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69期：一个展示了百度管理文化的人，难道不代表最真实的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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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5月10日—17日 这一周，已停播多年的湖南卫视音乐综艺节目《我是歌手》（第九季）于近期复播，导演洪啸大胆采用了全新的赛制，要求歌手“全开麦、不修音、one take”。其中，“one take”指的是无论现场发生任何状况，歌手都必须一次成型地完成演唱，并采用真live真直播的播出形式直面公众。此外，导演还邀请了其他国家的歌手进行同台竞演。如此严格的要求导致“许多歌手婉拒邀请”，最终确认的首发阵容与预告名单有很大出入。在节目开始之后，令观众没有没想到的是，来自美国的香缇·摩尔以及加拿大的凡希亚·奥伊亚上演了对一众华语歌手的“全方位吊打”，两位在舞台上的歌唱水准、情感投入、舞台表现力及松弛感都显得难以挑剔，几乎无争议的斩获第一、第二。原本被认为夺冠无悬念的实力派唱将那英只排到了第三。其余几位的排名争夺显得存在感薄弱，有人甚至调侃为“集体争第七”。（PS.不过其中风格独特的二手玫瑰乐队还是为节目带来了些民乐与摇滚的全新碰撞。）显然，仅仅第一场的竞赛，就让不少网民看到了华语乐坛与世界前沿水准间存在的差距，内娱长期以来“自我澎湃”的遮羞布被瞬间掀开，这种差距还被网友形容为“格莱美大战优乐美”。
随后，一种莫名其妙但又预料之中的情绪爆发了，先是歌手韩红在微博主动要求代表中国“请战”，之后又有网民开始“帮那英摇人”，周深、腾格尔、龚琳娜、凤凰传奇、宋祖英等歌手陆续被列入了所谓的“国家队名单”。在某些人看来，这场歌唱比赛已经与列强入侵无异，是一场关乎民族尊严的“华语乐坛保卫战”。57岁的满族人那英被人PS成了《走向共和》中的晚清慈禧太后，并附上剧中的知名台词“我要洋人死”。其实，“五旬老太守国门”、“对抗洋人是叶赫那拉氏的命”等网络梗的热传，一方面严重误读了近代历史（认定慈禧是反击侵略的抵抗派），另一方面则暴露了“音乐救国”情绪背后的自卑心态。对此，有网友形容——“《我是歌手》现在的感觉已经往《霍元甲》发展了，外国大力士摆下擂台，已经全国直播打翻了几个知名武术家，全国人民怒了，正在呼唤高手找回场子。”其实早在多年前，"CHINA NO.1"就已成为了海外嘲讽中国游戏玩家的一个梗，因为许多中国玩家总是希望在游戏中取胜，甚至不惜开挂作弊，最终公开宣布中国第一时，他们总是能获得巨大的满足。这种巨婴心态当然也部分显现在了《我是歌手》上，原本它只是场音乐领域的同台切磋，最终却蹭上了国家、民族、文化等大词，上演了一出抵抗外来入侵的荒诞戏码。另外，还有一些网友一针见血的指出了以下四点：1.大陆乐坛其实不应该拉上台湾凑数。2.被实力碾压并不需要动用“八国联军”。3.评所谓“国家队”不能只选宋祖英而不选彭麻麻。4.中外歌手的实力差距只是相对较小的领域，政治文明与领导人素养的差距，才是最大的分野。
5月13日是中国公民记者张展在经历了四年牢狱之灾后刑满释放的日子，但她却在出狱之后失踪，其朋友和支持者都无从得知她的下落。美国驻华大使馆与5月17日在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声明文章，对张展的现状深表关切，该文至今已有超过10w+阅读。2020年初春，张展独自进入已经因新冠疫情封城的武汉，用视频及文字纪录了当地市民的困境，并独家发布了从医院、社区等地拍摄的视频片段。当年年底，张展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留，她坚称自己无罪，随后被法院判囚四年。张展是前往武汉报道疫情的四位公民记者（张展、陈秋实、方斌、李泽华）之中被判刑最重的一位，但她在初期所获得的关注远没有其他三位多。2021年11月，张展的家人称“狱中身高177厘米的张展体重不足40公斤”，身体状况羸弱不堪。这是因为身为基督徒的她长期在狱中进行半绝食抗争。持续关注张展案的王剑虹表示，张展的绝食是一种殉道的精神，也是她认定的唯一的抗争手段。目前，已经出狱的张展的身体和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人们不得而知。显然，即使出狱后，张展也无法完全获得自由。她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仍会处于中国政府的软禁或监控之下。