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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平：耀邦同志为什么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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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德平 （进入专栏）

胡德平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耀邦长子，1942年11月生于延安。196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68年下放北京军区农场劳动，1971年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1998年起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第一副主席，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2008年3月起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父亲认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

“文革”之前，党内外一些同志就已看到了苏联经济体制、我国计划经济、农业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大跃进”中的问题与弊端。刘少奇、张闻天、邓子恢、孙冶方、卓炯、戴浩天、李云河、杨伟名等同志，均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当时经济体制的批评和改进的要求，就是毛泽东本人对苏联经济模式也有不满。
父亲把苏联的经济模式称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他认为这种经济没有“实在的可行性”，中国共产党人这样勉强坚持下去，“共产主义”只会“遥遥无期”。他看准了一条“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莫须有”的罪名永远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1969年党的九大又在党章上钦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轰轰烈烈的“文革”至此发展到了顶峰。九大召开前夕，父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用他的话来说：“虽然我对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反复教导，仍然一直顽固的不理解”，但他还是要向毛主席进言。这里姑且把这封信称为《耀邦同志给毛泽东主席的建言信》。原信已于1969年3月5日寄送毛主席。
父亲在建言信中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照搬当时还有巨大影响力的苏联模式，他说：“完全缩回到或者基本上缩回到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中去，这是很可悲的。”他还把苏联的经济模式总结为“斯大林时代的计划经济”。
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建设之路，这时已成为他思想中的一个明确观念。13年后的1982年5月，耀邦在和国务院有关部委同志谈消费问题时指出，苏联高积累，加重群众负担的老框框我们不学；追逐高额利润，巧妙剥夺人民财富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更不能学；我国要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新路。
父亲认为，必须走一条与苏联“产品交换”完全不同的创新道路，那就是“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新路。他在论述“亦农亦工、农工结合”的农村经济发展道路时，把劳动力、劳动时间、资金、技术、生活需要、公社集体所有制下各种资源和生产组织形式都考虑到了。从今天改革的实践看，他提出的建议多数已成为现实，而且更加实际、细化。我国农村的企业，先以社队企业的面目出现，以后变为乡镇企业，最后又分化出多种所有制企业。和今天相比，他的建言只有不足，并没有过分之处。在九大期间，他给毛主席写这样的信，可不是儿戏，因为这是一条与“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相反的经济发展路线。
父亲在上世纪改革初期，就积极呼吁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办企业，要社办、队办、联户办、户办四个轮子一齐转，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当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期间，他又情不自禁地称赞这是“异军突起”、“方兴未艾”，希望它占据经济总量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
改革之前，政府直属的国有企业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有全民巨大资源，但和全国人民的利益没有直接挂钩，全民既不知对企业的权益何在，企业也不知对全民有何义务。
父亲向毛主席大胆直言，全民所有制企业必须要改，全民所有制要有实际内容。他说：“害怕破除那个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全民所有，反而落得个全民皆无，或者全民皆困；丢掉那个把人们头脑缚得死死的空空洞洞的全民所有，倒反而能够实实在在地比较迅速地使全民皆有，全民皆富。”他认为要把“全民所无”、“全民皆困”变为“全民皆有”、“全民皆富”，就应给地方、集体共享全民所有的资源，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社队企业，以壮大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基础。
父亲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资源是全民的，国家可以开矿，地方政府可以开矿，社队企业可以开矿。也就是说，他主张“地尽其利，资源共享，人尽其才”。1969年，他被打倒了，毛泽东让他来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在当时，只要不发表任何言论，拥护“文革”，就可以做中央委员。但他说，除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轻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事业之外，原则上公社可以通过上级规划，通过协商联合起来，地尽其利地有计划地兴办一切可能兴办的工业。
后来父亲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以后，就没有任何偏见地支持工商个体户、个体经济，并把从事这一自谋生路的职业和事业称为“光彩事业”。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
我记得上小学时，一位女同学写过一篇作文，描写她在夏天穿了一件花色鲜艳的布拉吉，立即遭到周围同学的讥笑和讽刺，说她爱美，爱打扮，但她内心充满了一种少年女生的愉悦。她的内心独白是：“今天我穿花衣服，明天你们就会穿上更美的连衣裙！”语文老师向全班同学朗诵了她的作文。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当时穿花衣服的号召，就是团中央发起的。父亲当然是最积极的策划人，并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国家为此增加了税收，时为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为此喜上眉梢。这是我记忆中父亲第一次倡导消费。改革开放后，耀邦率先穿起西装。为此，一些民主党派的老同志给他写信：中央提倡的都好，就是穿西装不好，因为西装不是我们的，应该穿中山装……他在大会上解释：中山装也不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服装，是孙中山先生引进后改装的。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出身于湖湘文化之地的父亲来说，故乡文化对他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上初中时，父亲就说过：以后几个孩子，谁上初中，家里可以给他买辆自行车；上高中，可以给一块手表；上大学，可以给一架照相机。他对家人如此，对全国的青少年也有此“梦想”。改革之初，他就和身边的人讨论，要让青年人学些什么技艺呢？他提出应该训练青年人开汽车。据李汉平回忆：1984年我们家从富强胡同6号搬到现在的住址，中央警卫局也给他分了一套居室，汉平同志想把原来的住房留下。父亲对他说，富强胡同我家的房子要还给团中央，一间也不要留。你的房子也要还给机关。以后总有一天我们的老百姓可以用自己的钱买汽车、买房子。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80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第一次面对被拆迁群众】

