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半岛新闻特别报道：中国的最佳出路――基督教？

杨每晚都带她７岁女儿一道祈祷。她明知这多少有点违法。跟其他数百万的基督徒一样，杨不愿意加入政府主办的爱国教会。而是远远避开政府耳目，每个礼拜两次跟二十来个新教徒一道去一个私人场所祈祷并唱诵经文。

她说自己并不反政府，只是想拥有中国宪法规定的宗教自由。她想让女儿从小就是一名基督徒。而政府核准的爱国教会里任何人都不准向不足十八岁者传教。

“自从丈夫离开后，生活变得很艰难，整个人都崩溃了。我的一位朋友带我加入聚会，才让我感受到还有人在爱我。所以我希望女儿也在这样的氛围里成长。让她知道世界上有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希望她也会关爱世人。”杨说

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共产党中国正在见证民众中信教人数的增多。新近调查发现高达三分一的民众声称自己信教。

位于密西根的加尔文学院亚洲研究项目主任丹尼尔・贝斯（Daniel Bays）认为，“各类教众数目都在增长。尤其那些民间教派。”

“基督新教似乎是其中增长最快的。因为他们是公理会制（译注：在教会组织体制上主张各个堂会独立，会众实行自治，尊重个人理解上的差异，即公理会制。），可以提供一种社会归属感，可以自行宣布领导人，无需正式资格认定。“

中国的宗教政策历来左右摇摆，有时候勉强容忍有时候血腥镇压。

１９４９年建国后新政权似乎有点自信因为容忍了宗教，那时它相信宗教只是落后残余并会很快消失。到了文革期间（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基督教跟其他宗教一样饱受迫害摧残。毛认定基督教是外国势力入侵中国的跳板。

＂精神渴求＂

直至八十年代开放改革开始，由于民众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危机，社会统治力出现某种松动，这才为基督教的重新振作开通了门户。

根据以美国为基地的人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China Aid）＂提供的资料，中共建国后的基督徒人数增长了１００倍之多。其中活跃者包括所谓家庭教会成员，最新数字估计达到８千万到１亿３千万。在一个１３亿的人口大国中，这个数字其实并不惊人。可是对比《中国日报》报道的截止至２０１０年６月中共人数只有７千８００万，其意义就不可忽视了。

该组织发言人马克（Mark Shan）指出，“文革令中国人感到幻灭，无神论洗脑教育更令人民产生迫切的精神需求。”

再说过去30年间基督教也在不断适应中国的现实生存环境，逐渐摆脱了西方舶来宗教的形象。在西方，基督教令人联想到传统。可在中国，基督教反而令人联想到现代、商业和科学。

丹尼尔・贝斯认为，“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不同，现在更应该将基督教看作是中国本土教派而非西方宗教。”

很多专家相信中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令人吃惊地向新教教徒敞开怀抱——拨款兴建教堂、资助培训神职人员——至少到最近还是如此。

不过位于马里兰的Loyola大学中国基督教专家卡斯腾・瓦拉（Carsten Vala ）助教认为，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毋宁是统战策略实用之举，而非真正迈向宗教自由的步伐。

“兴建教堂是有利可图的公关伎俩。对外可以博取名声，如同时隔５０多年兴建第一所教堂来迎接２００８年的奥运会一样。教堂很快就被蜂拥而来的新教徒填满。可是１９４９年前北平有６０多所教堂。而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年代只剩下不到１０所。”瓦拉说。

中国“失去了灵魂”

有些人认为基督教可以填补现实社会的道德空虚并提供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反观现实社会则是愈来愈自我中心、唯利是图、腐败堕落。

加州州大学（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教授及贝勒大学（ Baylor University）非住校学者威廉・詹恩斯（William Jeynes ）表示，“中国现状是贪婪腐败弊端丛生。尤其是性道德败坏不可言状。中国政府承认这些。一位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甚至说‘中国已经失去了灵魂。’中国的道德败坏已经失控，许多政府内的人相信基督教可能是中国重建道德的最大希望。”

他建议中国政府接受德国社会学家及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鼓吹的新教理论，在民众中推行工作道德、关爱邻人、自我约束、讲求诚信等等教义，这些对于庞大经济机器的有效运转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必须保证经济高速增长，才能让13亿人有饭吃，避免出现社会及政治动荡。故此很可能视基督教为保持社会稳定及经济增长的助力。

“他们相信基督教对欧美的成功与有力焉。”詹恩斯说。

“同样有很多中国人相信目前欧美的经济下滑直接反映了欧美民众对基督教信仰热情的下滑。这些中国人相信因为不再信仰基督，华尔街才贪婪无度、政府腐败，以及无力购房者受到利益驱使而购房不止。中国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来避免重蹈覆辙，它希望能够在世俗主义产生的道德败坏中尽享繁荣而不是堕落。”

可是他又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对于不断增长的基督徒人数的态度可以形容为”非常矛盾“。

