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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政治改革需要先弄清主义?

● 史啸虎 （进入专栏）

由于国内政治的长期自我封闭，国内政学两界对于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这两种思潮之异同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总是遭到忽视，以至于很多学者，甚至是一些专门研究政治学和社会主义的学者也经常将这两者混同起来，视为一体。其实，这两种主义之间的分歧就和它们的名称上的不同一样，恰恰在于是否认同所谓社会主义是其追求的根本目标上。

作为一种从19世纪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中派生出来的一个人数最多、影响力也是最大的政治流派，社会民主主义一直与马克思的崇尚暴力革命和专政的极端社会主义思潮——共产主义保持距离。自恃甚高的马克思也似乎从来都不屑称呼自己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巴黎公社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及其所谓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挫折。自那以后，崇尚民主共和制和代议制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马克思去世以后，以共产主义作为其灵魂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已经在欧洲工人运动中逐步走向式微，被边缘化了。而总结了巴黎公社教训并提倡参与议会选举以获得政权从而改变工人阶级命运的恩格斯主义则开始形成并极大地影响和指导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晚年恩格斯认可工人阶级参与民主选举并以和平方式获得政权的思想与提倡暴力革命和专政的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其在马克思去世后十年里形成的与他们之前截然不同的思想堪称恩格斯主义——作者注)。

1890年，由于德国俾斯麦政府反社会主义法的颁行，当时国际上最大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式更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时不再宣称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虽然在第二年的艾尔福特会议上该党又重申说，要通过民主和合法的选举，进行一次政府更替，从而实现德国的社会主义变革)。至此，世界社会民主主义正式形成。而这时，遍察整个欧洲，甚至整个世界，你连任何一个崇尚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其内涵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组织也不可能找到。领导十月革命的俄共(布尔什维克)原来也是上世纪初被信奉马克思主义暴力和专政学说的列宁从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来的一个极左的少数党派(布尔什维克——即少数派的意思)，直到1918年3月才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可以说，如果没有列宁和斯大林等乘着一次大战发起充满了血与火的十月革命并获得成功，处于急剧衰落中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可能将永远只是一个传说。

19世纪末，在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影响日益强大之际，各国纷纷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开始酝酿和成立。最初，由于与马克思主义还来不及完全切割的恩格斯主义依然带有很大思想局限性，这些社会民主党大多在其党纲或党章中依然阐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依然把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然而，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恩格斯的学生、恩格斯主义的继承者以及社会党国际的领导人伯恩施坦连续发表了很多论述社会主义的文章，批判矛头直指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于1899年出版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历史必然的社会发展阶段，而是一种道德价值，这种道德价值旨在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思想和权利上的自由、公正、相助和平等。实际上，伯恩斯坦的这一观点正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之一。这种将社会主义从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降格并淡化和回归为一种人权理念和道德模式的做法表明了社会民主主义已与社会主义作了最后的切割。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即二次大战结束冷战开始之后，才开始发生变化。比如，社会党国际在1951年的《法兰克福声明》的序言中虽然依然明确宣称“社会主义的实现不是必然的”，并且认为强调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宣传宿命论的“反伦理倾向”。不过，也就在这次会议上，社会党国际首次把其思想体系的名称由社会民主主义颠倒成为民主社会主义，其目的可能在于凸显它是“民主”的社会主义， 以区别于社会主义阵营共产党人的“专政”的社会主义。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显然这是当时两个阵营冷战时代在意识形态上互相对立并各自争取民众的一种策略上的产物。由此可见，党国英先生曾说过的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工具论是不无道理的。只是当年冷战时的一方早已丢弃不用了，而另一方却还拿在手里试图将这个主义当作棍子继续使用下去。

20年前，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以科学社会主义遭到彻底失败而结束，社会主义的名声一落千丈。其作为一种冷战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顿减。在这种情况下，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开始越来越少地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词语，转而更多地恢复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这个词语并将其视为其思想体系的代称。即便有的社会党国际成员，如英国工党等，在其党纲里可能还在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之类的词语，但其实行的政策则早已完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因为这些政党大都认同完全市场经济，推行彻底的私有制，疏远了建立社会主义式社会的理想。许多社会民主主义者也已不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变化呢?有学者是这样分析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帮助促成东欧剧变以后，原指望自己在东欧会有巨大的发展，实际上却只是鼓舞和助长了极右翼势力的发展，并使人们对社会民主党人的‘社会主义’招牌也提出了质疑，使他们在西欧逐渐失势。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一词似乎把选民推向了保守派的怀抱，这使他们觉得，为了回避在苏东剧变中已被资产阶级妖魔化了的‘社会主义’对自己的牵连，必须把民主社会主义再颠倒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这意味着同现实社会主义相比较， 它并不是一种(民主)‘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详见徐崇温《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历史、理论和现状》，中国文明网，2009年11月19日期 网址： http://hxd.wenming.cn/mkszy/2009-11/19/content_68384.htm ]

