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选举与治理 | 红歌变形记

《中国红歌会》的曲目几乎是无所不包，选手有极大的选择空间，即便不会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的主旋律歌曲，也会有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周杰伦的《千山万水》可供选择，因为它们也被列为红歌。

2011年2月16日，河北廊坊，“唱响红歌”群众歌咏比赛在市区时代广场拉开序幕。

文_林半塘

一场运动，唱红歌的运动，正在中国大地蔓延。

红歌进社区，进学校，进工厂……它强力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乃至武汉的洒水车上，也紧随潮流，改播红歌。

重庆是最先唱起红歌的城市之一。在这座山城，市民被组织起来，在广场、茶楼、学校重新唱起那些高亢的老歌，身穿崭新红军装的人群，排着整齐划一的队列，发出统一的音调，声势颇为浩大。

根据重庆当地媒体的数据，自2008年6月启动以来，重庆全市累计开展红歌传唱活动超过10万场，平均每天有近百场的红歌会在举行。

而在革命老区江西，创办至今已有六届的《中国红歌会》，已经成为江西卫视的主打节目，是“红色选秀节目”的典范。《中国红歌会》完全复制了《超级女声》的海选模式，在全国开设十多个唱区，覆盖面远超当下红火的电视真人秀节目《非诚勿扰》。

《中国红歌会》的每个唱区的10强选手，于6月11日抵达南昌(共120位)，参加第一阶段“红歌总动员”的复赛。最终决选出50名选手，进入更为激烈的第二阶段“红歌突围战”的比赛。

这些曾经被视为“过时的”、“缺乏流行元素”的歌曲，似乎突然之间焕发活力，成为唱遍中国的歌谣。

红歌唱什么

红歌，是“红色歌曲”的简称，耳熟能详的“红歌”就有《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

不过，在唱红歌的浪潮中，“红歌”的概念要开放得多。为了推广红歌，重庆市委宣传部和重庆市教委就率先“确认”了45首红歌为“正宗”，其中包括27首革命历史歌曲和18首现代经典歌曲。

而让人意外的是，像《同一首歌》、《常回家看看》等充满温暖亲情的歌曲，竟也被划归红歌一列。

《中国红歌会》也公布了红歌曲目，这个名单几乎是无所不包，选手有极大的选择空间，即便不会唱《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唱支山歌给党听》这样的主旋律歌曲，也会有奥运歌曲《北京欢迎你》、周杰伦的《千山万水》等流行类的歌曲可供选择，因为它们也被列为红歌。

在红歌曲目中，甚至也不乏宣扬情爱的歌曲，比如汪明荃版的《万水千山总是情》也入选其中;励志歌曲几乎悉数囊括进来，这种鼓励人们要自强不息、爱拼才会赢的歌曲，在红歌曲目中占据了非常大的比例;周华健、无印良品、臧天朔各自演唱的《朋友》，也因为宣扬友情和友爱，同时入选;当然，占据比例最大的，还是“歌唱祖国”和歌颂“神州风情”等曲目。

《北国之春》也成为各地红歌会的常规曲目。这首歌曲原本是日本民歌，创作于1977年，并在一年后流行日本全国。这是一首思念家乡的歌曲，当时日本有很多年轻人为了求学或谋生而离开北方农村，他们唱起这首歌时，表达的是对家乡的思念。1980年，作曲家吕远将这首歌曲译成中文，交由蒋大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演唱，尔后火遍全国。这首歌也一度作为中日两国往来的友谊歌曲，大凡在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都爱重唱这首歌。

对比重庆的红歌曲目，《中国红歌会》的囊括范围更广，甚至有一部分歌曲在重庆红歌曲目名单中被有意剔除，却出现在了《中国红歌会》的曲目名单中，比如对领袖的歌颂。在重庆红歌曲目中，歌颂主题大多是国家、党、延安和雷锋等，27首革命老歌中仅出现一首歌颂领袖的歌曲《东方红》，而在《中国红歌会》的曲目中，就有大量与毛泽东有关的歌曲，比如《青稞美酒献给毛主席》、《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甚至在有些唱区还出现了“毛主席”再现的景象。

在郑州唱区的海选比赛中，就有一位崇拜毛泽东的中学教师缪世璇冒着酷暑，身着一件毛料军服来到参赛现场。这位选手以扮演毛泽东和进行毛泽东书法表演参赛，“一举轰动该唱区的演艺舞台”。

红歌在流行的过程，也还会经常穿插一些“小插曲”。2009年前后，在四川资阳甚至还流传“用红歌治精神病”的说法，唱红歌成为该地精神病院调节病人情绪的方法，不过此后这种“红色疗法”被证明是一种误传。

但红歌“作用巨大”，也不断被一些公开报道予以强化，甚至也不乏实例来“证明”。《人民日报》在报道重庆唱红歌活动中，就引述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话表示，“唱读讲传”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先进文化的影响力，提振了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而在该文的结尾，《人民日报》记者突出强调了重庆“唱红”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而就在“唱红”一年后的2009年，重庆市财政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次年，重庆GDP增长也高达17.1%，增速排在西部第一位。

