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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要什么样的“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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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炜 （进入专栏）

大概由于一百多年来革命不断，流血太多，及至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人心思定，中国终于步入一个回归传统、告别革命的时代。近年来，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崛起”，回归传统、告别革命的心态与商业诉求相结合，与物质生活富裕之后一部分人对精神的追求相结合，演变为对“贵族”的钦羡，对“贵族品味”的模仿，富裕家庭之争相送子女读英美“贵族学校”，社会上兴起的一股带有浓厚小资情调的崇尚“贵族精神”的风气，仿佛现实生活中乃至历史上真的存在一个贵族阶级供我们学习和仿效，充当我们的人生楷模。
讲贵族，就得讲贵族制度。什么是贵族制度？是以出身以血统来奖励个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制度。中国的贵族制为什么很早便被消灭了？西方的贵族制为什么已大大式微？这是因为贵族制是一种是违反人性，违反自然规律的制度，一种极其荒谬的制度。
中国文明从有详细记载的历史一开始，贵族阶级和贵族制度便已处于解体状态，而真正形塑造中华民族性格，奠定中国文明品质的，根本不是贵族精神，而是主张人格平等的孔孟精神，是主张依靠德行和才能拼搏奋斗，追求卓越的儒家精英主义。从西方文明的情形来看，使其摆脱中世纪愚昧、走向现代辉煌的也根本不是什么贵族精神，而恰恰相反，是17世纪以来一直持续发生着的去贵族化运动，即贵族靠边站，平民进入舞台中心的历史运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不妨简单盘点一下中西历史上的名人。在三千年有文字记载历史上留名的人中，尤其是影响了历史进程、深化和提升了人类认知的杰出人物中，有多少是贵族？从中国方面看，不说近现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惠施、公孙龙是贵族吗？管仲、乐毅、张仪、苏秦、范雎、吴起是贵族吗？魏晋南北朝以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辛弃疾、王安石、范仲淹、朱熹、王阳明、张居正是贵族吗？从西方古代看，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卢克莱修、耶稣、保罗是贵族吗？从西方近现代看，达芬奇、伦勃朗、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是贵族吗？都不是。
既然大家如此着迷于贵族精神，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贵族”。严格地讲，贵族指的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一个享有高于其他阶级的世袭权力和财产的阶级；与其他阶级相比，这个阶级最明显的社会政治特征是拥有世袭爵位。在历史的演变中，欧洲国家的贵族制度延续了下来，至今仍存在一个贵族阶级。另一方面，虽然贵族社会的爵位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世袭的，但在近代以来的欧洲，随着去贵族化运动（贵族丧失其世袭性政治权力）的开展，随着自由平等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贵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爵位被加封给平民，而且这种新型“爵位”也越往后世袭性越弱，最后变成一种终身荣誉。假如以这些描述为参照，不难发现不仅今日中国根本没有贵族，甚至早在秦始皇时代，贵族制度便已被摧毁了。虽然秦亡汉兴，贵族制度有所恢复，但这主要是为了安抚战功卓著者，远不如周代那么系统。郡县官僚帝国制（春秋战国时期郡县制即已出现，秦始皇时代遍行全国，至汉代比秦代更为严整）成为必然，一直延续到两千多年后的现代。这就是为什么魏晋南北朝以后，不仅西周东周意义上的贵族彻底消亡，势力极大的准贵族—官僚士族—也不可逆转地式微，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这一情形的生动写照。
尽管同欧洲相比，中国贵族制度消亡的时间早得多，但这不妨碍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制及与之捆绑在一起的封建制（并非五四以来通常所谓“封建社会”或“封建主义”，而是严格学术意义上的封建制，即这么一种政治形态：对包括土地在内的不动产进行层层分封，由此形成一种君王与封臣、封臣与更低封臣之间的世袭性的契约关系）作一个观照。中国从周代开始就实行天子对诸侯进行分封的政治制度。此即贵族制，与西方中世纪以降的贵族制度很相似。《礼记•王制》开篇即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田不足五十里的，不能朝会天子，而附属于近处诸候，叫附庸）。”这里，周天子分封的贵族之等级连同其经济政治特权都有清晰的界说。在三百来年时间里，这种制度是稳定的。如果此时中国文明已完成了融合吸纳“蛮夷戎狄”的历史任务，贵族制延续的时间也许会更长。事实并非如此。西元前771年周幽王被西戎杀死，平王继位后为避西戎，从镐京（今西安市西南）迁都于洛邑（今洛阳），史称东周。中国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
