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作者:周为筠
40年前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种煽情方式演绎,曲折传奇中又充满矛盾。今年在他40年祭日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不断上演重复的纪念。现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无暇探究其真实性,纪念逐渐成为一个被抽空的膜拜。
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为“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险”的一面却被他光环所遮蔽。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谈及他的作战经验时说,“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世人就见识到了这位自由战士的狂热。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惨烈。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这些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说狠话,他可是一个敢想敢为的十足流浪冒险家,连他老搭档卡斯特罗都这么说,“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他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在这种嗜血的心态下,可以理解他为何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以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革命”。有时杀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爱好,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1959年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拜见格瓦拉,正好听见格瓦拉向执刑队下达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受刺激的记者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实这次大屠杀基本跟复仇和正义都不搭边,唯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复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时,命令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 《时代》这样评价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格瓦拉人格无疑是让人崇敬的,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和刚愎自用,注定使这位身患哮喘仍坚持游击的铁汉要走向悲剧。其实,格瓦拉真正意义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辉和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热情名义制造恐怖地狱。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得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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