红歌的逻辑

“‘红’是从‘赤色革命’继承来的一种颜色象征，‘赤色革命’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学者徐贲的理解里，红歌应该是与红色革命有关的歌曲，按照他的分类，红歌有三大主题：歌功颂德、歌颂幸福生活以及宣扬爱国主义。目前被广泛再唱的红歌，尽管在选择曲目上有所“创新”，但也基本属于这三大类别。

而在所有的红歌中，长期保持核心地位的是《东方红》，时至今日，其位置也依然无法撼动。

这首歌曲原本是流传在陕西的一首民歌小调，原作的歌词中甚至充斥着“你没老婆我没汉，咱二人好比一个瓣瓣蒜，亲的哥哥离不转”这样的调情成分，而男欢女爱显然不太符合红歌又红又专的要求。

后来的《东方红》经过了多次改动，1943年冬，陕西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长达十余段歌词的民歌《移民歌》。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成为三段歌词，并改名为《东方红》，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1949年后，为适应专业合唱队表演，先后有多位作曲家将其改编为合唱曲，现在通行的合唱曲《东方红》是由作曲家李涣之编写的。最终传播的这首歌曲，终于改成了讴歌“东方出了个毛泽东”的红色歌曲。

在“文革”中，每天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会以这首《东方红》开始，夜间则以《国际歌》结束。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狂潮中，北京三十四所中学的学生，甚至还一度筹备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被周恩来得知后劝停。由此可见，这首歌曲在当时影响之巨。

“文革”中，红色歌曲成为唯一的合法歌曲被传唱，凡是带有爱、姑娘、情郎、爱人等字样的歌曲，统统被称为黄色歌曲。

有保留的“怀旧”

这样的变化，也体现在语录歌从红歌中的消失。查阅重庆市委宣传部定稿的红歌曲目、《中国红歌会》公布的红歌曲目以及建党90周年红歌推荐曲目，都不难发现，红歌中非常重要的“语录歌”彻底遁形。而根据重庆学者何蜀的研究，语录歌是“文化大革命”最具时代特色的产物之一，“文化大革命”在世界史上是史无前例的，语录歌在世界音乐史上也同样是史无前例的。

“毛主席语录歌”的诞生，最早是1966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周年时由官方传媒推出。《人民日报》随后在当年的9月30日发表了第一批经官方审定认可的“毛主席语录歌”，其中包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等10首。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人民日报》又接连公布了两批语录歌。

当时给“毛主席语录”谱曲之多，今人难以想象。比如被称为“老三篇”的毛泽东三篇文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中的许多“语录”，都被谱成了歌曲，特别是《为人民服务》一篇，除去很少几句话外，几乎通篇被分解成“语录”谱成了歌曲，当时有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以从头到尾又唱又跳将这篇文章演唱完。

“毛主席语录歌”的作曲者们恐怕是完成了音乐史上最艰难的谱曲工作。有些被谱成歌曲的“毛主席语录”，既无韵律、节奏，有的句子全是冗长的政治语汇，真是难为了作曲家。比如第一批“毛主席语录歌”中那首，“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要将这样的公文语言谱成有节奏而且易唱好听的歌，实属不易。

在何蜀的研究中，还发现一些长句子的语录，如《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帝国主义制度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等等，也都被谱曲歌唱。

语录歌里最短的歌词是“要斗私批修”，虽然只有短短五个字，却唱了三分钟，将有限的旋律结合得错落有致。最长的语录歌，歌词长得已不能用字数来计算，有个叫毛泽东思想光辉照万代的文艺晚会，把毛主席的“老三篇”硬生生谱曲成大联唱，唱满整整一个晚会。

红歌也曾作为武器，当做战歌。从一九六六年底到一九六八年红卫兵运动鼎盛时期，许多红卫兵组织都创作了自己这一派的“战歌”和歌颂自己造反纪念日的颂歌，歌词中满目都是“保卫毛主席”、“冲冲冲”、“杀杀杀”、“造反造反造反”、“开炮开炮开炮”等词，歌曲则一律是大合唱、进行曲、高快硬响、刀枪并举，充满了硝烟味。

尽管红歌被认为是一种裹挟着红色记忆的“怀旧”行为，但现在重新来唱红歌，“语录歌”、“红卫兵歌”却是极少再现了。徐贲在谈及这种怀旧情绪时认为，怀旧之情，也会因人、因事、因地而变化。红歌不仅可以修改，标准也可以发生变化，不过面对任何一首红歌，群众的热情总是很容易就调动起来了。

作曲家戚万凯就创作了一首歌曲《啊，红歌》，歌颂红歌，为唱红歌叫好，他在这首歌曲中称赞红歌“能斩妖除魔，歌声中站起了一个新中国”，而在《重庆商报》发表这首曲目时，也高度赞扬了这首歌曲颂扬了红歌的历史功勋，认为红歌抒发了山城儿女建设美好家园的豪情斗志，为重庆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文中部分材料引自何蜀先生的长文《“文化大革命”中的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