从《左传》的记载来看，春秋初期周天子即已有名无实。诸如郑国一类诸侯国不但不拥戴周天子，甚至与周王室处于敌对关系。西元前720年，周王室与郑国竟相互交换人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左传•隐公》三•三）。西元前707年，周王室及同盟蔡、卫、陈的军队被郑国击败（《左传•桓公》五•四）。这些事实说明，此时周天子已衰落到与先前所封诸侯等同的地步，丧失了实际控制能力，仅仅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只是依靠部分公侯的拥戴，才得以支撑残局。然而，周王室的衰落不仅标志着周天子所直接统领的政治实体即周国的式微，更重要的是，也标志着武王克商建立周人霸权以来实行了三百年左右的贵族分封制的式微。事实上，贵族世袭制本身便包含着摧毁这种制度的因子。既然天子封给诸侯的土地是一种世袭的政治经济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便难免流为一句空话。因为要让封臣生活方式即诸侯将其封地的所有权永远归于天子，是不可能的；同样，要让卿大夫将其封地的所有权永远归于诸候，也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天子或诸侯封给我的土地是事实上的私有财产，那么争夺、占领、吞并其他人的土地乃天经地义。这就是为什么《左传》的叙述一开始，便是诸侯之间、卿大夫之间，以及诸侯与周天子之间一个又一个的战争故事。同样应当注意，生产力的进步必然冲破旧的生产关系，导致社会结构变化。西周末或春秋初，铁器得到广泛使用，庶人得以在“国有”土地之外广辟新田，这就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庶人既然能新辟和耕种自己的土地，必然疏于对“公田”的治理。统治者不得不采用新的汲取方式，既强迫庶人耕种“公田”，又在其新开辟土地上实行实物地租制度。这不啻是变相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消解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暂且不对生产力的进步如何导致社会结构变动作进一步的探究，历史记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毕竟是政治实体间的战争及相应社会政治后果。需要注意的是，春秋战争时期的战争不仅发生在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周王室之间，如果某公侯像周天子那样衰落了，战争也会发生在公室之下的卿大夫—如三家分晋的韩、赵、魏集团和导致鲁国内乱的“三桓”即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他们只是“犯上作乱”者中较突出者—之间。既有战争，便有胜者和败者。在战争中败北的贵族，其社会地位必然下降，《左传》中我们看到少数被俘贵族甚至被用作社祭牺牲。同样的，政治地位在诸侯之下的卿大夫如果在战争中失败了，其社会地位也必然下降。也就是说，战争造成了剧烈的社会上下流动，这就使先前相对稳定的世袭贵族制度难以为继。然而导致社会上下流动的，还不仅仅是战争。随着不同政治实体间的争夺变得愈来愈激烈，战争的频度和烈度不断增大，对新型外交家、战略战术家、军官和士兵的需求也不断增加（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就给了并没有贵族血统、甚至出身寒微的个人以向上流动的绝好机会（因变法而名垂青史的商鞅虽然出身贵族，本人却是贵族制度最有力的掘墓人，因而其主政变法时期的秦国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个人的官职和待遇一律取决于军功，即便是宗室，没有军功也不能获得爵位）。
所谓社会流动，有上升，也有下降。从宏观角度看，上升者主要是庶人和士人，而下降者主要是就贵族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士”，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我们在《论语》中不难看到，颜回和曾点、曾参父子均为士，但颜回是著名的贫士，曾氏父子的祖先却是贵族。孔子的远祖也是贵族（殷商贵族），然而至其本人，已有四百好几十年，早已败落，于是我们发现《论语》中有“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之夫子自道（参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贵族制度式微的，是社会上下流动频繁，以及庶人和士人地位的急剧上升一定。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兴起就是这种社会历史状况在思想上的反映。事实上诸子百家兴起这一事实本身便清楚地说明，贵族社会已处于解体状态。这从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惠施、公孙龙的出身就不难看出，先前从未发出过自己声音的社会中下阶层，现在大张旗鼓地表达起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相比之下，先前君主、贵族除了在文王、周公时代提出过革命性的天命转移论（《诗经•大雅》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外，就并没有对中国民族精神的成长做出更多的贡献了。