这个解释虽然有些牵强，但似乎也部分成立。不过，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不是因为苏东剧变而弄臭的。恰恰相反，苏东剧变正是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人心步入死胡同的结果。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进行又一次的切割的根本原因应该在这里。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再回到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近二百年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发展的一个轨迹，结果是，它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为此，我们可以将民主社会主义看作是由社会民主主义衍生出来的另一种政治流派，而且可能还是阶段性的(正在弱化和消失)。按照维基百科关于这两个主义的条目中的解释，“民主社会主义者仍然主张建立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式经济的社会。许多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政党都与那些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划清了界线，自然的两者仍有一些重叠的特色，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公开承认与社会民主主义仍然相同的部分，和那些为了使他们更符合社会主义而产生的差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处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拥护完全的社会主义，并且希望借着民主手段废止资本主义。”【详见维基百科“社会民主主义”条目】

当然，我这里主要是从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角度分析民主社会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异同。其实，这两种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更大。上世纪七十年代起，这两个主义在推行国有制还是私有制的经济政策上的争论就已经开始了，最后是后者的私有化政策在几乎所有经济发达国家都得到了推广、贯彻和成功。到上世纪末，西欧各国在他们自己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其国有经济比重大多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30-40%逐步锐减到5-10%以下。社会民主党主导下的私有化改革不仅给国民带去了丰厚的收入，也由于公众对资本的分享，彻底消除了原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比如，很多西欧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就是将国有股权以较低的价格相对平均地卖给国民，即将所有国有企业的资本公众化。任何公民均可持有或买卖该公司股票。而对公司发起人(大股东)持股比例、购买或增加本公司股权以及利润分配方式等方面均具有严格的限制，甚至带有强制性地鼓励股权比例细分和公众化。比如，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原来是一家100%的国有企业，后来按照股票面额价格将其80-90%的股票卖给企业职工和国内任何愿意购买的公民，还规定每个股东不得拥有超过5%的股份，目前已有70万个小股东。【王俊奇 《论当代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部分质变》，《社会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人们通常认为最典型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瑞典上世纪末起也在社会民主党领袖佩尔松的领导下对福利制度的关键部门——医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私有化改革。西欧国家私有化改革的成功其实也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成功，当然，这也毫无疑问地是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失败。

由此可见，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过去几十年里分分合合，你中曾经有我，我中也曾经有你，但显然它们在价值判断和思想体系上都相距甚远，差别很大，而且还正在渐行渐远。尽管如此，它们，即便是民主社会主义，也与我们所鼓吹的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现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为核心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在实质上显然从来就不是一回事。

国内学界很多理论大家和先行者，如李锐、谢韬和辛子陵等老先生，他们曾著述了许多文章和著作宣传和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并希望中国的政治改革能借鉴之。有人猜测这些老先生总是谈论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可能是为了挽救社会主义或者让中国的当权者相对而言更容易从感情上予以接受。对此，我不敢妄加揣测。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在表达上好歹还有一个社会主义词汇，字面上似乎也好看些吧？因此我想也许上述猜测是不无道理的吧？但有一条却是肯定无疑的，那就是这些民主先行者们无论是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还是使用社会民主主义词语，其目的都是想尽快地推动中国的以民主宪政为方向的政治改革。

根据上述分析，我建议今后学界在讨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走向问题时，最好使用目前国际上最具代表性的社会民主主义一词而不要再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易于诱发歧义的词语。如果有人使用该词是仅仅是出于与那些民主先行者们同样的目的，或者是依然不了解社会党工党国际的这两种政治主张，那还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不是，或者故意混淆这两者的不同，甚至还千方百计地想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解释成其本质上就是崇尚自由、公正、相助和平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那么我觉得他肯定是另有居心的。

在分析了这个世界上成功地实践和发展了一百多年的也代表了当下世界政治的先进力量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其分支民主社会主义的异同和走向之后，我觉得如果再分析一下曾在我国短期实践过但最终却归于失败的新民主主义及其腰斩它的中共八大社会主义之异同和走向的话应该是非常有必要的。也许，我们会从中发现很多很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而这对指导我国下一步的政治改革必将起到极大的参考和推动作用。