就在张展出狱后不久，又有消息传出，拍摄反对疫情封控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的导演陈品霖（又名Plato）在上月被上海方面提起公诉（理由也是“寻衅滋事罪”），而导演娄烨16日在戛纳电影节首映的新作《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也因讲述了一个关于武汉封城的故事，还原了一些“不正确的集体记忆”而在墙内被禁评。无论是疫情开始还是疫情结束，中共对于“不正确历史记忆”的打压从未终止。本周，流亡海外的上海“白纸运动”亲历者夏巢川在日内瓦人权与民主峰会上发表了一番演讲引关注，她坦言白纸运动后被关押的37天让自己“几乎看不到生与死的界限”，如今当局的镇压仍在持续，“女权和同性恋活动几乎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记者和律师在狱中虚度光阴，对维族藏族的种族清洗仍在继续…他们希望我们忘记，他们希望我们对我们自己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我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但我们的声音不会被压制。我们的存在永远不会被审查。”
图为网友对夏巢川举白纸照片的再创作
一周荐读：
2020年初春，她独自进入已经封城的武汉，用影像和文字展示真相，记录下这所城市所罹遭的苦难。她是张展，1983年生，陕西咸阳人，本硕均毕业于西南财经政法大学，曾经作为金融人才引入上海，还从事过律师工作。她曾在一家证券公司做投资人，收入不菲。在成为一名抗争者之前，她过着极其优渥的生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中产阶级和既得利益者”。
一周百科：
国际金融中心遗址是2023年在中文圈兴起的网络流行语，用来讽刺原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实行“港版国安法”以及特区政府一些条例倒行逆施，金融中心的地位每况愈下，曾经的繁荣和辉煌已然不再，故而戏称为“遗址”。自2007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发布以来，香港就长期位居前五名。而在金融业界，香港通常被视为继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
一周关注：
一会是“五旬老太守国门”，一会是“华语乐坛保卫战”，一会是“帮那英摇人”，一会又是“韩红实名请战”……就像网友说的：那个《我是歌手》现在的感觉已经往《霍元甲》发展了，外国大力士摆下擂台，已经全国直播打翻了几个知名武术家，全国人民怒了，正在呼唤高手找回场子。形象无比。
5.12我又回到银厂沟，来到当年被埋的地方，满目青山，已经没有一丝地震留下的痕迹。大自然的自愈能力很强，人心却还有不可磨灭的伤痕。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几乎每一年，我都要回到这里，祭奠当初一起埋在废墟里却没能活着出来的人，这是一个承诺，我坚持了十六年。
5月16日，中国独立导演娄烨的最新作品《一部未完成的电影（An Unfinished Film）》在第77届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首映，随后在中文互联网上引发广泛讨论。许多看过影片的网民给出了高度评价，表示影片唤醒了自己对三年疫情时期的记忆，赞扬导演娄烨在创作过程中的勇气和才华，评价他“完全没有审查包袱”。然而，目前豆瓣相关条目下的所有短评已被全部清空，评论这部电影及娄烨的公众号文章也被删除。
一周惊奇：
2024年以来，事发路段的信号灯已经不止一次发生过故障。2024年才过去不到半年，为什么信号灯多次发生故障？是线路问题，还是灯的问题？很显然，正因为多次故障，多次维修，才导致再一次故障后，相关部门懈怠了。再就是渣土车….一起事故，绝都不是某个单方面的问题和故障，都是魔鬼细节叠加的结果。信号灯的无人维修，渣土车的无人管理，以及大巴车司机的安全意识，多方叠加之下，悲剧发生了。
卷其实不是最可怕的，因为会让人觉得努力会有回报。但偏偏，有人不用卷。有优秀的年轻学者因压力和考评自杀，但有人脉关系的早早有人安排好了前程。
- LoveMattersPRO｜情况比预想的严峻，小红书删除“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标签