1952年1月8日，时任川北区党委书记和行署主任的父亲在南充市检查工作。在步行途中，又检查了南充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和工人俱乐部。这时许多拆迁户向父亲围了上来，纷纷诉说拆迁中的问题。当时政府威信很高，拆迁户也给足了领导们面子，虽无起哄闹事，但像这种直面的批评和意见反映，对父亲来说还是第一次。父亲耐心听取拆迁户的意见，又看到两处工程都存在大量浪费现象，拆迁民房过多，当场指示因陋就简结束工人俱乐部全部工程，不准继续拆迁民房；并在1月10日致信南充市市长吴致中，请吴市长在南充市召开的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宣读父亲写给大会的一封信，信中第二个问题写道：
一年多来，公家修建房屋，不仅浪费很大，而且因为收回了大量国有土地，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使政府财产与政府威望遭受了许多损失。在这个问题上，我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应向人民群众检讨。（《胡耀邦在川北》）
此事在1983年4月8日的四川《文摘周报》亦有报道。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在解放初期对城市房地产问题上的一些朴素思考：
首先，新政府收购民房，购买城市土地，将其性质变为国有土地，是形势发展的必然，并无不可，但父亲认为，政府对这些土地的利用必须兢兢业业，精打细算，绝不能因替公家办事就大手大脚，华而不实。比如，修建南充市人民政府大楼，是1950年7月30日破土动工的，川北各界曾为此欢呼，父亲并为此欣然提笔：“建设人民新川北第一基石。”但当他看到市政府的围墙修得比较“华丽”，就立即进行了批评！还有，政府“购买了大批民房，特别是将其中一部分拆掉”，把原有的使用价值变为无用，岂不也是浪费。
其次，父亲认为在城市建设中，必然会产生公私矛盾，即国家用地利益和居民私有财产的矛盾。怎么解决？一定要对被征收、征用方的私有财产进行合理补偿，对人要妥善安置。在信中他写道：
所购买的民房，是否还有没全部合理地给足购买金的，所收回的国有土地户，是否还有没全部妥善安置的，如发现有，务须由修建机关立即并合理地予以补偿和安置。不办或拖延者，以违纪论处。
第三，在公私矛盾严重之时，政府应起带头、疏解作用。父亲还在信中谈道：
据说现在市内民房不足，尚有一些市民租不到房子住，为此，特明确规定：
1.自即日起，一切机关、部队、团体均不得再购买一间民房，违者以违纪论处。
2.在15天内，腾出150间左右的公家房屋，以稍低于市价房租，租给无房可租的市民居住。
3.公家新建居民区的房屋租金是否尚高，如高了一些，应即再减低一点。
由于政府、部队带头，南充市城建和居民住房等方面的矛盾处理得还算比较好，解决了拆迁户和政府用地的矛盾，也未留下什么后遗症。
最后，父亲还检查了自己的“官僚主义”。建国以后，“官僚主义”是党内最早提出的主要危险倾向之一，人人难免。父亲也在所难免，但他深恶痛绝的是那种“死官僚”的作风和架势。
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至此，父亲开始参与我党全局工作的研究和决策。1979年是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要安排回城知识青年700多万至1000万人就业。700万人就是700万个家庭，最少牵连城市3000万人口。1979年7月4日耀邦同志在中宣部一次会议上说：
城市现在是什么问题？一是就业问题，二是物价问题，三是房子问题。中央是清楚的。房子问题今年抓得太晚了。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今年抓不住了，明年一定要抓住，就是要抓住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胡耀邦思想年谱》）
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父亲被选为中央常委和总书记。1980年7月，也就是距父亲1979年7月讲房子问题后的整整一年，他对党政机关、部队挤占群众私房问题做出批示，北京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很快就颁布了“京发（1980）140号”文件，落实私房政策，还颁发了新制作的房产证，时为1980年9月18日。

