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建军：温州动车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
（2011-08-03）
| 早报导读 |
● 涂建军
7月23日，北京至福州的D301次与杭州开往福州的D3115次列车在温州境内追尾，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虽然大陆很快就为国内媒体的报道划了红线，官方媒体也异乎寻常地指出，事故动车是基于国外技术建造，但席卷全国的网络问责风暴却愈演愈烈。虽然事故发生在铁路行业，考虑到高铁和核电都是成功商业化的最大型、最复杂的工程技术，中国政府有必要深刻意识到，这次事故对中国核电发展的警示作用。
中国高铁从2004年前的一无所有，在短短几年做到运营规模及速度世界第一，走完了发达国家近半世纪的历程。与此对比，中国核电规划与高铁的大跃进式建设，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10年底，大陆核电运行装机容量不过1082万千瓦。虽然2007年发改委颁布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计划在2020年前将指标增至4000万千瓦，不过据大陆媒体报道，可能将这个目标大幅上调至7000至8600万甚至是1兆千瓦。
值得庆幸的是，鉴于日本福岛事故的严重性以及对中国民意的巨大冲击，3月16日中国国务院迅速决定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此举标志着政府对核电开发变得更加谨慎。不过很可惜，中国最近又出现了核电大跃进的趋势。7月发布的《国家“十二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明确提到，要在2015年前引进消化美国第三代的AP1000技术，并将单机容量由1000提到1400兆瓦。相对中国的“高效率”，同样的时间，可能还不够一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核电投资人申请项目开工的许可证。
中国的核电和高铁行业，在本质上都是以市场换技术的手段，从国际引进关键技术。除了国产压水反应堆，中国还陆续引进了法国、加拿大、俄罗斯、美国的多种反应堆技术。但是从设计标准化、操作安全、维护简易性的角度来看，在任何一个国家，同时运行维护过多种类的反应堆，都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核电发展模式。因此，中国需要立即限制堆型“八国联军”化的趋势，并集中人力、物力，专注一到两个标准堆型的研究、开发与推广。
核电大跃进的后果更严峻
据报道，中国可能会放弃第二代反应堆，并转而采用包括被动式安全系统的第三代技术。与此对照，这次温州的事故，动车配备了据说能保证绝不追尾的中国列车控制系统。以此类推，不管第三代核电技术理论上如何安全，中国政府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这类没有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安全技术，可以轻易地因为硬件失灵、设计错误或操作经验不足等原因失效。
鉴于中国现行体制下社会矛盾的积累效应，中国领导人有必要从政权稳定的高度，理解重大核电事故可能的冲击效应。1979年三里岛核事故后，民间反核的力量导致美国30多年都没有新建核电站。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加剧了苏联内忧外患的政治局面，并成为苏联解体的催化剂。2011年福岛事故，导致日本首相菅直人被迫承诺会为此下台，并使日本经济遭受重创。中国如果坚持大上快上核电，匆忙上马的大批核反应堆，很可能成为潜在事故的引爆点。如果考虑到人力资源不足的附加风险，任何核电大跃进在中国都可能以核灾难的发生悲剧告终。
福岛核危机后，德国宣布在2022年前彻底退出核电行业。不过由于中德两国国情差别巨大，彻底放弃核电对中国来说并不可取。为了减缓国内诸多的能源和环境挑战，中国的核电装机容量进一步增长应该是无可避免的。即便如此，中国政府必需意识到安全是核电发展之本。脱离开一个稳健的核电中长期规划，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产业升级都不过是镜花水月。
“7·23”温州动车追尾虽然暴露了中国公共项目投资领域，因贪功冒进所引发的诸多矛盾，而且还造成了政府与执政党的公关危机，不过，如果中国领导人能够以该事故为鉴，大力整顿基建投资领域的乱象，并因此能对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的修订三思而后行，那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未尝不算因祸得福。鉴于核电开发的巨大风险与不确定性，发改委2007年公布的2020年国内核电运行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规划目标，短期内不宜上调。如果十二五期间，国内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能够顺利进行，中国2020年核电规划目标，完全可以在十三五期间再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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