但是更能说中下阶级的自我伸张，更沉重地打击世袭贵族制度的，是孔子一类思想家之高扬个人道德主体性，通过对个人道德品质和修养的强调，以“君子”为理想，大力提升个人的精神品质。既然“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贵族血统有何高贵、优越？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思想，提出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的观点。有了这种认识，“大丈夫”的主体精神便可望得到高扬，可以也应该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其实《论语》中“君子”一词的词义变化就反映了贵族的式微。春秋时期，“君子”通常表示贵族，但在孔子及之后时代，该词表示道德高尚的人，不看出身如何。可以说，孔子在帮助实现“君子”词义变化的同时，也帮助摧毁了世袭贵族（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形式平等的理念，与西方基督教和南亚佛教、耆那教的平等主义精神是一致的。虽然儒家也主张爱有差等，甚至出于避免无谓纷争或社会有序的考虑，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唯仁者宜在高位”（《孟子•离娄上》）之类教诲所包含的形式平等和精英统治理念，无疑是对贵族血统论的彻底否弃。汉武帝以后，儒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贵族制度难以为继，虽然准贵族主义的士族统治延续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但从趋势看，血统论已成明日黄花。及至隋代，实行科举制（欧洲公务员资格考试制度即受此启发而设立，但比科举制晚一千两百年），“学而优则仕”理念自此被制度化，人格平等精神在中国大地深入人心，浸润到民族的骨髓之中，使中国文明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享有方方面面的优势，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长期领先于世界。应当知道，晚至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仍占世界三分之一，之后虽然迅速下降，1910年以后又开始回升；尽管多次战争和革命对这一趋势有所阻遏，1978年起又重新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今天看来，重新领先世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终说来，中国文明的优秀表现应归功于先秦时代对贵族阶级的打击。
虽然贵族制度的废除、主体精神的高扬，以及平等理念的深入人心，使中国文明在长时间里表现优异，领先世界，但历史表明，任何一个社会要想长久保持活力，都不能搞民粹主义，更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好在儒家在提倡平等的同时，也主张爱有等差、尊卑有序（注意，这与贵族制度下政治经济权力世袭是两回事）和学而优则仕的精英主义。如果把今日 “贵族精神”描述为这么一种精神，即具有道德情操、社会责任感，在权力与金钱面前能够保持人格独立，更有深厚的文化修养，那么它与儒家精英主义显然是相似的。有了人格平等的精神，有了学而优则仕意义上的精英主义理念和实践，社会上下的流动便能渠道畅通，而正是因了上下流动的渠道畅通，才出现了“朝为田中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景观，中国文明也才能够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保持生命活力。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文明的生命活力不仅止表现在人口、疆域、经济、文化方面所长期维持的那种巨大规模上，以及建基于这种规模的那种持久的精神、社会和政治统一，也表现在精英文化的维系、发展和创新上。
为什么中国的书法能够在人类艺术史上独树一帜，早在4世纪便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为什么唐宋诗词在7至13世纪便达到了如此精致、典雅的高度，而同一时期西方的诗歌却如此粗陋不堪？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精神的积累固然重要，但诸如王羲之、颜真卿、李白、杜甫、孟郊、王维、李商隐、苏轼、秦观、李清照之类杰出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如果中国历史上真出现过什么精神贵族，历代有才能有成就有道德情操和文化艺术修养的杰出个人便是。但他们并不是贵族。即便魏晋南朝的王、谢家族能够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里能人倍出，长盛不衰，但从形式上看，他们并没有爵位，只是士族，所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亦即中国西周春秋时期和西方中世纪以来那样的贵族。