说实话，新民主主义虽然在一些关键地方与社会党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差别较大，比如前者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而后者则属于民主议会制国家等等，但在另一些重要问题上却很近似。比如说，社会民主主义崇尚和保护私有产权，反对过度公有制，新民主主义也提倡公有制与私有制“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同时，新民主主义还要求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经济权益和私有财产。再如，社会民主主义推崇普选，新民主主义也要求全国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普选（详见《共同纲领》第二章第十二条、十三条和十四条）。

还有，新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一样都叫民主主义。只是前者的解释又叫“人民民主主义”（详见《共同纲领》总纲）。“人民”这个词囿于那个时代，始终未能具有严谨的法律定义，也落后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观念，但是其表述却很有政治弹性。如果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列政治改革，如批准《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国际公约》等并依此修改现有的相关法律表述，使“人民”一词之概念能最终被解释为拥有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现代公民的话，那么，以此作为限定词的“专政”以及一系列现有的政治与法律概念都将因失去了法律依据而得以扬弃和重新诠释。民主宪政必将得到张扬。

《共同纲领》中体现出来的新民主主义原则即便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也有不少闪烁耀眼的亮点存在。比如，《共同纲领》并没有明确提及中国是实行一党制或多党制或一党领导加多党合作制等政党制度，只在序言中提到“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谷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这一关于中共建政初期中国的政党组织形式的表述给中国未来通过政治改革建立起一个新的可以有效分权制衡的崭新的政党制度留下了十分广阔的政治改革空间。

还有，这个纲领也没有提及必须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相反，新民主主义留给后人的是多种所有制同时共存，不分主次。同时，国家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以及所有社会阶层的经济利益和私有财产等。这为我们改革现有的剥夺农民的土地制度以及目下愈益集中垄断的国有经济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改革方向。更为亮眼的是《共同纲领》还规定了军队国家化。如《共同纲领》第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即人民解放军、人民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是属于人民的武力”而非属于某个政治组织。《共同纲领》第三章军事制度项下各条又特别强调了军队国家化的问题。

如果细研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诸如此类的关键性理论问题可以说比比皆是，信手即可掂来。所以我觉得，倘若党内改革派今后期望通过扬弃已步入死胡同的所谓八大社会主义路线而重提新民主主义及其基本原则和理论以找到中国政改的理论突破口的话，上述所有这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必将是我们必须面对，也无法回避的。当然，它们也必将成为我国下一步政治改革的理论依据。

遗憾的是，当时中国产生了这么好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原则，又是在凝结了当时中国各个先进政治力量和党派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但却未能在中国推行下去。不能不说是国人的一大不幸！

在《共同纲领》颁行的第二年，即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立即严峻起来，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开始变得尖锐起来。中共党内原本就存在的对苏俄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崇拜开始发酵。这一切都迫使中共开始逐渐背离了当初自己与中国其他各政治派别共同协商后达成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共同纲领》的基本原则并陆续推行了很多与这些原则相悖的经济政策。比如，从1953年起中共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和原则，甚至动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分别对农业、手工业和工商业强行推行以实现公有制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政治上，中共也开始与自己昔日的盟友——其他民主政治党派渐行渐远，一党专制倾向愈益明显，最终于1956年由中共八大社会主义路线彻底终止和腰斩了仅仅七年之前自己认可的新民主主义

中共之所以背弃它与中国其他进步政治力量达成的新民主主义，我认为，它在指导思想上全盘接受马列主义（其实主要就是斯大林主义）是其内因，而朝鲜战争的爆发则是外因。两者一结合便将刚刚获得政权的中共完全推向了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怀抱，从政治和经济上全面学习、引入甚至拷贝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以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所谓社会主义路线作为其标志。而这个路线则将中国拖入了一个颇为长期的灾难频仍的社会发展阶段，至今依然难脱其身。

最后我想说，虽然我们分析了上述这几种国际上此消彼长的主流政治主张，但是，任何主义都不是目标，中国的政改方向是民主和宪政而不是坚持某个主义。但是，推行宪政则需要主义的指导。这个主义是用来指导政改而不是作为政改方向的，更不是一种道路。因此，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推行民主宪政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主义来进行指导呢?

如果我们连西方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中国曾经的新民主主义之间的异同与渊源都还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还可能搞清楚我们现有的社会主义吗？如果我们连所谓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都还在犯糊涂，那么，我们又怎能启动我们的以民主宪政为方向的政治改革呢？说的更直接一些就是：如果我们党内的改革派想用新民主主义来取代现有的存有很多很大问题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推进政改的话，我们不从各个方面深入研究和对比社会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以及现有的特色社会主义，行吗?

可见，我们要推行宪政，但首先得搞清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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