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的观察，周围的许多年轻家长不懂得梁漱溟早就阐述过的基于生命哲学的教育方法。我们的未来正走向毁灭，因为过分商业化的儿童早期教育和家长们自己教育的失败。这样，我计划写一系列早期教育的文章，从脑科学角度重申旧教育的正确方面和审理目前教育的可能不正确的方面。
脑科学视角下的儿童早期教育（之一）
汪丁丁
今天，家长们普遍关注儿童的早期教育。遗憾的是，主要由于中国教育事业的过分商业化，其次由于幼儿教育者的收入相对而言较低从而缺乏符合现代教育资格的幼教师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在中国，儿童早期教育的方法与内容，普遍地不正确。所谓“正确”的知识，根据现代认识论的定义，就是在我们共同关注的知识领域内已经达成足够普遍共识的那些知识。与儿童早期教育密切相关的脑科学当代研究成果，在上世纪末叶已开始融入经济发达各国的教育过程。这篇文章，旨在概述脑科学视角下儿童早期教育的正确过程。
香港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相关的合作单位自2002年以来发表的几篇脑呈像研究报告表明，以中文为母语的受试者目视英文时所激活的脑区，与以英文为母语的受试者目视英文时所激活的脑区有显著差异。这一差异的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对英文的辨识过程，伴随了比以英文为母语的人相比而言强烈得多的大脑右半球活动。换句话说，像形文字，既便已经被符号化到了今天这样的抽象程度，仍然激活了它的使用者的形象思维能力和社会认知能力。而拼音文字则只激活它的使用者的抽象思维能力（大脑左半球的若干脑区）。
以拼音文字为思考的基本方式的西方学者，处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面从而被当时当地的社会交往过程不断地塑型着，怎样认识“心－身”关系呢？根据我的阅读，近代以来，在“央格鲁－美利坚”思想传统中，詹姆士、米德、和布鲁默尔的反思性观点影响最大。在欧陆思想传统中，马赫、齐美尔、和埃利亚斯的反思性观点，或许影响最大。这两大思想传统都力图摆脱笛卡儿的“心－身”二元论立场，把心智和肉身看作是基于同一类因素的“现象”。在诸家学说当中，我认为，马赫思路的影响至今未衰。经过了怀特海晚年著作（《过程与实在》）的传播，由马赫、伯格森、詹姆士开创的这一思路，在当代被称为“发生哲学”。
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极大差异，中国文字塑造的中国人的“身-心”思维，是一体化的。惟其如此，中文以同一汉字“心”表示情感的、身体的、和智能的心，并且中国哲学传统的主流是心物合一的从而始终没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区分。
为说明我们人类在开发自己的脑的能力方面处于多么落后的局面，我邀请读者仔细审视下面这组大脑神经元网络图（引自1998年出版的卡特的著作《心智地图》，英文版）：
左图是新生儿大脑的神经元连接状况，即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分布，可称为“疏松”。当儿童发育到六岁左右时，如中图所示，脑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分布表现出的错综复杂，可称为“密集”。最后，大约在十岁以前，见右图，儿童的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再度变得“疏松”但远为“粗壮”，这是经过了学习和建构了对世界的基本想象方式之后的疏松，故而，可称为“成熟”。从疏松到成熟，为了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如农民为庄稼间苗一样，大自然也给脑内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纽带间苗。
这样，儿童大脑在六岁的时候，大约已经获得了超过成人两倍的神经元之间连接纽带的数量。在其后的“间苗”期间，儿童的认知结构、情感结构、人格结构，这三类基本的、决定了人生命运的心智结构，就开始“定型”——除非发生特别深刻和震撼性的个人事件，这些基本结构不会有很显著的改变。用中国民间流传着的看法表述，就是“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依然记得自己儿童时期的“特异功能”，最常见和典型的，是“看见声音”和“听见色彩”。脑科学研究表明，儿童在十岁以前的“间苗”过程中，视觉区（枕叶）和听觉区（颞叶）交界处尚未定型，这使得许多儿童具有音乐天才和绘画天才的那种对声音和色彩的直觉能力。随着“间苗”过程接近结束，我们便逐渐丧失了这些特异功能，成长为普通人了。
当然，我还可以列举与上述类似的人脑在其他方面的直觉能力。不过，我们所处的局面已经很明显：我们原本可以拥有强大得多的直觉能力，却因为自然演化和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认知考古学者和演化心理学者已经达成共识性的看法：今天决定着我们的认知结构、心智结构、和情感结构的基因交互作用过程，定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那时，我们人类尚处于“狩猎与根块采集”的生产方式中，面临着与今天完全不同的生存压力和社会交往环境。可惜，与文化的演化相比，基因演化异常缓慢。今天，当人类极端需要把思维能力上升到新的、以直觉为主要形态的层次时，她却发现自己大脑的基因过程还停留在新石器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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