控制手段

在欢迎基督教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中共又想对基督徒施加控制——规定他们在哪里敬拜，以及敬拜什么等等。

”诸如兴建教堂并要求信众到登记的教堂参加敬拜之类的举措，联同培训指定神职人员、甚至规定每周只能举行多少次集会以及规定具体的传道内容。“瓦拉说。

文革结束后的１９７８－７９年间中共政府重建了１９５０年代存在过的监察宗教活动的机构及政策实施。所有试图恢复活动的新教组织都必须重新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

然而很多民众属于未登记的教会成员，有些小型团体只在寓所内私下举行。有人则说登记的教会不包括所有的基督组织，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登记的教会不能容纳日益增多的信众。

丹尼尔・贝斯指出，”这些未登记的教会当中，有些是有意识地避免与”三自爱国教会“（译注：这是由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发生联系，以防５０年代的极端的政治化迫害的悲剧重演。有些则是明确拒绝不符合神学原则的注册要求。有些教会的强势组织者不愿意自己成为政府政党组织的附庸。“

这样的的新教家庭教会多半能够得到政府的容忍，只要他们不公开对抗政府，同时保证成员人数不超过２５人。天主教情况有别于此。原因自是中共与梵蒂冈的紧张关�。其根源则是基于台湾问题的外交承认障碍以及中国主教的任命权究竟谁属。

中共希望通过限制家庭教会规模的举措来确保政权不受威胁。可是很讽刺的结果是这举措反而助长了基督教的传播。因为团聚人数一多，组织者就必须将教会分开，这样就产生了更多的分支。

丹尼尔・贝斯认为：”中共政权害怕宗教，组织得愈好就愈害怕。中国历史上有几次成功民变都由宗教主导。你可以说党国有点象惊弓之鸟。既然连毛时代的极端主义都无法彻底消灭宗教，当前的领导人只好承认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还会长期存在，只是试图以官僚措施来加以控制而已。
     
当局担心大规模镇压会激起有组织抵抗；而过度自由又会影响自己的管制权威。他们很明白基督教会在柏林墙倒塌以及随之而来的东欧民主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詹恩斯说，“他们想从前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推翻共产主义统治毕竟相当程度上是基督教一以贯之的工作。他们很清楚８９年６４天安门运动的参与者当中基督徒据估计也有３成之多。这些事实让中国领导人忧心忡忡，也迫害了一些基督徒。”。

他还说，今年的“阿拉伯之春”加上去年一位中国政府的主要批评者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事，更令中共政权对基督教戒心大增。

詹恩斯说：“随着这些事件的出现，政府对基督徒和其他教众的镇压大大加剧了。中国人特别紧张因为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很可能出现在中国。”

压力增大

其结果就是这些未登记的家庭教会所受到的压迫与日俱增。

其中著名的守望教会首当其冲。作为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家庭教会其成员超过了１０００人。“守望”的意思在中文里就是“坚持观察”。他们都不情愿自己被官方教会吸收。

过去12周以来，守望教会令当局感到头痛。因为他们不断提出要求在户外敬拜。

据对华援助协会资料供称，该教会安排在６月２６周日出席户外敬拜活动的信徒中有１５人被捕。还有部份人据说被拘押在旅店内。免得他们有机会出席敬拜活动。有些教牧人员也被软禁在家中。

尽管遭受重重压力，家庭教会依旧在民众当中广受欢迎。瓦剌相信主要原因是官方认可的教会数量太少，而某些官方色彩太过浓厚的注册教会对部份人来说显得官腔十足。
   
“未登记的教会每个礼拜都提供相关服务，包括祈祷查经以及团体敬拜等等。同时比起那些动辄几百人的大型官方活动来说，他们由于经常会面而增进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因而关系更为密切。”瓦剌还说，“也有不少人周日到官方教会参加崇拜，平时则在家庭教会内查经团契。”

援助协会的马克则强调，许多人宁可选择家庭教会更是为了他们所提供的言论自由。
  
马克说，“对那些公职人员、学生、教师以及18岁以下的人来说，由于他们被禁止信教，所以参加家庭教会就比较安全。在三自爱国教会里有许多政府耳目负责监视信众。因此在教会内也不能自由交谈。例如不能提及社会不公政治腐败以及已经推行了30年的大规模的强迫堕胎行动等等。即使从宗教角度谈也不行。”

北京人民大学的人类学者黄剑波（音）认为，基督教特别是家庭教会对民工有更大吸引力。

“尽管民工是建设城市的主力，却仍然饱受歧视，甚至被当作二等人。他们感到在城市居民为主的官方教会不受欢迎，因此自然更倾向于家庭教会。”

马克认为，“中国信众很少参与社会变革或革命，因为主要注意力集中在精神方面……只不过精神方面的要求依旧会不知不觉地推动文化及社会的变革。”
    
“如果政府方面一味压制，不让家庭教会有生存空间的话，就跟这几个月来守望教会的强狂那样，这会促使他们被迫以非暴力的不服从运动来促进社会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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