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的“七一”讲话中，胡锦涛说：“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这些话，平白如水，鲜活生动，蕴涵着执政者在人民面前必备的谦卑。在部分官僚身上，谦卑已是一种久违的美德。执政党手握国家重权，理应由语言到行动，牢牢守住这谦卑。
守住谦卑，不能仅靠党员觉悟，更要靠摧破日趋坚固的既得利益，继续改革开放以来的放权历程，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让人民卓然挺立。如此，“人民”才能由最高处落地生根，枝繁叶茂。
人民是谁？白领，菜农，访民，企业家，失业者，街边乞丐……他们有万千具体诉求，每天都在追寻属于自己的个人幸福。人民不是一个虚化的政治概念，而是由一个个真实的国民构成。
拜人民为师，就不能闭目塞听，就要倾听。人民里，肯定有骂娘的人。7月4日跟网友在线交流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为什么领导可以骂娘，群众不能骂娘？”诚哉，斯问。骂娘有什么了不起？小的，表达一下不满；大的，无非是想让这不满被管事的人听到，以求得难题的解决。在一个现代社会，人民不能骂娘，才是天大的祸事。怨气塞于下，歌舞倡于上，上下不能交通，想不“脱离群众”，难！
人民最高，意味着人民可以对“公仆”提出批评，意味着不以言治罪。广州的口罩男、光头哥、举牌哥、市府门前的散步者，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市政问题的意见，于是，诸如亚运期间，“广州欢迎你批评”，市政在骂声中不断改善，此为现代社会治理的常态。广东媒体相对发达，对政府喜欢追问到底，这是广东人可以骂娘传统的体现。这传统是广东人的骄傲，也是广东向前走的源头活水。
广东要从经济到社会全方位转型，不妨广开言路，让公众有更广阔的言说空间。胡锦涛要求共产党员拜人民为师，各地主政者首先就要允许公众更自由地表达。做到这点，政府转型的压力机制，人民的创造性，便都已包含其中。保证人民的言说权利，可谓践行“人民最高”的基本途径。
人民最高，但人民归属于不同阶层。其中，打工仔与资本家，是阶层划分的荦荦大者。两者权利各得其所，资本与劳力便会两利。否则，两者的矛盾，就会成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基本矛盾。
2010年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倒逼出一个值得期待的 “广东模式”：该厂工人重建工会，与资方谈判，政府作为中立方，盘活现制度，革新旧路径，定好规则，不再直接参与其中。如今，工人主体地位已有改善，正面效果正在显现。
由此看来，人民最高，还意味着给工人阶级自我组织之权。如果这个权放得好，放得稳，弱势一方便会活出尊严，广东就可能为中国两大阶层的和谐共生，探索一条可行之路。
工人自我组织，将带来蝴蝶效应。资方利润减少，逼着企业点滴创新，逐渐从低成本走向追求创新带来的高利润。这意味着，广东不得不彰明法治，严格产权保护制度以激励创新，并在减少行政审批的同时，打破产业准入的玻璃门，还财产权利与经济权利于民营资本。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一个法治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
让人民卓然挺立，自然也包括“外地人”。他们出门在外，不仅是做工赚钱，也在当地读书受教，结婚生子，消费生活。他们无法被圈在工厂和宿舍里，必然深度参与社会。对中国2亿以上在外打工者来说，一个完整而有尊严的生活，要看他们能否在当地获得最基本的国民权利。如何还外地人以权利，让其与本地人一起，参与本地权力体系，以自我管理？广东是外来人口大省，尤应率先大胆探索，为流动的中国社会，找到全方位容纳新移民的治理之道。
凡此种种，不是在减少政府权威，恰恰相反，由于政府从各种过度管制中抽身而退，才能在各种利益诉求中，保持中立公正的地位。公生廉，廉生威，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与一个谦卑而又有权威的政府，才会相得益彰。
于执政者，“人民最高”是一种政治宣示；于人民，这种宣示必须落到可触摸的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的幸福，无法像GDP那样清楚度量，只能由人民自己创造并感受。广东多多践行还权于民，便是在为人民追求自己的幸福敞开更宽广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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