小红书最近悄悄删除了"独立女性"和"女权主义"两个标签词，这一改变不仅仅影响了平台上相关内容的可见性和可搜索性，更反映了社会在性别平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一周讽刺：
那位地铁上的年轻人所流露出来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化一直优越，我们自家的东西就足够好，没什么必要去吸纳国外的。这乍看起来是自信的，但在本质上却是自我封闭的。真正的自信，没有必要非得如何论证自身的文化优越性。
自从普京2000年首次就任总统以来，已过去24年，中国历经了高速发展时期和稳步发展时期，中国股市经历大起大落，已有8任证监会主席上下求索，而中国股民的心情，可用一首诗来形容：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股市岁月催。红红绿绿都成空，不胜人间一场醉。
如果这是发生在2009年，向水费涨价开出“第一枪”的，应该是南方都市报评论部，可能会在第一时间刊发社论，质疑涨价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标题可能是《广州水费涨价能否当得起改革之名？》，而后，该报广州新闻部也会重点报道之。
这样一位有大成就的数学家，在讨论属于他专业领域的数学问题时，就因为说了几句不那么好听的话，就被一些连微积分都看不懂的人斥为坏人，还给扣上了一顶汉奸公知的帽子。这是中文网络的一大奇观。
一周声音：
- 风慢慢｜官方《情况通报》，正成为知法违法的遮羞布
- 鱼眼观察｜被这则官方通报惊到了
- 历史押韵｜开眼了，个旧运政“碰瓷式执法”真是细思极恐，颠覆三观
- 天下说法｜垂帘听审，正在没羞没臊地摧毁二审终审制度
- 北青深一度｜庭审被上级法官“遥控”，证据就在审判席上
我担心，海西中院和个旧政府的“情况通报”，已经成为权力机关应对执法人员知法违法时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包括以下要件。1.指出受害者一方“情况恶劣”；2.执法人员违法是迫不得已；3.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被定义为“不规范”、“不当”；4.必须加一句“不信谣、不传谣”。
在我看来，“小镇做题家”是农村和小镇学生所建构的一种独特社会形象，它和客观能力无关，更多地是关于个人的生存心态和人生探索。我更想强调的是，它更是一种特别的反身性思考。当我们在考虑自己的处境并想着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在跟命运协商并进行反击了。
如果公众不能了解经济运作的真相，企业的舆论环境就不会得到改善。这才是大型企业最重要的公关任务，是企业与公众关系的基础工程。在营销思维主导下，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甚至有些大企业的公关操作，还主动迎合民粹，大打所谓的“民族主义牌”，段位拉低到了“香飘飘”之流。
一周故事：
即便远不如2013年之前那样的开放自由，但是现在每每回想起当年的日子，却总觉得是活在梦里。甚至“膜蛤”这类在大陆被屏蔽的话题也可以成为我们课堂汇报的主题。那时候我们相信，包容与开放终将成为时代的主流，我们也都会拥有光明的未来。
- 青年志Youthology｜当一位女性决定反击性骚扰
- 奴隶社会｜《我的阿勒泰》：聊聊剧中的女性主义
- 青年志Youthology｜当招聘方称“我们想招一位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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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反击之前，陆婧经历了漫长的自我斗争。陆婧的故事，也是所有女性共同的故事。当一位女性决定反击性侵害，她需要面对取证难，面对文化中经年累月的性羞耻，面对反复询问，却不一定能得到理想的结果。最终，她们中的少数人选择站出来。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
这是80岁的妈妈林秀莉和50岁的女儿巫昂的同居故事。最初引起我好奇的是巫昂的一篇文章，她写道，“终于感受到有一个妻子的男作家有多快乐和专注了。”文中的“妻子”是她的妈妈。起初我觉得这样的母女故事在生活里并不少见，在传统叙事里，母亲往往是奉献和牺牲的角色。但分别联系两人后，我在这对母女身上，看到了母女关系的另一种可能。