如果把有道德修养，有禀赋有成就的个人视为贵族，把他们所体现的理念视为“贵族精神”，那么春秋战国以降至清末，中国实在不乏“贵族精神”。欧洲古代虽曾辉煌，但自罗马帝国衰落至文艺复兴的一千多年之间，实在是乏善可陈。只是在走出中世纪愚昧和去贵族化的过程中，欧洲文明才恢复活力，出现了一代又一代像达•芬奇、巴赫、莫扎特、爱因斯坦、康德那样的精神贵族。因此，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欧洲真有什么贵族精神，也绝不应该由威尔士亲王（查尔斯王子）一类王族或贵族来代表，而应由达•芬奇、巴赫、爱因斯坦、戴高乐、华盛顿、卡内基、盖茨一类杰出个人来代表，尽管血统贵族中也产生过拿破仑、丘吉尔一类人。要明白这一点，也许只看一看贵族中的贵族威尔士亲王的表现就足够了。尽管他遵守王室的规章制度，服兵役，还做点公益，但实在说不上有才能有成就有品味（不能说喜欢马术和打猎是品味；这些爱好极其昂贵，一般人根本消费不起），遑论道德情操。英国有关人士指出，他去希腊偏远山区一座修道院做演讲，在油灯下准备演讲词以示生活低炭，但去修道院所乘船只，却是价值三千多万美元的超级豪华游艇，这不与他所提倡的低炭生活相悖？只是将一幢房子重新装修一遍，却又极尽奢华之能事，耗资两千七八百万美元，这岂不又是对他所倡导的传统居住和低炭生活方式的讽刺？
中国之所以早在先秦时代便废除了贵族制度，欧洲之所以早在中世纪末便启动了去贵族化运动，现如今欧洲贵族已不可逆转地被边缘化了，是因为从根本上讲，以血统或出身来奖励个人、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做法违反人性，违反自然。在自然状态下，包括灵长类在内的动物群体的“王”位从来就是开放而非封闭的，即能者而非能者的后代有其位。因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保证优秀个体享有更多的交配权利，将其优质基因遗传下去，从而使种群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激烈斗争中获得生存和繁衍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想要回到贵族统治的极端保守主义绝对站不住脚（就连“二施”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主张回到贵族社会）。只有当削平差别、扼杀优秀的极端民主主义、民粹主义泛滥之时，尤其是当革命不息、社会失范、精英治理的格局遭到严重威胁之时，保守主义才有意义。在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人类面临的一个巨大难题是，资本的权力表现出一种贵族式世袭的趋势，有钱人的后代只因老子有钱而享有种种特权（如我们所知，中国的“富二代”问题相当严重）。长此以往，人类社会必将堕落，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前途堪忧。英国之所以辉煌不再，很大程度是因为作为第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太过成功，社会供养了太大一个世袭食利阶层。
在这方面，美国的发展历程与旧时代的英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我们所知，美国是由旧大陆逃避宗教迫害和政治压制的人们建立起来的，而旧世界实施宗教迫害的人不仅是教士，还有与教士阶层勾结在一起的贵族。无论如何，美国从一开始便没有贵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举不出哪怕一个历史上留名却又出身贵族的美国人的名字。美国的“开国之父”中，有些人是大庄园主，如华盛顿、杰弗逊；一些人出身于中下层，如亚当斯是律师，富兰克林出身贫寒，当了十多年印刷工人，后来成为政治家、科学家和外交家。汉密尔顿本来是西印度群岛的一个私生子，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美国并不存在什么“贵族”。没有贵族，也就无所谓“贵族精神”。那里有的，是一种社会上下流动渠道畅通的去贵族化的现代精神，一种精英和平民各得其所的中产阶级精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精英的成功经验。这里并不是指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社会急剧扩大的贫富悬殊，更不是指华尔街寡头的抢匪行径所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而是要表扬诸如卡内基、盖茨一类成功实业家的公益精神和明智的人生哲学。他们与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和政治家一道，代表了当今世界真正的“贵族精神”。在他们面前，一味消耗而非创造财富的威尔士亲王们应该感到汗颜。他们还在世甚至正当盛年时，便把大部分个人财产转为公共财富；他们深知，自己只是财富创造过程的组织者，仅凭个人的努力是不绝对不可能支配如此多资源的；个人财产既然归根结底是社会的财富，最终就应回归社会。他们这么做不仅体现了社会正义，也恰恰是在为其子孙后代造福。因为没有巨量财产可以继承的子孙后代必须依靠个人奋斗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而正是在追求卓越、创造优异的过程中，他们才能获得生命的意义。这恰恰是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最应该学习和仿效的“贵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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