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心灵深处很早就纠结上了挥之不去的帝王思想。早在他十六七岁时,父亲毛顺生为他安排的人生道路是做米店伙计,学生意赚钱。但毛泽东的理想是经营天下,而不是经营一个小店。于是他愤然离乡,来到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求学。当他第一次迈出韶山冲的狭小天地时,他的心里不知有多么惬意。他以诗言志道:”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刚好东山高小人学考试的作文也是《言志》。毛泽东借题发挥,把自己的少年壮志抒发了一番。可是,由于他块头太大,缺少典雅,加上来自乡下,破衣旧衫,他在东山高小颇受一些富家子弟的鄙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自惭自悲,反而更激发了他的雄心壮志,他把这种壮志表达在一首称作《咏蛙》的小诗里:“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从他这首言志诗中,我们自不难读出那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帝王自傲。
成年后,随着在政治斗争中的屡战屡胜,这种帝王思想当然更加根深蒂固,最集中的体现当然是那首写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五年重庆谈判时书赠柳亚子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江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稍有语言感觉的人都不难读出,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对象就是作者本人,这个本人自然是比前面那些什么“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更加牛逼(所谓“风流”)的主儿——这不是帝王思想是什么?就连赳赳武夫蒋介石当时读了,都马上发现,这里面有“帝王思想”!
也许就是因为词中这种“你独裁不如我独裁”的意味太浓了,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在文物出版社《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中《雪》词标题处注说:“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两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一些人吗?别的解释都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这个注解是当时最权威的解读了,然而却是典型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把“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生硬的弄到一块儿,正说明注释者的牵强附会。诗本不须如此做注的,但毛泽东偏偏这么做了,这应该说是建国后,毛泽东身份变了的一个显示政治姿态、不宜再以王者自视的心态独白。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三日《新华日报》转载《咏雪词话》时加按语:“毛泽东同志咏雪一词刊出后,一时唱和甚多。然而也不乏好事之徒,任意曲解丑诋,强作解人,不惜颠倒黑白,诬为封建帝王思想”,这时毛泽东并不自辩,因为正如柳亚子言“小节出入,何妨日月之明”,然到一九五八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开战,不容《雪》词再有歧解,故划出了“封建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界限,但毛泽东内心恐不情愿这样直白。据记载,一九五九年四月《诗刊》邀诗人、评论家开座谈会的事,会上“陈毅说:‘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可见一九五八年毛泽东用“封建主义”“无产阶级”来给《雪》词做注是出于害怕“错解”、“误会”的无奈。
1934年1月,因为冯雪峰在上海的安全难以保证,党中央把他调到瑞金,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毛泽东此时受到博古、李德等人的排挤,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处境艰难。冯雪峰还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毛泽东的诗词,认为他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非常开心,因为他自己一直以“山大王”自居,他在上井冈山之前的演讲中就表示要做革命的“山大王”——说“山大王”没有帝王思想,将谁欺乎?又其谁信乎?
毛泽东的帝王思想除了流露在他自己诗词中外,在日常生活中也屡有表示。《别了莎菲》一书记载,丁玲曾向此书作者讲过这么两个故事:“一是在延安的时候,我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去。……有一次,毛主席突然问我:‘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就回答他:‘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这还不简单呀!’主席马上把毛笔和纸推到我面前,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我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了人名。反正开玩笑嘛。毛主席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什么的,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这个,他突然又对我说:‘丁玲,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听了这个,我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定会打死我的。’”看到没有?在延安这么艰难的时期,毛泽东心中想的就是“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这一套。“另外一次也是我去毛主席住处,他怀里正抱着一个男孩。我们聊着,小孩突然撒了一泡尿,把毛主席的衣服弄湿了一大片。这时候毛主席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高兴地说:‘丁玲,你说说,这是不是太子尿呢?’说完,仍抱着孩子,用一只手把纸铺开,竟填起歌颂太子尿的词来了。这言词,在反右派之前,我还记得清它的主要句子。”难怪丁玲在回忆此事时也忍不住感叹——“这尽管是玩笑,但也确实说明了:毛主席的头脑中确实是有帝王思想啊!他晚年之所以会犯大错误,尤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样大错误,不能不说他的帝王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啊!”
事实上,毛泽东是个帝王思想非常强烈的农民小知识份子。出身湖南偏僻贫瘠的山村,深受旧文化和旧传统的侵染,他后来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帝王思想则是影响他终生最大的心理毒瘤。他在和斯诺谈话时承认,他青年时,最崇拜秦始皇,汉武帝等皇帝。毛泽东不仅是说说,他以后一直沿着这条帝王之路奋斗。从遵义会议开始,当党在长征困难时期,为借助毛泽东的游击战经验,把他推举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利用这一机会,最后喧宾夺主,最后做了最高领导人。直到1976年死去,帝王思想贯穿其一生。
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毛在得到党的权力后,热衷的是树立自己至高无上,英明无比的领袖地位。为此,他把所有党的前任领导人都打入另类,贬得一钱不值。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张闻天,王明,博古等党的前任领导人,或是直接斥为敌人,或是被整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同时,他又对不顾事实,吹捧自己的人大加重用。凡是对帮助树立“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旗,喊“毛主席万岁”,表示臣服效忠的人,均委以重任。短短几年,他把自已打扮成永远正确英明的领袖,变成了党的君主。一切胜利都是因为有他,一切错误失败都是因为不听他的。这样做法无非出于确立自己在党内君王一般的领袖地位。战争年代,毛的这种帝王思想在不断胜利的喜悦中被忽视了,党内和人民都受巨大的革命胜利刺激有点浑浑然,他们把自己的智慧,努力,血汗全归功在毛泽东身上,把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巧合,机遇都当成毛泽东的神明。毛自己也飘飘然,帝王思想膨胀。1949年,在毛泽东进京前,人们都知道毛讲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但不学李自成后面的意思,无非是要当好皇帝,做稳江山。据王明记载,毛还在同时说了另一段话:“我在青年时代看小说时,常常想:当皇帝,这可多麽好呀。然而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皇帝。现在明白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入北京。要知道我们一进入北京,我就成了皇帝。”
建国后,毛泽东的许多折腾,追根溯源,大概都能追溯到他从小到老都不能摆脱的这帝王思想上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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