【“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

“文革”初期和父亲谈话，我总是张口一个阶级斗争，闭口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他开始还耐着性子听。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亲问起北大、社会上的“文革”情况，我又一次念经似地说起阶级斗争长、阶级斗争短的老套来。这一次，他开口了，开始语气非常平静：你翻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毛主席在苏区红军时期就说，“要造就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不能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突然他加重语气，把手一挥，大声说：“德平！你不是老说阶级斗争吗？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说经济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我还想辩解什么，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早在1966年8月，团中央已经改组了。“中央文革”有人说，“团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说右得不能再右了。父亲这番话，是否又有“右倾”之嫌呢？但他说得那么认真、威严、斩钉截铁，又指出了毛主席写的是哪篇文章、哪个时间、哪段话，既然战争年代都把生产建设视为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和平年代不是更有理由搞好生产建设吗？自奉为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年轻人，能不考虑吗？父亲虽没说服我，但对“文革”的理性思考不知不觉就始于这类思想交流之中。他的教诲使我终身难忘。
1971年，当时全国上下大批资本主义，大兴“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时父亲已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虽已获“解放”，但尚未被安排工作，“赋闲”在家。那时，我还在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工作。有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有些地方纷纷关闭农村集市贸易的自由市场，不由地深深叹了一口气。他突然问我：“什么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当即回答说：“那就是有资本家、有资本还有剩余劳动。”他又问：“那你看这集贸市场呢？”我说：“那也是啊！沾到钱了，沾到交换了嘛。”他说：“你错了，你还是个大学生啊！你们学过《资本论》没有？”我说：“没好好学”。于是，父亲详尽讲解了物物交换和资本增值，分析了农村集贸市场的交易方式与资本增值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当时父亲说：“我们现在老是批判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实际上我们的马列主义的认识水平和学习已经降到最低点。”
有一天，父亲又问我：“你对斗私批修怎么看？”我说：“私是万恶之源。”父亲问：“你是唯物论还是唯心论？”我说：“当然是唯物论啊！”父亲说：“不对。私心、私的观念是意识形态问题，你不能把这个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他说，个人利益、个人愿望应该是合理的。虽然还在“文革”中，父亲就能够非常清楚地把私有制和私有观念严格区分开来，对当时盛极一时的极左路线的方针政策有着深刻的思考。
父亲在“文革”中期也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不能反潮流，但总能抗潮流吧！”从当时的荒唐混乱之中，他更坚定了共产党执政以后必须做好经济工作的决心。
解决知青返城问题、青年人的就业问题、社会上的待业问题，这是耀邦同志进入中央领导层以后，主持参与解决的第一批问题。
1979年是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滚滚，怨气难平，西双版纳农场知青下跪请愿，群体卧轨，7万人罢工事件，震惊中南海。当时，华国锋和胡耀邦对下乡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决问题时，刚开始还停留在怎样改进工作，加强领导，制止干部违法乱纪的思路上。
当年5月29日，父亲在听取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工作汇报时，触及知青返城问题，他立即和全国的就业问题联系起来。他说：“要下决心解决就业问题。有关这方面的好经验你们要登报。要不厌其烦，不惜篇幅。知青办应推荐。”（《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3日、14日、15日，父亲抱着“要把就业问题说到家”的态度，一口气谈了三次就业问题，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有着十分惊人的前瞻性和准确的判断力。在30年前改革开放尚未完全启动时，他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有企业不如民营企业（当时叫集体企业）对就业的贡献大，并要求大力发展服务业。
父亲有个习惯，爱记数字，爱算账，对数字的加减乘除得心应手，尤其是对经济问题。他说：“现在有几百万青年要就业，今后每年要增300万……现在700万，再过几年2000万待业人员怎么办呢？”
当时，我党在宣传上把“失业”称为“待业”，对此父亲非常不以为然，认为没必要掩盖社会矛盾、自欺欺人。他说：“要着重谈一个问题，把城市几百万待业青年安排好。我们用‘待业’两个字，外国人说他们本来是失业，要把问题说到家。”（《胡耀邦思想年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馆：“北京新大北照相馆，青年组织起来，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选景，态度很好，邮寄不要钱，顾客很多，一天赚五元钱，等于十三级干部。放手搞，自负盈亏，搞点税收。”（《胡耀邦思想年谱》）他反问：“服务不光彩？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什么不光彩？”

