的强制措施，“庭审就是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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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被“驱逐”的辩护人
高丙芳案原定4月18日9时30分，在泰安市岱岳区法院的第三审判庭开庭。
审判长敲下法槌、宣布开庭没多久，高丙芳的辩护人之一张新年律师即被强行带出法庭。
“法院从一开始就不想让我说话。”张新年律师称，宣布开庭后，他准备就该案程序问题发表意见，但被审判长制止。“正常情况下开庭，一些程序性的事项需要当庭先行予以处理，然后才能进入实体审判，但审判长直接就敲法槌不让我说。”
张新年律师的程序异议直到辩护人发言环节才提出。张新年律师当庭表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庭应当至迟在开庭三日前通知被告人，但法庭并未按规定向高丙芳送达传票。“控方还提交了新证据，这种情况下，不能保障被告人的质证权。”
随后，张新年律师的发言再次遭到审判长的制止。一番拉扯下，审判长即指令法警将张新年律师强行带出法庭。
一位参与旁听的案外律师李先生（化姓）向笔者确认了张新年的说法：“（审判长）在没有正式训诫的情况下，就突然让法警把他（张新年）直接带出去，说他扰乱法庭秩序。”
李先生透露，被告人高丙芳及另一位辩护人随即以此申请审判长回避，但遭当庭驳回，“她（审判长）自己驳回了对她的回避申请，没有说暂时休庭向院长报告。”
据《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审判人员的回避，应当由法院院长决定。
张新年律师事后向法院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要求对审判长剥夺其辩护权的行为依法作出处理，“你法官也要带头维护法庭秩序，遵守法庭规则。上来就把别人驱逐出法庭，这不开玩笑吗？”
法院开庭时在何种情况下，才可对辩护律师采取强行带出法庭的措施？
据《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另据《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19条规定，“审判长或独任审判员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应当予以警告；对不听警告的，予以训诫；对训诫无效的，责令其退出法庭；对拒不退出法庭的，指令司法警察将其强行带出法庭。”
02 占坑的旁听人员
在辩护律师被强行带离法庭时，庭外还有一批旁听人员无法进来。
此次开庭前，多位律师、媒体人从全国各地赶至山东泰安，准备旁听高丙芳案庭审。其中包括已年至古稀的王才亮律师，他曾为该案多次公开发声：“高丙芳律师的这个案件，涉及到中国一大批律师在代理民商事，尤其是民工工资催讨的相关法律服务当中的重大争议问题。”
该案去年11月开庭时，王才亮律师也参与了旁听，但这次却在岱岳区法院吃了“闭门羹”。
王才亮律师最终未能进入法庭。他被告知，只有被告人家属可以进去旁听，而分给高丙芳家属的旁听证仅有两张。
上述案外律师李先生也是借用家属旁听证才得以进入庭审。据李先生回忆，法庭内旁听席前后三排，共有约20个座位。
李先生怀疑，其中不少旁听人员是“占坑旁听”。李先生的隔壁即是一位本地律师，“据说是司法局组织的。”在庭审结束前半小时，李先生发现，第一排的旁听人员陆续都走了。
对此，最高法曾明文规定，不得对旁听庭审设置障碍。“对影响重大、社会关注度较高的案件，应根据旁听人数尽量安排合适的审判场所。”
此次开庭一直持续至当日下午，期间并未休庭。李先生据此认为，合议庭强推庭审的意图明显，“他的目的就是今天要把这个庭开完。”
03 突遭逮捕的被告人
庭后，等候在门口的众人看到了高丙芳。她戴着手铐，被两名警员押着。现场照片显示，高丙芳朝赶来旁听的人士回头挥了挥手。
案发后，高丙芳一直处于取保候审状态。直至4月9日，她突遭泰安公安逮捕。《逮捕通知书》显示，作出逮捕决定的是岱岳区法院。
对此，高丙芳的辩护人在庭审上表示，岱岳区法院对高丙芳变更强制措施涉嫌违法。“辩护人说高丙芳没有违反任何取保的规定，也没有出现更多（社会）危害性的情形。”李先生回忆说，合议庭对此事未予以有效回应。
程序性事项反映完毕后，庭审进入实体审判环节。李先生称，此次开庭主要围绕控辩双方提交的新证据展开质证。
笔者获悉，此次庭审中，公诉人提交了一份情况说明，以证明案件来源；而辩方则提供了一组证据，来证明高丙芳并未授意包工头以农民工个人名义起诉。
18日下午3点，开庭结束，合议庭决定休庭，择期宣判。
庭后，高丙芳的辩护人表示，该案审判长违法剥夺辩护人的辩护权，且违法变更对被告人高丙芳的强制措施，“我们认为这个就未审先定、有罪推定，庭审就是走过场，对高律师是不公正的。”
04 案情回顾
据媒体此前报道，高丙芳牵扯的“虚假诉讼”源于泰安当地一起工程欠款纠纷。
陷入工程款纠纷的是一起被层层分包的工程项目。据悉，案涉工程项目的总承包企业为泰安市粥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粥店建筑公司），整体工程被转包给赵某。赵某将部分工程分包给米某印，米某印又将部分工程分包给陈某昌，后者遂组织农民工进场施工。
被拖欠工程款的是包工头米某印。工程交付后，赵某欠付包工头米某印工程款约432万元，米某印虽将赵某诉至法院索要工程款，但未能如愿。另据新京报报道，同期米某印“垫付了117名农民工的工资”。
为了讨回工程款，包工头米某印以农民工的名义提起诉讼，请求工程承包方连带清偿。
代理相关民事诉讼的正是高丙芳律师。“米某印、陈某昌二人在2019年找我，说赵某被抓了，给不了米某印钱了。说米某印欠陈某昌260多万元，陈某昌欠75个农民工260多万元，农民工整天上门讨要，不得安生，让我帮着要回农民工工资。”高丙芳在虚假诉讼案的最后陈述词中表示，其最终提供的诉讼方案是“以每个农民工为原告起诉陈某昌和粥店建筑公司，启动了75个诉讼。”
2019年，陈某昌、粥店建筑公司被上述75位农民工分别诉至法院。法院后判决陈某昌支付74名农民工（期间1名农民工撤诉）的劳动报酬共计261万余元，并判决粥店建筑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粥店建筑公司不服上述民事判决提起上诉，但均被二审法院驳回。粥店建筑公司遂向检察机关反映情况，后者启动了民事诉讼监督程序。随后，上述74份民事判决均被认定为“虚假诉讼”，最终被予以撤销。
而代理“农民工讨薪”的高丙芳律师，以及包工头米某印、陈某昌则因涉嫌虚假诉讼罪遭到刑事追诉。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9年10月，被告人高丙芳、米某印、陈某昌经共谋，捏造75名农民工从陈某昌处承接劳务后劳务费未得到清偿的事实，以每个农民工的名义向法院起诉陈某昌、粥店建筑公司支付劳务费265万余元。
公诉机关据此认为，被告人高丙芳、米某印、陈某昌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情节严重，应当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澎湃新闻报道，米某印、陈某昌辩称，是高丙芳授意米某印以农民工个人名义起诉。
但高丙芳则坚称彼时对米某印垫付农民工工资的事实并不知情。“代理农民工讨薪诉讼期间，我对米某印已经垫付农民工工资并不知情。”高丙芳曾告诉新京报记者，直到二审判决之后的执行阶段，她才从米某印和陈某口中得知垫付一事。
高丙芳坚持自己无罪，辩护人亦为她做无罪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