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 《半岛新闻》革命成功的条件

2月12日，32年前的这一周，伊朗宣布革命成功：伊朗国王走了，军队被消灭了，新时代的黎明到来了。

尽管随后发生的事和埃及人所盼望的大相径庭，伊朗的革命仍不失为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而埃及人也许能够从伊朗人废黜一个牢固的政权，获得新的权利的过程中受到一点启发。

今天，埃及的军队已经取得了控制权，并承诺将进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这意味着示威者可以相信他们的军队，放心回家吗？埃及和伊朗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的愿望和媒体时代也相差很远。人们希望，埃及人将会建造一个更加民主，能更加安全地实现公众胜利的国家。

不过，对那些在尼罗河边面临着快速变化的事态的埃及人来说，伊朗的革命应该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经验。

经验一：革命需要时间

从伊朗革命的开始――普遍认为的起点，是发生在伊朗主要的石油城市阿巴丹的一场造成了400人死亡的剧院大火，到1979年2月12日宣告胜利，时间长达一年零一个月。

示威发生在雪花纷飞的冬季和酷暑炎炎的夏日，人们遭受射击，起义失去了一开始的新闻价值，过不多久，就再也没有国际媒体的重点关注。但是集会仍在继续，仍在壮大。人们坚持着，他们已经做出的牺牲推动着他们去推翻那个军事政权。

在埃及，我们看到，当起义的真正目标变得清晰的时候，人们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换掉政权，而不止是换汤不换药。穆巴拉克辞职了，权力转移到军队的手里，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改换政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求有远见，组织，还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正如伊朗的示威者发现的那样。

经验二：根深蒂固的政权不会静悄悄地离开

经过三周的动荡，穆巴拉克也许会，或者不会，真的离开。重要的是，他仍然在埃及；被废黜的总统，比如突尼斯的本・ 阿里，通常只有在流亡后才算是真正的”离开”。尽管”国王去死”的呼声不断，伊朗国王仍坚持了一年。在最后的日子里，跟穆巴拉克一样，伊朗国王试图用当前政权中的信得过的新面孔来替换他的首相，试图从现有政权中创造一个过渡政府。

实际上，伊朗国王换过三位首相――先是一个有民主声望的人，再是一位将军，最后是一个伊朗的大部族的首领，这个人也是主要的反对党民族战线（the National Front，尽管在那时，这个政党只是一个空壳）的领袖。

但示威者对他们一个都不认可。跟埃及的副总统奥马尔 ・苏莱曼一样，伊朗国王亲手挑选的领导者做出的让步十分微小，却伴随着不小的威胁：人们必须回到家中，正在失去耐心的军队开始接手，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中东人。

对伊朗人来说，跟埃及人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摆脱这个精英控制的腐败政权，不管这个政权的领导者是谁。所以，就是国王逃亡后，示威还在继续。这样就可以确保现存的统治大厦最终倒塌。

教训三：军队并不可靠

跟目前的埃及不同，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五强的伊朗军队，并没有克制自己不把枪口对准自己的人民。

1978年10月的星期五大屠杀，只是军队以真枪实弹对人群开火的众多事件中的一起而已。而且，尽管今天的埃及军队避免了那样的公开攻击，但是他们使用暴力的风险却一直悬在抗议者的头上。

现在，掌管着政府的军队强烈呼吁稳定。这标志着，如果集会继续进行，就会出现混乱的风险。但是，虽然伊朗的军队也发表过类似的声明，示威者们依旧继续前进。尽管出现过流血，示威者们拒绝把自己的怒火发泄到军队身上。最终，他们拖垮了士兵们的斗志。

鲜花挂在了他们的枪口上。当士兵们经过街道的时候，家人，朋友和邻居们上来和他们拥抱、交谈。人们把街边的坦克盖上横幅，装饰上各式各样的海报，并把口号喷涂在坦克的两边。

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军队拥有强大的火力，而今天的埃及则有一些混合的信号，这也许是一个危险的时刻。有报道说，军队里有年轻的成员加入了示威，甚至旧卫队也加入了。在面对军队的时候保持和平，也许是示威者手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而这也是一个不能被随意挥霍的工具。

经验四：罢工是成功的关键

上周，在埃及的一个戏剧性的发展，是在各个省城出现的，由工厂工人组成的，要求提供工资和待遇的罢工浪潮。

而在伊朗，开始于油田并传遍全国的罢工活动在打败政权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天然气和煤油（煤油是许多伊朗家庭冬天取暖的燃料，而伊朗的冬天要比埃及的冬天冷得多）的短缺导致了天然气站外长达几个街区的蛇形队伍，很多人已经等待了48小时。

整个晚上，司机们耐心地坐在他们的汽车里，摩托车和手推车里，同时，政府一直在坚称伊朗没有出现石油剥夺。只有精英们和军队能得到石油，他们骄傲地把车开过空荡荡的街道，这一行为也增强了公众反对他们的决心。

罢工（尽管并不总是连续进行）传到了工厂，工业区，甚至传到了发电厂，发电厂进行每天停电4小时。停电的时间正好和国家控制的电视台晚间新闻的时间重合，这是一个战略行为；这样，伊朗人每天就在烛光中吃着晚餐，并通过广播，主要是BBC，来获得消息。

罢工成了运动的脊梁――而且让罢工者加入了示威活动。他们带着经济和心理的力量，跟埃及人一样，伊朗人表现了自己付出过艰难的生活的代价，也要政权下台的决心。

经验五：国家控制媒体的转变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埃及的动荡很有时代特色：示威以发博和推特开始，并通过网络直播，脸书和手机达到了高潮。

甚至当穆巴拉克关闭了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后，高技术通信手段接着开始工作。

伊朗自然没有得到这些好处。但是，国家运营媒体的转变，给了一个举行抗议的好环境。伊朗的Kayhan和Etela’at报，很像埃及的al-Ahram，都是政府的喉舌。当两家报纸第一次展示街上的人在焚烧伊朗国王无处不在的照片的时候（这些照片直到那时还悬挂在每件办公室的墙上，和每个家庭的走廊上），国家已经开始从深处失去了控制。

同样的情况上周也发生在了al-Ahram，这家媒体转向公正地报道新闻。对埃及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是通往真正的媒体自由的开端。在众多正在找寻的自由中，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是取得真正胜利的第一个标志。

尼罗河畔的这一波浪潮看起来似乎已经取得了胜利――但是到目前为止，承诺的改变还没有出现在伊朗人的生活中。尽管人们一片欢腾，过去的旧军队的面孔仍在。如果运动是为了得到一个公正的结果，伊朗的过去也许可以给现在带来一剂现实的良药，幸运的话，就可以照亮埃及的未来――尽管伊朗自己仍然处在阴影之中。

Roxane Farmanfarmaian博士是剑桥大学政治国际研究部的附属讲师。她也是犹他大学中东中心的访问学者。在伊朗革命和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她曾居住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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