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音）五十多岁，已经退休了，她戴着一块鲜艳的红袖章，坐着个小板凳，还有一个装满茶水的果酱瓶。看上去，她可不像中国这个触角广伸的警察国家的一名前哨。
王英住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郊区，自从政府重新推行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相互监督的做法以来，作为小区居委会的一名成员，她就越来越忙了。
“2008年以前，我们居委会有点无所事事，但现在就比较像样了，我们的职责是留意一切可能妨害稳定的因素，”每个月领取200元（合31美元）报酬的王英表示。她和另外两名退休大妈一起，每天在胡同的角落里坐上6个小时。
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治安机构来说，王英和她的同伴堪称“基层分包商”。今年，中国社会治安机构展开了一场打压行动，据人权组织形容，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对言论自由及和平政治活动的最严厉打击。
4月份，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在被国安人员带走后失去音讯，引起国际社会对这场打压行动的注意，并招致多数西方政府的谴责。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均表达了强烈关切。在5月10日于华盛顿闭幕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把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列为重要议题。
除了艾未未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律师、维权者和网民也以模糊的“颠覆”罪名被拘押。一些人干脆“失踪”了，原因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在文章或博客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人士认为，较长时期以来相对宽容的共产党，已经恢复了更加威权的姿态。他们认为，安全机器的权力不断扩大，反映并且推动了这种转变。一些人还认为，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党内的高层权力争斗，其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多年中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事方式。
最新这波打压的导火线，是网上一系列呼吁举行“茉莉花革命”和平聚会、效仿阿拉伯世界民主示威活动的匿名帖子。这些帖子只有少数好奇的人作出了回应，却导致官方大动干戈。“我们起初以为，茉莉花革命的呼声在这里不会产生任何人气，但在政府似乎小题大做之后，我们开始揣测，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一位驻北京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表示。
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空前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构建公平有效的司法体系成为一个重点。
然而，事后看来，2008年西藏发生的反对汉人统治的暴动，似乎引发当局对其眼中一党制所面临的种种威胁作出力度越来越大的反应。西藏事件一年多以后，在资源丰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爆发了一场暴力程度更高的骚乱。
了解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表示，占中国大约四分之一国土的两大西部边疆省份发生骚乱以后，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大为增强，他们主张更严厉地打击一切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包括和平政治改革的提倡者。
这进而导致政府更加注重扩充社会治安机构。最近三年里此类机构发展迅速。
这一趋势适逢一系列“敏感”事件。在应对这些事件时，官员们把稳定列为头等大事。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奥运会；200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20周年；2009年共产党执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狱中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包括警察、法庭、武警、防暴警察、特勤人员、线人、监视、互联网审查等等——开支激增。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约为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对外公开的军费预算。换句话说，与防范外部威胁相比，中国如今花更多的钱监视、压制和起诉本国公民。
随着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安全机构经费增加，官僚势力得到了大幅扩张。在这个社会，国家暴力的威胁仍然是共产党统治的终极保障，于是“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
“目前中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但他继续说：“目前过于注重维护短期稳定，而不太重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改革”。
深恐1966-76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动乱重演的心理，是影响当今政策制定的一个强大因素。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发生时多数已是高官。在他们看来，正是当时党的领导人立场动摇，才使得抗议活动失控，最终迫使政府出动坦克。
对稳定的这种全神贯注，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安全机构的鼓励，在应对政治现状所面临的种种所谓挑战方面，安全机构如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它比以往更多地使用法外处罚、失踪及其他各种严厉手段。
“我们看到，党正对司法体系实行一种新的政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教授(Donald Clarke)表示。“法官们被告知，他们变得太专业了，脱离了群众。安全机构似乎被告知，他们可以采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而不会有人过问。不幸的是，能够为被关押者辩护的律师们自己也被关押了。”
对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来说，最新打压行动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过去十年期间涌现的一批人权律师受到了严重迫害。直到不久以前，这些人基本上是受到容忍的。
起初，只有那些被盯上的人，才会注意到安全机构的威力越来越强大。2008年许多孩子因食用掺杂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后，赵连海成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维权联盟，帮助受害儿童的父母维权。当警方试图警告他不要组织公共活动时，他惊讶地看到直升机在他家上空盘旋。“过去，你要是引起了麻烦，就会有两名警察或便衣在楼下候着你，但现在他们有这种重型装备可以动用。”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这种扩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以及执行安全相关任务的其他企事业单位都扩充了人手，添置了新装备，还改善了工作条件。
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监控摄像头的大量安装。上月，西部直辖市重庆宣布，明年全市摄像头数目将从31万个增加到51万个。该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表示，这将构成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的一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去年完成了安装4万个摄像头的工作。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造成近200人丧生。主要出口制造中心之一、南方城市广州也有27万个摄像头。
臃肿安全机构的扩张，也包括一些不那么惹眼的手段，包括大量招募领国家薪水的线人。新疆发生骚乱后，当局切断该地区互联网和部分移动通信网络将近一年。从那以后，当局一直用较小范围的断网来控制局部不安定，包括近期在四川藏区发生的抗议活动。
北京方面还加强了各级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力度。用于屏蔽境外网站的过滤系统“长城防火墙”最近几个月开始干扰更多网站。谷歌(Google)是受害者之一，其搜索及电子邮件服务如今频繁受到屏蔽。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日益壮大的用人力监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网络警察队伍，以及先进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采用。“我们3年前开始向警方销售这些解决方案。现在你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影响，”中国一家领先互联网安全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表示。
政府扩大了传统电话窃听技术的应用，同时也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据国有电信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可辨认敏感关键词的软件能够对通话进行搜索。
一些分析师和官员认为，中国最高层担心阿拉伯之春蔓延本国的心理，正被安全机构用作借口，以便在最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向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发出警告。自共产党主政以来，中国只经历过一次和平的领导层交接。明年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既定接班人习近平交班时——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中国将力求创下第二次纪录。
以往当局进行打压之际，往往伴随着党的最高层的激烈争斗。一旦争斗结束，就会进入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的争权夺位，使世界得以一窥中国领导层中强硬派与自由派的分歧——前者力主打压异见，后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其本来要阻止的事态。
4月底，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评，文中引用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提出应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内部的批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该文表示，“而不能主观地（把批评我们的任何人）归之为‘对着干’。”
这样一篇社评一定得到了某位最高领导人的批准，人们纷纷猜测谁会这样公然挑战安全机构的要员们。大多数人认为，此文代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意见。温家宝经常谈及“政治改革”的需要，但他在党的最高层显得势单力薄，体制内的许多人认为他算不上什么改革者。
不管是谁发出的，与强硬派及其麾下庞大社会治安机构高亢响亮的声音比起来，这番温和的呼声显得尖锐而悲哀。
对领导层来说，问题在于，既然打造了这样一台无所不在的安全机器，并把僵硬的“稳定”列为最高目标，它就不能不草木皆兵。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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