【我看温总理的纪念文章】

2010年9月15日，我从南京回到北京，看到“纵览中国”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为《胡耀邦家人如何看待温家宝》（下称《看待》）。《看待》所针对的是温家宝总理2010年4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
《看待》提到我，说我对温总理的文章“冷笑一声说，什么呀，他哪里是纪念老爷子，除了沾老爷子的光，他什么也没做过”。
真实情况是，2010年4月中旬，我和几个企业家朋友应邀正在新疆伊犁州考察一个生物能源项目。15日早饭前散步，同行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温总理发表了《再访兴义忆耀邦》一文。我当时一惊，没有多想，即刻给在北京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达对总理尊重历史的敬意。第二天，同行的段永基找来文章的传真稿，我才认真拜读完毕。当时见到的新疆党政领导也表示文章写得感人。后回到北京，我还和秘书谈起，觉得温总理的文章写得平实诚恳，我相信没有谁违背作者意图大删大加大改过，也不像集体正式讨论后的纪念稿，完全是总理自己的手笔，一气呵成。难为总理了。我想，就不要再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打扰了。
这都有我的日记为证，何有《看待》所称“冷笑”之说？况且四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都称呼父亲为爸爸，称呼母亲为妈妈，老爷子长、老爷子短的称谓绝不会挂在我们嘴上。至于谁沾了父亲的光，谁欠了父亲的情，我们心中也少有个人的恩怨芥蒂。因为父亲在“文革”中，对我们兄妹有过非常生动、深刻的教育。他说：“毛泽东思想重要不重要？毛主席的接班人重要不重要？都重要！但放在第一位重要的还是毛主席开创的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就是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伟大祖国。革命自有后来人嘛！”他对热心于伟大事业的年轻人、中青年干部充满着关心与希望，对背离这一崇高事业，为追逐权、利、禄而迷失方向的干部总是痛心疾首，甚至愤怒。
父亲退下来以后，如果见到过去曾在他领导下的中青年干部还在工作，总是非常欣慰地说：还在工作，还用你，很好！做好工作吧！这种话就对家宝同志说过几次。
家宝同志和书记处许多同志都记得，1985年11月20日是父亲70岁的生日。那天是不是在家中吃的晚饭我已记不清楚，晚饭之后，他还沉思踱步在勤政殿的走廊上考虑国是。温总理在文章中说：“他的言传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只要是有良知的共产党干部都会理解这句话中的感情和意义。“男儿有泪不轻弹”，此情此景，今日回想起来，难免让人落泪。
1990年12月，父亲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家宝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对党中央的安排，我们全家表示感谢。一路上家宝同志及所有中办同志对母亲非常尊重，我们全家也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何有《看待》所称“暖人的眼神”全无之态？家宝同志既有此行，怎么又会如《看待》所说，反对耀邦同志九十周年的纪念会呢？为了这次纪念会，温总理还给我家提供了一张父亲、锦涛同志和他在贵州与地方干部合影的照片。母亲也出席了纪念会。这都有公开资料可查，该文竟硬说母亲拒绝出席会议，真是太藐视广大读者的记忆了。
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家宝同志出任国务院总理。大会结束以后，温总理马上就拜访了母亲。母亲除了祝贺，就是希望他谈谈国内的经济形势。她对历届来家中探望的中央领导人也从未提出过什么个人要求。
父亲当年选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时，有一个原则，就是要选一个“生面孔”的人到中办，选好以后，就要努力工作，不能串门子。他很为这种选拔干部的方法而自得。他认为党内外的中青年干部这么多，怎么能老在熟人中间、在门第中间做文章呢？父亲那种对干部一视同仁，又以干好事业为标准选拔干部的眼光，我拥护。
有人会问：温总理为何写这篇文章？我认为，对于我党历史上被肯定的代表人物，人人可以写纪念文章，为何总理就不行？当然人非完人，都有其局限性和过失，若因此就成为媒体的禁忌，这才是大问题。这么做到底对谁有利？
也有人说，有人说话太多，有作秀之嫌。当然每个领导人的言行都要受实践的检验，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许多干部言不及义的假大空话太多，或是一脸木然，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不作为。中国人民真该认真想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民公仆。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来见我父亲】

我没有带锦涛同志去见父亲，我要澄清这一点。很多外国记者，尤其是日本记者很喜欢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做澄清后他们都不登出我的观点。2008年，我去日本访问，《日本产经新闻》记者又问这个问题。我说，你要是问我这事，我们能不能达成一笔交易，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一定得登。他说可以。我就告诉他，没有这回事，我当时没有去党校，也没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和锦涛同志一起学习过。真实情况就是这样的。锦涛同志的进步不是凭个人关系，也不是凭亲朋好友提拔上来的。
这家报社刊登以后，我从日本回来将这个报道交给了当时的一个政治局委员、一个书记处书记。我说这是我的一个澄清，这对我们党的民主生活好。对我们国家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这是个真实的反应。
但这并不是说与胡锦涛主席没有交往。1984年，胡耀邦视察湖北，胡锦涛陪同前往，我当时任湖北整党联络组组员，也与之同行，一路上也有交谈。
耀邦同志退休后，锦涛同志也来，现在每年春节就会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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